4月5日，在新加坡打工的外籍勞工葛強收到通知，他所在的宿舍區的工人將不被准許離開宿舍。第二天，葛強開始出現了新冠肺炎症狀，隨後確診。一天後，葛強所在的建築工地宣布停工，兩周後，大量依賴外勞的新加坡建築工程全面停工。
作爲抗疫“模範生”，剛剛壓平了疫情曲線的新加坡在3月底、4月初遭遇疫情的第二波暴發——以外籍勞工群體爲主的聚集性感染。
無獨有偶，兩個多月後，作爲歐洲抗疫“模範生”的德國，也因勞工群體的聚集性感染而出現了新的一波疫情。據新華社，德國西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北威州）居特斯洛縣一家肉聯廠近日發生新冠聚集性疫情，截至21日下午，6139名員工完成核酸檢測，確診感染人數上升至1331人，其中5人處于重症監護中。
“全球化”時代下，外籍勞工群體成爲許多較發達國家維持高速發展的“必需品”。當前，遍布全球的外籍勞工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移民”現象：他們不會也往往無法入籍當地，卻成爲當地社會運轉的重要一環；身處異國他鄉的他們，或處于灰色邊緣，或依照法律被嚴苛地區別對待。
而當新冠肺炎疫情來襲之後，生活條件艱苦、居住密集的外籍勞工往往更無力直面病毒的侵害。
專注移民權利的機構migration-rights.org負責人瓦尼·薩拉斯瓦特（Vani Saraswathi）近日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采訪時指出，疫情暴露了外籍勞工一直處于不平等的境況中：疫情之前，他們面臨的問題可能是種族歧視、薪酬與勞動不對等、居住環境糟糕等困難；疫情大流行下，外籍勞工難以回家、難以保持社交距離，陷入“新冠困境”。
不僅如此，疫情帶來的全球經濟疲軟，預計還將更長久地影響著低技能勞工群體脆弱的生存狀況。據聯合國新聞網站6月19日報道，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當天發布的有關新冠病毒大流行和勞工世界的政策簡報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使勞工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數億工作崗位已經流失，疫情造成的大量失業和收入損失在社會、政治和經濟方面不斷侵蝕社會融合，破壞國家和地區穩定。
稍令人欣慰的是，在許多國家，外籍勞工的新冠病毒檢測和治療費用均由所在國政府承擔。但僅僅治病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全球外籍勞工的“新冠困境”，無疑更應該促使有關各方開始反思，如何來看待勞工與本地社會的關系。
抗疫“模範”的漏洞
無論如何，葛強說自己是“幸運”的。
他告訴澎湃新聞，在接到禁足通知的第二天（4月6日），自己起床後感覺渾身酸痛，還發了高燒，隨後被宿舍樓工作人員安排上救護車，送至新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治療。
在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後，葛強得到了及時救治，並且症狀輕微。“我沒遭什麽罪。”他說，病愈出院後，他又被新加坡政府安排到酒店隔離，一日三餐安排妥當，沒有額外的花銷。
對葛強來說，未知數僅是自己能否順利拿到4月、5月的工資。“反正本來就賺得不多。”他說，渡過一劫後，自己只關心何時才能回家。
外籍勞工群體在新加坡被稱作“客工”。總人口約570萬的新加坡約有客工32.3萬人，他們主要從事建築業、制造業等本地人較少從事的行業，多來自印度、孟加拉國、中國、緬甸等國。
葛強此前居住的S11榜鵝客工宿舍（以下簡稱S11宿舍）是新加坡3月底暴發的外籍勞工疫情的“重災區”，由于內部感染人數不斷攀升，這裏于4月5日被列爲隔離區，工人不被允許離開宿舍。直到進入6月，因外勞疫情而全面停工的新加坡的建築項目等外勞聚集行業才逐步恢複。
不過，至今，新加坡外勞群體的疫情仍未完全平息。新加坡衛生部6月22日公布，截至當天中午12時，該國新增218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達42313例。新增的確診病例仍以住在宿舍區的外籍勞工爲主。
在政府與資方安排的“客工宿舍”裏，葛強與11個同事共享一個房間。“哪怕空間不算擁擠，這麽多人擠在一個房間，每棟樓又有上千人共用洗手間，疫情暴發並不意外。”葛強向澎湃新聞表示。
與新加坡一樣沒能堵住外勞聚集性感染漏洞的，還有同樣依賴外勞的德國。
據《紐約時報》等外媒報道，4月11月，在德國西南部農場工作的羅馬尼亞勞工尼古拉·巴汗（Nicolae Bahan）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關于這一事件的報道引起公衆關注。然而，公衆的關注並未能阻擋疫情的蔓延。
5月上旬，德國兩家肉類加工企業發生聚集性感染事件，數百人檢測呈陽性。到了6月，德國北威州居特斯洛縣雷達-維登布呂克鎮、隸屬于德國最大肉類加工企業之一滕尼斯的一家肉類加工廠暴發的聚集性感染再度引發德國國內甚至全球的關注。
滕尼斯工廠的大多數員工來自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其中許多人住在工廠附近的宿舍內。據德國媒體及《華爾街日報》報道，滕尼斯公司質量管理負責人格雷翁·舒爾策·阿爾特霍夫（Gereon Schulze Althoff）在17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許多外籍工人在最近的周末回家，其中一些人可能在旅途中感染了病毒，將其帶回德國。
事發的加工廠已于17日被當地政府下令關閉，但確診人數的增長並未因此顯著緩解。
與此同時，員工主要來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移民、通常居住在擁擠的集體宿舍中的美國多地的肉類加工廠，也暴發了新冠疫情。
去年8月，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在密西西比州突擊搜捕非法外勞，大型的食品加工場與養殖場是搜捕的主要目標。
外勞政策的多重“圍城”
疫情暴發之初，歐美多國政府曾一度限制人員外出和出入境。但是不久之後，這些國家就因農場/工廠人手短缺等原因，放寬了對從事相關行業的外勞准入標准。另一方面，外籍勞工群體也因爲新冠疫情的封鎖而面臨生計困難，不得不冒著風險外出從事送貨、建築等有感染風險的工作。
據《紐約時報》5月18日報道，往年的這個時候，會有多達30萬名來自東歐的外籍勞工前往德國，收獲蘆筍、采摘草莓並種植下一季的作物。6月和7月同樣是英國草莓和蔬菜的收獲高峰期，每年有多達8萬名東歐工人來到英國打工。這一常態在今年被疫情打破。在第一批作物亟須收割之際，英德等國爲防疫關閉了邊境，也切斷了勞動力供應。
作爲應對，羅馬尼亞總理奧爾班（Ludovic Orban）發布聲明，取消疫情期間部分航班的停飛禁令，決定向西歐輸送10萬勞動力。德國隨後宣布豁免禁令，允許外籍勞工入境，德國農民可在4、5月期間組織包機，從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每月空運最多4萬名外籍勞工；英國的農場4月也曾安排包機前往東歐接來收獲工人。但據《德國之聲》報道，有聲音指責上述決定是利用東歐人的安全充實西歐人的餐桌。
在美國，無證勞工也無法停工防疫。據《洛杉矶時報》5月22日報道，隨著疫情加劇，美國人在收割莊稼、醫療服務和外賣送貨等事項上越來越依賴低薪工人。這些低薪工人很多都是不具有合法身份的非法移民，此類無證勞工預估有700萬。
“不同于有積蓄習慣的中國籍勞工，拉美籍無證勞工可能會‘停手停口’。”美籍華人Jane向澎湃新聞表示，“疫情期間我一直待在家裏，把我在網上買的東西送上門的工人大多是拉美裔和黑人，他們不見得都是無證移民，但他們沒有選擇，只能把健康看得更淡。”
Jane是美國加州一家中小規模建築公司的老板，曾雇傭墨西哥裔和中國裔的無證勞工。“美國白人對低端工作興趣寥寥，大部分企業考慮到成本問題都或多或少非法雇傭過無證勞工。”Jane觀察道，“他們（無證勞工）看起來更不在乎（疫情），因爲他們拿不到政府給的支票和補助，零零星星還在給沒有停工的企業幹活，不能完全停下活計。”
然而，放寬外勞入境限制的各國政府，卻沒能完善針對這一群體的防疫工作。
在2月份就有外籍勞工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的情況下，新加坡政府被視爲模範的防疫舉措顯然沒有深入到這個群體。《聯合早報》4月7日發表社論稱，疫情揭示出“保護弱勢群體，其實就是在保護所有人”的基本道理。新加坡人力部長楊莉明于4月底表示，“當疫情穩定之後，（新加坡）政府必須全面檢討客工待遇與住宿條件，以及國家整體的醫療監測，負責任地面對問題。”
在德國，政府爲緩解勞動力短缺而出台的政策，同時引發了社會對疫情蔓延入境的擔憂。
事實上，善待外籍勞工並不是一個純粹的道德問題，而是複雜的社會管理課題。對許多社會而言，外籍勞工已是維持社會運轉無法避開的一環。《洛杉矶時報》引述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2017年數據，在美國加州，非法入境移民占該州勞動力近10％。在提供基本服務（如醫療保健，食品和建築）方面，此類無證勞工數量不成比例地高，有175萬人。根據世界銀行估計，2017年，人口約3100萬的馬來西亞約有外勞296萬至326萬人，其中非法外勞有123萬至146萬人。這些外勞遍布棕榈油、橡膠、農業與制造業等馬來西亞支柱産業。
更多的政府在對疫情下的外勞問題做出回應。4月，美國民主黨籍的加州州長鈕瑟姆（Gavin Newsom）宣布了一項價值1.25億美元的救濟計劃，爲無證勞工每人提供500美元現金補助，以家庭爲單位提供最高1000美元的現金補助。據《洛杉矶每日新聞》，此項政策引起爭議，有評論認爲這可能違反聯邦法律，會引誘更多非法移民入境。
Jane則對該政策表示理解，“我認爲無證勞工對社會做出的貢獻要大于他們的收入。他們也要交稅，但不享有社會福利。”
Jane如此形容民主黨的政策考量：“民主黨不傻……這（外勞）是一個容易暴發疫情的社群，一旦出事就會影響到整個社會，這是一環扣一環的，讓我最爲擔心。此次（民主黨執政的）加州向無證勞工發放補助，鼓勵他們主動申報。所以我覺得加州政府是明智的。”
但不是所有國家都采取了此類“疏通治理”的思路。據《聯合早報》5月3日報道，五一勞動節當天，馬來西亞警方在吉隆坡數個地點大舉逮捕非法外勞。馬來西亞警察總長阿都哈密說，由于非法外勞沒有合法證件，一旦染病，當局很難追蹤他們。
加州也無法代表美國的整體政策走向。《洛杉矶時報》報道，無證移民勞工爲美國聯邦與州繳納了數十億的稅金，卻因不具有社會福利賬號（Social Security number）而無法獲得聯邦財政補助。
移民權利倡導者也指控美國總統特朗普拒絕在疫情期間向無證勞工提供援助。據路透社報道，4月22日，特朗普簽署行政令，以保護國內就業崗位爲由暫停接收部分移民。白宮還以防控疫情爲由，加大了對來自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非法移民的遣返力度。略顯諷刺的是，特朗普又于5月15日宣布延長來自墨西哥等國的短期農業勞工的簽證有效期，強調“農戶不受影響”。據推測，美國依賴100多萬名移民勞動力從事農場作業。
“是移民工人確保了我們的經濟繼續運轉。”“移民司法內陸聯盟”負責人哈維爾·埃爾南德斯（Javier Hernandez）說，該聯盟由爲南加州都會區移民社群服務的幾個非營利組織組成。
疫情將“外勞經濟”拖入十字路口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外勞經濟”也陷入迷茫的十字路口。
世界銀行4月22日發布的報告顯示，受疫情大流行所致的經濟封鎖影響，預計2020年全球移民勞工彙款將驟降20%左右，這將是近代史上這一群體因工資和就業下降所導致的最大降幅。據古特雷斯6月19日發布的政策簡報公布，到5月中旬，全世界94％的勞工所在的國家采取了某些關閉工作場所措施。
遍布全球的合法或非法外籍勞工所從事的制造業、服務業、農業等行業遭到嚴重沖擊。信貸評級機構惠譽旗下信息服務公司Fitch Solutions 4月29日發布的報告顯示，由于所有建築項目因疫情停工，新加坡今年建築業預計萎縮10.3％，爲亞太地區表現最糟糕的國家。縱觀整個歐洲，農場通常依靠來自東歐或北非的移民勞工，疫情下人手嚴重短缺，果園菜地無人采摘非常普遍。
時間進入5月後，許多國家新冠疫情出現拐點，政府開始放松封鎖政策。居家隔離、經濟停擺幾周後，民衆得以部分回歸“正常生活”。“外勞經濟”似乎也可以隨之迎來一線曙光。
然而，各國的科學家都曾預測，疫情可能卷土重來，我們或不得不面臨病毒的第二波暴發。解封後，地區間、國際間的勞工流動能否恢複、如何恢複？恢複速度會有多快？夏收、秋收近在咫尺，勞動力在哪裏？人員聚集意味著病毒傳播風險，如何保障他們的安全？這些問題都不會憑空消失。
不僅如此，聯合國的政策簡報還指出，由于許多勞工已經處于貧窮狀態且缺乏社會保護，並且從事非正規工作，因此預計農業將受到嚴重的、延時的影響。
柬埔寨工廠流水線上的工人。
全球化國際分工曾爲發達經濟體送去了跨國廉價勞動力，但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包括新加坡、美國在內的外勞大國面對的防疫難題，暴露了“外勞經濟”昂貴的另一面。外籍勞工廉價、人多的優勢反而轉變爲劣勢，當地政府反而需要思考這些“優勢”所帶來的風險以及隔離與治療成本。
這一新現實可能會促使各國政府重新考慮大量引入外勞的有效性。《聯合早報》4月7日社論一方面強調善待外勞有益社會整體，另一方面也提出需要反思本地經濟過度依賴外來勞動力的問題，凸顯出經濟轉型的重要性。
社論引述經濟學比較優勢理論說，國家輸出勞工去異地謀生，接收外勞國家則通過廉價勞動力提高當地經濟效益、降低成本，形成雙贏的局面。然而，疫情讓這種平時相對“皆大歡喜”的分工安排出現了無法忽視的弊端。
在部分國家，非法外籍勞工的問題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據《洛杉矶時報》報道，全國性倡導組織Numbers USA負責人羅伊·貝克（Roy H. Beck）反對民主黨正在推進的《英雄法案》（價值3萬億美元的《健康和經濟複蘇綜合緊急解決方案法》，將在美納稅的外籍勞工包含在現金救助範圍內），稱該法案“可恥”。貝克聲明說，“所謂的《英雄法案》並沒有著重于幫助3300萬失業的美國人重返工作崗位，而是利用新冠病毒大流行向美國的非法外籍勞工提供大赦和現金。”
這一觀點與特朗普類似。據美國VOX新聞網報道，特朗普不僅試圖將非法移民“趕出美國”，更欲收緊引進技術勞工的簽證發放計劃。自他2016年參與總統競選以來，他一直認爲這類計劃和非法移民威脅了美國人的就業。
如今的“外勞經濟”困境某種程度上與全球化受挫互相印證，即使在疫情暴發之前，兩者已面臨民粹主義崛起的挑戰。保護主義的情緒可能和排外行爲結合在一起，排斥外勞輸入，加之政府不可避免地將重新評估依賴外勞的風險，“外勞經濟”或遭受進一步沖擊。
《日經亞洲評論》5月28日刊登評論稱，疫情重創了菲律賓、印尼、孟加拉國、印度等國家所依賴的“外勞彙款經濟”，民族主義情緒將讓勞工輸入國重新評估勞工輸入政策，輸出國也需實現經濟轉型。
不過，疫情對全球化與外勞經濟的損害究竟有多大仍有待觀察，經濟轉型也無法一日完成。對企業而言，全球化意味著資本與人口的自由流動，而這能大幅降低成本。
“只要他們足夠便宜，社會中有足夠多的本地人不願意從事的工作，外籍勞工流將會源源不斷地出現。” migration-rights.org負責人瓦尼·薩拉斯瓦特預測道。
（應受訪者要求，葛強、Jane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