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4月18日，“司徒喬、司徒傑捐贈作品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少爲人知的是，司徒喬青年時與沈從文曾爲摯友。本文即從此一方面入手，鈎沉司徒喬與沈從文青年時的來往舊事。
潘家園書攤得遇《從文自傳》，自開明書店1938年初次發行後，此書多次再版，又有中央書店的版本。此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的一印一刷，首印雖高達一萬冊，但沈先生名氣大，書又寫得好看，三十多年過去，品相完美的也少見了。網上標價多在八十至一百五十元，攤主開價一百元，收入囊中，回家發現扉頁題簽“贈司徒雙侄 沈從文 八二年八月”。
《從文自傳》
扉頁簽贈
司徒雙是誰？網搜時代毫不費勁，她是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的老教師，擁有巴黎大學藝術史博士學位，雖然1995年已退休，近年來仍舉辦“歐洲美術傳世經典賞析”講座。沈從文不谙外語，不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楊憲益任《中國文學》主編，受“企鵝叢書”啓發出版“熊貓叢書”，有沈先生著作的法文版收錄。司徒雙是不是藉此結緣？那倒不是，她得以拜訪沈先生，且被稱爲“侄”，源于她的父親司徒喬。
沈從文在1980年寫下《我所見到的司徒喬先生》（以下簡稱沈文），述說了自己和司徒喬一生的交往。沈文寫作時全憑記憶，據馮伊湄1978年出版的《司徒喬：未完成的畫》以及2011年增訂版（以下簡稱馮著），沈文誤記實在太多，試作此文訂正。
《司徒喬：未完成的畫》2011年增訂版
初見司徒喬先生，沈文說是“我剛到北京的第二年”，又說是1923年，此處屬誤記，實爲1924年，據馮著，司徒喬1924年才入學。這個時間點，沈從文總是弄錯，如1980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題爲《二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開口就是“我是1922年夏天到達北京的”，淩宇先生早已訂正，此書也可供一旁證。
當時他和燕京大學的幾個學生結交，據“北大老師大窮，清華燕京可通融”的說法，燕大的學生大多家境不錯，沈從文眼中的這些“洋大學生”，多半穿洋服，“有的還經常把一只手插在大衣襟縫中作成拜倫詩人神氣”；有志于創作的學生，他還觀察到一個細節，就是“只預備寫詩，已印好了加有邊款‘××詩稿’信箋”，這讓他覺得非常可笑。
燕京大學正門
沈從文的朋友圈以窮學生居多。他提到的幾個朋友，焦菊隱出身顯赫（曾祖父焦佑瀛），然父輩時家境已趨困頓；董景天（董秋斯）也是農家子弟，雖擔任燕大學生會主席，按當時慣例還兼任了校長室秘書，但能給予沈從文的優待，也僅限于讓他留宿在校長室的地板上。沈先生晚年回憶，爲了幫他買一雙新鞋，董景天還當掉了自己的西裝。
沈從文賣文爲生，時間自由，自己又住得局促，于是常常去盔甲廠的燕大宿舍串門，湖南方言叫“打流”。第一次拜訪董景天，兩人天上地下談了三個通宵，把新朋友幾乎拖垮，也就是在這兒，他見到了司徒喬。兩人共同點不少：司徒喬家境貧寒，其父司徒郁在嶺南大學附小管雜務，憑著校工子弟的緣故才免除了學費，當年是以免費生名額就讀燕大神學院的；他之前曾就讀于嶺南大學文學院，算是同好；更重要的是，他“穿件藍卡機布舊風衣，衣襟上留著些油畫色彩染上的斑斑點點”，這種與環境不大協調的素樸，給沈從文的印象極好。至于他的容貌，沈從文的思維敏感而跳躍，覺得和“塞拉西皇帝有些相通處”。
司徒喬（左）與塞拉西皇帝對比圖
兩人相約去司徒喬住處看畫，眼見他的人物速寫，“所畫的正是自己想寫的舊社會中所謂極平常的下等人”，沈從文興奮極了，他一直以爲，繪畫與文學同樣需要這種素樸誠實，不裝模作樣，不超脫于普通人的生活，才能取得應有的進展，于是兩人更加投緣。
沈文說“不久，一九二四年大革命爆發，燕京中熟人不少參加革命去了武漢、廣州”，這個年份也屬誤記。被稱作“最早欣賞我的好友之一”的董景天，1926年才畢業，年底南下參加北伐；司徒喬原爲嶺南大學“白十字架團”的成員，得以入讀燕京，是受到嶺南大學教會、廣州基督教會和青年會層層推薦，自然不能輕易辍學，他同爲1926年畢業，後滯留北平，直到次年2月才通過同班同學、共産黨員張采真的介紹，前往武漢任鮑羅廷辦公室藝術幹事，沈先生所指年份應爲1926年或1927年。
司徒喬與張采真
寫信相邀沈從文去武漢的故舊不少，他不爲所動，繼續“職業作家”生涯，至此與司徒喬失去見面機會。
1927年7月，武漢變色，司徒喬逃亡上海；次年沈從文也南下，兩人重聚。雖然還是二十幾歲的青年，但彼此已經曆過太多的生死。沈從文的另一撥朋友，因表弟黃村生而結識的國立北京農大的學生，都是湖南同鄉，當年還有過雪後天晴，和郁達夫在羅道莊吃“苗鄉山城的鹌鹑和胡蔥酸菜，新化的菌子油，漢壽石門的風雞風魚”的經曆。這八位朋友畢業時正值北伐成功，其中六個人都成了縣農會主席，過了一陣興奮熱鬧的日子，“馬日事變”倏然而來，都成了刀下亡魂。
燕大畢竟是教會學校，沒有畢業後被團滅的慘痛：沈從文的朋友中，董景天當了史沫特萊的翻譯；閱曆較廣的韋叢蕪（韋素園之弟），成了翻譯家；底子更深的劉廷蔚（其兄劉廷芳爲燕大神學院院長），去了康乃爾大學攻讀生物學博士。不過前後幾年犧牲的也有張采真（1905-1930）、顧千裏（？-1927）。
董秋斯譯著
司徒喬仍然素樸，兩年的社會曆練，創作了不少作品。畫家循例是要舉辦畫展的，這個名爲“喬小畫室春季展覽會”的展銷，魯迅寫了序言《看司徒喬君的畫》，1928年3月14日寫就，發表于《語絲》第四卷第十四期（4月2日），後收入《三閑集》。
《三閑集》
沈從文當時也有了聲望，能用手中的筆爲老朋友助威。他爲此寫了幾篇文章，比如《司徒喬君吃的虧》，還有一篇《看了司徒喬的畫》，署名“甲辰”，發表在香港雜志《伴侶》第七期，後被盧玮銮（小思）、袁良駿發掘。題名與迅翁文章幾近相同，估計是早于此文寫就，否則以沈氏的傲氣，不會用這個題目。
迅翁談的是交往，而沈從文避開畫的藝術性，談的是自己熟悉的世情。比如當時的中國充斥著假藝術家，“這類人各據了相當地盤，互相呼應，互相叫好，熱情裝飾在嘴上，俨然作著大得了不得的文化運動”；而司徒君，“他忘了社會對他的壓迫，卻看到比自己更被不公平待遇的群衆；他不用筆寫自己的苦悶，他的同情的心卻向著被經濟變動時代蹂躏著的無産者”。
當年上海的“藝術家”，多流行長發、黑西服、大紅領結，以效仿法國派頭爲時髦，還必須會活動善交際才吃得開，沈從文眼中，司徒君的素樸是與這種風尚格格不入的。派頭不用耍，技法還是要學的，司徒喬年底去了法國留學，後又去了紐約，1931年回到廣州母校授課。據沈文記載，兩人再次晤面已是1933年。
1933年9月9日，沈張夫婦在北平中央公園水榭舉行婚禮。請客約六十人，大都是北方幾個大學和文藝界的朋友。恭逢盛會的名單未見記載，司徒喬如果客居北京，是很可能參加的，這離他北京的住所——什刹海冰窖胡同很近。地方也不陌生，1926年正是在這兒，他舉辦了首次個展，也是這次，《五個警察一個〇》和《饅頭店門前》兩幅，被魯迅溢價選購。
《五個警察一個〇》
不幸的是，此處又有誤記。1933年熱河抗戰爆發，此刻的司徒喬，正隨粵東各界慰問團在張家口勞軍。他自1932年罹患肺結核後一直體弱，此番舟車勞頓，更加支撐不住，病倒後入住北平西山療養院。出院後定居什刹海，已是1934年。
上海、武漢、青島，沈從文浪迹了一圈，又回到了北平，他住在府右街達子營，離司徒喬寓所很近。司徒喬已成婚兩年，妻子是法國留學時結識的馮伊湄，畢業于複旦文學系。經過社會大動蕩重又相見，彼此格外親熱。
司徒喬、馮伊湄結婚照，1931年攝于廣州
不久，司徒喬提出爲沈從文畫像，兩人已是知名人物，自然不能將就，約了在北海“仿膳”作畫。用的是粉彩，二尺來高的半身肖像，花去了三個半天。沈從文的朋友們見了都說好，不僅畫得極像，且十分傳神。司徒喬自己也相當滿意，且說了一席讓沈從文動容的話：“此生爲泰戈爾畫過像，爲周氏兄弟畫過像，都感到滿意，此像爲第四回滿意之作。”司徒喬一生所作肖像多矣，此番將沈氏與中外文豪同列，言下之意可知。
1935年12月，司徒喬移居上海；抗戰軍興，沈從文去了昆明。按司徒喬與左派文藝的淵源，他是極有可能加入前往延安的浩蕩隊伍的，實際上，他撤到武漢時曾遇到同鄉冼星海，力勸他前往革命聖地，然而他一直的個性就是不群不黨，長期以來，那些風起雲湧的繪畫團體都對他構不成誘惑，而且身體條件也極爲有限。倚仗馮伊湄的海外關系，司徒喬遠赴南洋，直到新加坡淪陷才歸國。
前排左一司徒喬、後排左三冼星海、後排右二馮伊湄（1936年沙飛攝于上海）
據沈文，“抗戰勝利後，我隨北大遷回北京，聽說司徒喬先生也回到了北京，在西郊臥佛寺附近買了所小小的畫室，我和家中人去拜訪他”，此處完全誤記。馮著非常詳盡，寫明了司徒喬前後三次定居北京的時間。且司徒喬1946年1月才離開重慶南下廣州，又途經桂湘鄂豫四省，當年6月受南京“善後救濟總署”的邀請，爲“聯合國遠東救濟會議”布置畫展。此後，因肺病加重前往美國治病，再度歸來，已是1950年10月出席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兩人的重逢，應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事。
《會館中的難民》，1946年作
《三個老華工》，1950年作
司徒喬參加了革命博物館的籌備，後受聘爲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沈從文身居曆史博物館，傾心于服飾研究，無論興趣或工作，按說兩人交集更多，但沈文未再言及。馮著于1964年完成，縱觀全書，只字未提沈從文。據馮著194頁，“當喬學習再學習，逐漸認識真理之後，他是多麽懊悔他在藝術上所走的彎路啊”，這一時期的司徒喬，已不再或不需描繪沈從文稱贊的“極平常的下等人”，他主要的工作，是設計和繪制重大題材畫作，如《毛主席在農民講習所》，或者是爲“第一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繪制肖像。
1952年，在首都召開了“亞洲和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司徒喬奉命作畫。這是個極爲浩大的工程，七十五個國家的一百二十五名和平戰士形象都要納入，而且他們的位置、動作及相互關系，既要講究藝術特點，也要符合政治的要求，比如黑人與白人在親密交談，白發蒼蒼的美國老媽媽與朝鮮女演員緊緊擁抱，法國代表與越南女遊擊隊員挽手並行，印度與巴基斯坦代表把花環挂到對方胸前。中央也極其重視這幅巨作，司徒喬需要參考圖片，新華社立即放大送來；弄不清的政治概念和文藝理論，他可以徑直去找周揚和郭沫若釋疑。1956年，司徒喬傾注四年心血完成了宣紙稿與顔色設計稿，畫面中的人物神采飛揚，一派熱烈祥和的景象。
《宋慶齡在亞太和平大會上發言》，1950年代作
作畫中的司徒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