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報客戶端 | 記者 侯莎莎
雲南的鮮花、青島的海鮮、天津的麻花……這些在過去只能是遠方的味道和思念，如今借助便利的快遞已成爲人們生活中的日常。特別是在疫情期間，快遞更是方便了你我的生活。
從無到有，從慢到快，在北京，快遞業的發展見證著人們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如今，快遞服務已成爲市民生活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86年，中國民航貨運部門開展了快遞服務業務，把空運物品及時送到用戶手裏。翟偉/攝
1990年，前來北京采訪亞運會的日本記者，用鏡頭記錄下了北京街頭的摩托快遞。
上世紀90年代，每天有300余輛EMS快遞車穿梭于京城的大街小巷。圖爲快遞員（左一）送件上門。
2009年7月8日，北京市郵政物流公司快遞員將當年首張高考錄取通知書送到景山中學考生戴高樂手中。 方非/攝
1999年6月20日，EMS工作人員速遞一缸活金魚。 張宏江/攝
50年代就有“快遞小包”
1956年7月13日，《北京日報》2版
提起快遞，大家都覺得應該是近些年才興起的。但其實北京郵局早在上世紀50年代時，就有“快遞小包”的業務。
“快遞小包”屬于特種業務，是爲需要快速郵寄郵包的用戶預備的，郵資比寄普通包裹貴，使用的人並不多。而且，這種快遞業務也不同于我們現在對快遞的理解，發快遞小包，還是必須得去郵局辦理，並不能實現上門取件、送貨上門。
當時，市郵局曾要求各郵電局大力發展“快遞小包”業務。爲了完成這項任務，一些郵電局的工作人員見到有人來寄一公斤以下的包裹就“動員”對方寄“快遞小包”，理由是“寄普通的慢”。
這樣的舉動引起市民的不滿，北京日報曾刊發稿件反映這一問題。1956年7月13日本報2版《到底是誰的責任？》中提到，有的郵電局營業員收到一公斤以下的包裹，甚至連問也不問就按“快遞小包”價格算錢。
當年，市郵局決定檢查與糾正業務偏向，發動職工檢查業務中勸寄“快遞小包”等錯誤偏向，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全國首家“桌至桌”快運誕生
1980年7月15日，《北京日報》4版
1985年7月12日，《北京日報》1版
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貿易、科技、文化交流高速發展。爲適應我國對外交往和國際商業貿易的需要，1980年7月15日，郵電部在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福州、深圳六個城市同時開辦國際特快專遞郵件業務。（1980年7月15日《北京日報》4 版，《郵電部開辦國際特快專遞郵件業務》）北京郵政首先開辦了與新加坡間的國際特快專遞，統一使用萬國郵聯規定的EMS標志。
1984年11月，中國郵政開辦國內特快專遞業務，真正開創了國內快遞業之先河。半年多後的1985年7月，由中國對外貿易運輸總公司北京航空貨運站成立的全國第一家“桌至桌”快運服務中心在北京飯店開業。這家服務中心設有全球代理網，服務于150個國家的650個主要城市，主要運送文件、資料和包裹等。（1985年7月12日《北京日報》1版，《快運服務中心開業》）
最先試水購買快遞服務的，主要是一些企業，他們因爲國際貿易往來，急需快遞服務。例如，中國銀行北京分行使用國際特快專遞業務郵遞單據，獲得顯著經濟效益。北京分行每天都有大量的收款單據發往美國。使用特快專遞一般只要四五天，比普通空郵平均快五六天，而單據提前到達一天，就能多拿到一天的利息。半年時間裏，中國銀行北京分行使用特快專遞繳納的郵費雖然比普通空郵多了4800美元，但多收入的利息高達6萬美元。
快遞攜鮮花走進普通人家
1991年12月6日，《北京日報》2版
1998年6月24日，《北京晚報》4版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快遞業迅速發展，大大小小的快遞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普通人也開始用上了快遞服務。
最早通過快遞送達的是鮮花。用快遞送一束玫瑰給愛人，或是快遞一束鮮花到醫院慰問朋友，一些市民開始嘗鮮快遞服務。
1991年12月6日本報2版《鮮花快遞》報道就記錄了這樣一個場景。一位正在醫院辦理出院手續的姑娘，手捧一束鮮花，高興地感歎：“沒想到現在還有鮮花快遞這一新行當。”原來，姑娘的好朋友因爲工作太忙沒能來接她出院，于是專門快遞了一束鮮花祝賀。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走親訪友時不再總是提著點心匣子，送上一束鮮花，頗有新意，更顯溫馨。看到老百姓的消費趨勢有所變化，市花木公司下屬的諸多花店開展了“鮮花快遞”這一業務。
當時，派送鮮花成爲很多快遞公司的重要業務。一位在日本商社工作的先生，本打算在結婚紀念日和太太共進晚餐，臨到約定時間，老板有急事委派，他無奈打電話求助了北京一家摩托快遞公司，希望將他已准備好的禮物和一束玫瑰送給太太。幾分鍾後，快遞公司的摩托車手就到他辦公室取上了禮物和玫瑰，准時送到了約會地點。（1994年1月1日《北京晚報》2版，《“您要什麽？我馬上就到”》）
隨著人們生活節奏的加快，快遞服務的領域也大大拓展，代購、代取物品、代客辦理托運、送快件、送盒飯、送機票、送生日蛋糕、取鑰匙……甚至北京南區郵電局1994年還推出過緊急快遞寄養業務，幫雙職工家庭接送兒童、老人。
當時，快遞公司送一個快遞報價一般在每件十幾元，上門服務不加收費用，服務範圍覆蓋北京城近郊區，郵件當日送達，三環路以內2至3小時內送達。（1998年6月24日《北京晚報》4版，《同城速遞替你跑腿》）
不出家門就可以買到東西，不去郵局就可以寄送包裹，一個電話就可以把你指定的物品送往四面八方……快遞服務就這樣漸漸走入普通市民家庭。（1996年3月20日《北京晚報》7版，《急送急送 在京城悄然興起》）據不完全統計，1999年時，北京已有大大小小的快遞公司100多家。
“雙十一”拉高快遞員薪酬
1999年10月18日，《北京日報》7版
2011年11月8日，《北京日報》11版
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中國電子商務迎來大發展。
1999年3月9日，北京圖書大廈網上書店正式亮相，成爲國內電子商務工程的第一個典範之作。半年時間，網上書店累計收到5000多個有效訂單。西單商場、燕莎商城、世都百貨等大型百貨公司也陸續開通了網上購物。北京珠穆朗瑪電子商務公司的首都電子商城月營業額達100多萬元，他們在全國11個城市建立了快遞系統，負責送貨上門。（1999年10月18日《北京日報》7版，《網絡京城》）
消費類電子商務在中國呈現出極爲驚人的發展勢頭，同時帶火了快遞物流業。圓通、中通等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大型快遞公司相繼成立。
2009年“雙十一”網購狂歡節大幕開啓。2010年“雙十一”，蜂擁而至的訂單就令快遞公司吃不消了。分揀貨物的工人從每天工作9小時延長到15小時，還是有很多來不及處理的貨物。快遞“爆倉”迫使不少商家挂出告示，暫停接單和發貨。2011年快遞公司提前備戰，郵政EMS、順豐、申通、圓通、中通、韻達等9家快遞公司，增調約4萬名快遞員應對“雙十一”。（2011年11月8日《北京日報》11版，《快遞業急招4萬人決戰業務高峰》）
快遞逐漸成爲影響網購交易的重要環節。2010年春節，由于快遞公司放假，網店老板小李壓下了200多張訂單，手機響個不停，全是顧客催發貨。和小李有著同樣遭遇的店主不在少數。（2010年2月22日《北京日報》8版，《快遞公司歇業網店交易遇阻》）
已經習慣于網購的市民，立刻感受到了沒有快遞服務的不便。“春節前拍下了衣服，卻得節後才能送到，春節都沒的穿了。”“同城快遞一份光盤，都找不到快遞公司接單，能接的也得兩三天才到。”類似抱怨比比皆是。
面對業務量劇增和人手緊缺的雙重壓力，各大快遞公司都打出了高薪招人的廣告。月薪3000元至5000元的平均薪酬水平已經超過當時一些本科畢業生的收入。（2012年1月21日《北京日報》7版，《今起全城難覓快遞》）
快遞小哥無休堅守一線
2013年7月18日，《北京日報》5版
2020年3月10日，《北京晚報》3版
2013年，北京申通等10余家主要快遞企業承諾節假日期間不歇業、高峰期間不爆倉。（2013年7月18日《北京日報》5版，《快遞行業承諾節假日不歇業》）
現在越來越多的快遞公司堅持節日期間不打烊，也有越來越多的快遞員春節放棄歸鄉，留守北京。2018年大年初一一大早，不少人還在睡夢中，順豐快遞員顧立山已經把40多個快件裝上車。“客戶接到快件特別是年貨都很高興，常有遞煙遞糖的。感覺自己就像個傳遞祝福的使者，挺有成就感。”小顧說。
如今，快遞小哥已不僅僅是送快遞，他們早已融入社區，有的當上網格員，有的加入志願者隊伍，成爲城市精細化管理新的觸角和延伸。2019年年初，昌平區招募40名快遞員成立“回天”地區快遞小哥網格員志願服務隊，兩個月隊伍就已擴至百人規模。他們在走街串巷時，及時發現和反饋市政設施、市容環境、環保綠化、安全隱患等各方面的問題，成爲社會治理的好幫手。去年8月，中關村豐台園管委會也聘請兩處物流站點快遞員擔任園區“移動網格員”，讓他們參與到社會治理工作中。今年年初，東城區東花市街道啓動“快遞小哥與獨居老人有個約定”行動，快遞小哥與獨居老人一一結對，幫老人實現“微心願”。
疫情期間，快遞小哥依然在堅守崗位，服務社區。2020年3月9日，在北京務工的中通“快遞小哥”李傑，受邀出席了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當年春節，公司在全國主要城市安排網點和快遞人員值守，李傑主動留守北京。“我覺得面對這麽大的疫情，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付出一點力量。我想300萬快遞小哥和我的想法是一樣的。”（2020年3月10日《北京晚報》3版，《“電視上看到的快遞小哥是你吧”》）今年年初，豐台區新村街道怡海花園社區因疫情封控管控時，許多快遞小哥加入志願者行列，義務爲居民采買、遞送物資，有時忙到淩晨2點。
堅守，因爲被需要。在萬家團圓的春節假期，在疫情反複的日子裏，在更多日常的生活中，快遞員一直在爲這座城市傳遞著溫暖與幸福。
資料來源：京報集團圖文數據庫、北晚新視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