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衆號《鐵拳何處擊》
主筆：周遠方
編輯：何處擊
來源：觀察者網 guancha.cn
周身上下都是拳，挨著何處何處擊。
大義當前，鐵拳不軟；管你是誰，魍魉擊退！
序
3月30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在北京閉幕，新修訂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獲得全票通過。
兩個附件規定了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原有的117個區議會席位全部取消，區議會“去政治化”，回歸到爲社區居民服務的功能，通過立法，幹淨利落地拆除了反中亂港分子破壞“一國兩制”的重要平台。
此時，距3月1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高票通過，只有不到短短20天。
遙想39年前的1982年，“光榮撤退”的英國正是在香港突然成立18個有民選議席及具備咨詢功能的區議會，爲後來一系列亂象埋下第一顆地雷。
尤其2014年“占中風波”以來，中美、中英之間連番“鬥法”，香港一度黑雲壓城，在美英政府各種“長臂管轄”法案的支持和香港本土所謂“獨立司法”的包庇下，魑魅魍魉輪番現形，燕雀烏鴉高居廟堂。
“不亂不治”，如今，基本法層面一錘定音後，香港街頭反而風平浪靜，西方政府也不再有什麽雜音。這背後，不僅是技術層面的“鬥法”，更是四個甲子以來，東西方之間角力形勢的嬗變。
盲目的“法+秩序原教旨主義”是不符合現實情況的。
今天，何師父的團隊試圖跳出就法論法、原地打轉的討論語境，講個更大框架下的“中國最近的四個辛醜年”的“鬥法”史。尤其是看看其中關鍵節點上的人物們的態度和所立之“法”的影響。
須知，從來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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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24日，撒切爾夫人挾馬島海戰勝利余威，親自訪華，帶來關于香港問題的兩套方案：要麽承認英國與滿清的“三個條約”，要麽接受“以主權換治權”，即九七香港主權歸還中國，但英國保留管制權。
英國人的邏輯是：要麽你們中國人“守法”，那就守到滿清時期去，承認當時的不平等條約都是合理的“秩序”嘛。要麽呢，大家都不守法，英國繼續占了香港不放！
撒切爾夫人當時還說了，英國占不占香港，要看“香港人民是否接受”——實際上就是威脅要搗亂。早在“占中”的幾十年前，英國人就提了，此後他們通過不斷改變“立法”規則的方式有條不紊地推進實施這一切。
然而，談判的另一方是鄧小平。他向撒切爾夫人建議：“達成這樣一個協議，即雙方同意通過外交途徑開始進行香港問題的磋商。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在這個基礎上，磋商解決今後十五年怎樣過渡得好以及十五年後香港怎麽辦的問題。”
對此，撒切爾夫人只能表示接受——雖然與她帶來的兩個方案相差十萬八千裏。
會談後，外電評價：“鐵娘子遇到了鋼漢子”。
會議結束後，黯然失神的撒切爾夫人步出人民大會堂，在下最後一級台階時，不慎跌了一跤，香港記者立刻大做文章：“一失足成千古恨。”
這段曆史，特別有利于我們看清這場鬥法的門道，“鬥法”的過程中，雙方絕不是在架空地談所謂的“秩序合理性”，從頭到尾就是實力的博弈。
1984年9月，《中英聯合聲明》草簽，10月，22輪外交談判剛剛告一段落，鄧小平與黨內的老同志一起回顧了這場“特殊的戰鬥”，深有感觸地說：
“香港問題爲什麽能夠談成呢？並不是我們參加談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領，主要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幾年發展起來了，是個興旺發達的國家，有力量的國家，而且是個值得信任的國家。
……當然，香港問題能夠解決好，還是由于‘一國兩制’的根本方針或者說戰略搞對了，也是中英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
接下去長達8000字的長文可能會花讀者很多時間來閱讀，但，這是值得的，作爲一個中國人，180年來的辛醜大輪回是怎樣形成的，你應該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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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香港如何通過“鬥法”收回的故事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這個東方之珠是如何被“合法”地割讓出去的。
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中國在世界範圍內陷入全面軍事外交被動，要從1841年英國與清政府簽訂《廣州和約》算起，巧合的是，那一年也是辛醜年。次年，英國人掌握了香港，從此開啓了漫長的殖民統治。
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英國人爲了更快地結束戰鬥，就讓軍艦從廣州北上，直搗黃龍威逼北京。
英國人剛開到天津大沽口，道光就趕忙派欽差大臣琦善去議和。11月底琦善到廣東，一到就說：誰打英國人誰就是大清的敵人。
英國人談了一個月不耐煩了，1841年1月7日再次開炮，逼迫琦善接受英國人的條件。要的東西還是老三樣：割地、賠款、通商，但當時要的不是香港，而是沙角。沙角是廣州的門戶，不能給，琦善對英國人說你們幹脆拿走香港吧。
英軍這次沒再爲難琦善，歸還了沙角，還和琦善達成的意向性協議——《穿鼻草約》，其中就提到了割讓香港本島和港口。
消息傳回倫敦，英國政府對《草約》非常不滿，由于沒有簽訂通商協議，英國外交部長巴麥尊怒斥負責人查理·義律：你搶香港幹嘛？那就是個沒有生氣的小島，連間房子都沒有！
英國人對只拿到了香港非常不滿意，後來一直打到了南京，最終與清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香港只是個戰利的附屬品而已。時至今日，《南京條約》在英文語境中還是條“和平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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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又是一個辛醜年，清廷的終結已是板上釘釘。但還有一個老人在給風雨飄搖的清廷當著裱糊匠，他就是李鴻章。
十一國聯軍就地分贓，但是每人心裏都是各懷鬼胎。俄國想要東三省，英國想更多利益，美國不想聯軍裏有人一家獨大……
李鴻章見勢攜手同僚，把鍋甩給主戰派載漪。慈禧也“從善如流”認定載漪是禍首，將他發配新疆。慈禧被權臣們打扮成了“聽話的小老太”，能夠勝任列強們的工具人，從而逃過一劫。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當時爲辛醜年，故定名《辛醜條約》。那天的公曆9月7日，因此有“九七國恥”一說。
外交的基礎是強大的國力，不論李鴻章再怎麽善于裱糊，依然無法掩蓋結局的屈辱。北京到天津的炮台全部拆除；北京到山海關之間外國可以隨意駐軍；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年息四厘，本息合計八億五千萬兩。
更嚴重的是，清廷從此淪爲列強瓜分中國的白手套，也宣告著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半封建時代。
這個辛醜年，幾乎是中國曆史上到達恥辱的巅峰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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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下一個辛醜年，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第一個辛醜年。
這一年，中國的“鬥法”對象不是很強大，是在1901年曾經追隨著聯軍進犯過華夏的印度。
衆所周知，1961年的中國，經濟上面臨困難，國際上四處受到反華勢力的惡意打壓，日子並不好過。
但是和前兩個辛醜年的重大區別在于：第一，中國人堅定了獨立自主發展的道路，拒絕投降主義拒絕分裂主義，這是重新成爲一個大國的民族自信基礎。第二，中國人在軍事上不怕戰爭，敢于應對惡勢力的挑釁，這是所有大國在建立經濟地位前必經之路。
1959年，人民解放軍取得西藏平叛的勝利後，印度政府公開向中國提出將東段9萬平方公裏和西段3.2萬平方公裏中國領土劃歸印度。
提這種完全不合“秩序”的訴求時，印度卻得到了很多西方國家的支持。
1959年8月和10月，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東段和西段制造了朗久、空喀山口事件，打死打傷中國邊防部隊官兵多人。從1961年開始，印軍在中印邊界西段中國境內先後設立了43個軍事據點。
印度政府當時侵占我國領土和部署對華戰爭的規模和程度，甚至都超過了之前的英國。
在這個情況下，條件艱難的中國毅然發動了自衛反擊戰，把印度的侵略陰謀粉碎。
所以你看，所謂“鬥法”，在你沒有實力的時候，對方喜歡跟你講“法”，因爲他們可以隨時制定法修改法，當你有實力的時候，你劃定的邊界就是他們必須遵循的“秩序”。
想想1841年時，印度人還能在英國人帶領下攻打浙閩的城市，讓人不得不感慨：大人，時代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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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是變了，甚至中國人自己都沒有意識到，變得這麽快。
一方面，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進程，國力迅速超過世界各大經濟體，上升到世界第二；另一方面，中國人對主權問題寸步不讓，圍繞香港問題，再次和英國以及美國展開“鬥法”。
這一次，雙方真的都在“法規”上做文章。
圍繞香港問題出台的法律文件非常多，何師父做了個簡單的整理：
第一階段：反修例風波
2019年2月13日，香港政府宣布提交修訂《逃犯條例》，引發“反修例風波”，9月，林鄭月娥宣布撤回修例草案，但香港社會並未平息。
11月27日，特朗普簽署兩部法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要求經濟制裁中方相關官員，並審視美國給予香港的“特殊地位”；《保護香港法》要求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警用裝備及服務。
這一階段，香港陷入混亂，英美猖獗異常。
第二階段：平息動亂
2020年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香港國安法》，反對派最初的一片嘩然之後，不少人開始退卻。
7月14日，特朗普宣布因《香港國安法》，終止《美國－香港政策法》的適用，撤銷香港特殊地位和商業優惠措施。同日，所謂《香港自治法》生效，授權美國政府對執行《港版國安法》的中國內地、香港官員和警察實施制裁。
8月7日，美國財政部制裁包括林鄭月娥在內的11名中國內地和香港官員。
12月7日，美國再次制裁包括丁仲禮在內的14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這一階段，香港混亂平息，美國轉而制裁。
第三階段：制裁與無視
2020年12月8日，美方通過所謂《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爲香港所謂“泛民主派”頭目和走卒留下逃往西方國家的後路。
2021年1月9日，中國商務部頒布實施《阻斷法》，阻斷美國以國內法對我國官員和實體實施“長臂管轄”和制裁。
3月11日下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高票通過。3月12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張曉明代表被制裁官員表態“我們都以此爲榮”。
3月16日，美國再次宣布制裁14名中國官員——暫時別無後手。
3月30日，新修訂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內容直指英國1982年突然開啓香港“民主”進程的開端——區議會。同時，香港街頭風平浪靜，英美政府偃旗息鼓，再無之前指手畫腳的囂張氣焰。
這一階段，美國除了制裁大法再無別法，中國穩如磐石。
經此三個階段，我們很明顯地看到了中國在香港問題甚至是國際事務上的“立法自信”。
從立法被歪曲利用陷入被動，到主動出擊依法鬥法，再到面對美國人全世界範圍內的無理長臂幹涉，以法制法，讓其除了嘴硬再無其法。
也許你上面看到條條法規覺得枯燥，但實際上厘清邏輯，你會豁然發現：這是超越任何爽文的奇爽啊！
聽懂，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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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被制裁官員，包括一些被制裁企業紛紛表態不怕美國制裁。
這絕非盲目傲慢，原因在于，歐美自己搞出來的“強權即公理”（Might is right）當然是強盜邏輯，但是與自身訴求、所處地位相匹配的Might，至少是一種必要非充分條件。
其Might，也就是對外揮動的大棒，最主要的是一套三件，分別是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
這三件套都是所謂“法的程序正義”的前提，當1841年和1901年的辛醜年時，中國全面落後于西方，只能忍氣吞聲一途；當1961年，我們的軍事實力和意識形態能力提高後，就可以參與鬥法。
2011年12月，駐香港部隊舉行新裝備展示活動
當2021年時，我們甚至于可以積極參與制定“公理”，因爲，經濟才是硬實力的最佳保障。
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即將進入第三個年頭，中國經濟越打越強，不但仍然是美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仍然是歐盟第一大貿易夥伴，仍然是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而且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成爲全球産業鏈最靠譜的支柱——中國官員說不怕制裁，顯然是有底氣的。
剩下的只有意識形態武器，這也是希拉裏任國務卿時期要“重返亞太”倚仗所謂“巧實力”的主要抓手。
美國確實曾經這樣調動籌碼。
2010年2月，美國調中亞“顔色革命”幹將之一，駐吉爾吉斯大使期間成功策動“郁金香革命”、推翻阿卡耶夫的楊甦棣（StephenMarkley Young）任駐港澳總領事。
楊甦棣
楊甦棣上任後的首場公開演說，就高調說明來意，他說，“香港現在有機會向前邁進，在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及2020年立法會選舉中推行普選……盡早在直接選舉中推行普選。推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
爲2014年以爭取“雙普選”爲由發動“占中”打下伏筆。
楊甦棣的喽喽們——包括所謂“占中三子”法律界戴耀廷、宗教界朱耀明、學術界陳建民；以及陳方安生、李柱銘、余若薇等一幹政客及其徒子徒孫；再加上滿城滿街所謂“本土派”草根年輕人，都是英國“光榮撤退”的遺産。
但是他們現在應該已經明白，“遺産”無法改變未來的大勢，只能是“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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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此上溯中英之間在上世紀80年代的外交交鋒，我們會看到“鬥法”勝利的另一個關鍵性因素：大國領袖。
假如說，軍事、經濟、意識形態三件套只是客觀條件，那麽，鬥法局中的主角們的心態、眼界和能力，則是軟件三件套。
1980年代，英國人心急如焚。
按照1898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的規定,租期“99年”的“新界”1997年6月30日屆滿。
面對“九七大限”，港英當局從70年代末期開始就已經承受著前途無定的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壓力。一輪輪移民潮、逃資潮對香港的穩定、繁榮産生沖擊。
由于新界所有批地契約，均于一九九七年新界租約屆滿之前三日到期。新界的批地契約年期日漸減短,而香港政府批出新的土地契約時,亦不能跨越一九九七年的期限。
凡此種種，都清楚顯示可能令投資者裹足不前和損毀信心。
1979年3月，第25任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在與鄧小平會見時，再次以同樣的詢問方式，直接要求鄧小平對香港九七前途表態。
鄧公大智慧地把問題分爲兩個方面：“在土地契約問題上，不管用什麽措辭，必須避免提到‘英國管治’的字眼。”另一方面，“我們把香港作爲一個特殊地區、特殊問題來處理。到了1997年，無論香港問題如何解決，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證。說清楚一點，就是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初相當長的時期內，香港還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因此，請投資人放心。”
“請投資人放心”，這是市場最希望聽到的聲音，香港恒生指數在1979至1980年間，上漲整整一倍。
然而，這樣一句籠統的話讓英國人心裏沒底。從1979年下半年到1982年上半年，英國政壇的重量級人物麥克米倫、卡拉漢、布力克、卡靈頓、艾金斯等走馬燈式地穿梭于倫敦、北京之間，希望進一步了解“請投資人放心”的真實背景和具體內容，希望盡快就香港九七前途與中國政府進行磋商和談判。
但是，他們發現，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沒有任何主動權，他們的對手遠比他們沉得住氣。鄧小平在會見英國客人時，總是以台灣問題論香港問題，請他們去研究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告台灣同胞書》和1981年葉劍英委員長就台灣問題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
對香港問題解決的具體時間和方式，鄧小平則避而不談，只是重複“投資者應該完全放心”的保證。
吊足英國人胃口後，鄧小平終于迎來一位重磅對手——撒切爾夫人。
于是也就有了我們在第一段看到景象：這位英國首相要求，要麽新中國承認滿清時期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要麽讓英國繼續占有香港！
圖片來源：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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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爾夫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表示，“香港是中英合作的成功典範，而中英雙方對香港關心一致，即主權與未來繁榮問題。繁榮系于信心，而繁榮與信心在于英國的繼續統治。如果兩國政府能就香港的未來治權達成一致協議，且能爲香港人民接受，也能使英國國會同意——那麽我們便能進一步就主權問題商議。
你看，這位老陰陽師的“外交黑話”水平就是那麽高，何師父必須把她的幾個隱含殺招揭發出來：
1.滿清的“三個條約”並非重點，只是藥引子，以一個更加非分的條件來襯托真正的條件具有“合理性”；
2.後一段才是真正的條件，其中有三個關鍵詞，主權、繁榮和所謂香港人民；
3.其中主權是要談的標的，後兩個是英方拿出來的籌碼——如果不給主權，則香港的繁榮無法保證，以及香港社會會出現很多英國支持者來搗亂。——所以鬧“占中”的到底根源在哪裏，不是很清楚嗎？
鄧小平對主權問題的回應清晰而強硬，“如果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後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
聽懂，掌聲！
中國領導人不是李鴻章，中國也不是滿清時代的那個弱國了。
圖片來源：人民日報
鄧公這明確了：主權問題不容討論的立場。
關于英方以香港繁榮相要挾，作爲交換主權的條件，鄧小平表示，“我不擔心這一點”。
“保持香港的繁榮，我們希望取得英國的合作，但這不是說，香港繼續保持繁榮必須在英國的管轄之下才能實現。香港繼續保持繁榮，根本上取決于中國收回香港後，在中國的管轄之下，實行適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持。”
“如果說宣布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
言下之意，首先，香港繁榮是中國和英國的共同利益；
其次，即使是共同利益，但是香港對英國來說是遠東最後的主要據點，有巨大的經濟利益；
對中國來說，香港的經濟利益雖然重要，但當時中美已經建交，改革春風吹滿地，不但深圳已經劃爲經濟特區，而且上海作爲遠東國際大都市的地位也在恢複。中英雙方對香港不再繁榮的後果，付出的邊際成本是不同的，即使是“災難”，中方也能勇敢面對，英方呢？
再次，爲了保持香港的繁榮，中國願意在政策上展現靈活姿態，保留一部分資本主義制度，在英方最關心的經濟利益問題上，開了一道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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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爾夫人後來在回憶錄中談到：鑒于1982年9月與鄧小平的會談沒有進展，現在應該發展香港的民主建制，使香港實現獨立或自治，就像我們在新加坡那樣。
那麽，他們到底在哪些地方使壞了呢？
答案是：“法”。
在香港回歸以前，在“英人治港”的舊香港時代，香港的政治體制是典型的英屬殖民政體，1842年《英皇制诰》以降，一直是英國總督獨裁和專制，香港同胞即香港本地華人的政治參與權利極其有限。
正是在1982年，港英政府突然“開恩”，成立18個有民選議席及具備咨詢功能的區議會；1985年，又將各區議會民選議員人數增加至整體的三分之二，主席也由選舉産生；1991年，進行部分直選；1992年，末代總督彭定康不顧中方強烈反對，悍然單方面宣布所謂的“政改方案”，改變《基本法》規定的公民團體選舉的間接選舉性質，取消法團投票，變相擴大直選名額。
一些人甚至開始幻想，把香港作爲對中國內地“民主化改革”的橋頭堡。
中方對此早有警惕，在1992年10月8日,即彭定康推出所謂的“民主化改革”方案的第二天，中國就發表聲明，香港的“特殊價值是經濟中心，而不是政治中心”。
鄧小平指出，“確實有人想搞亂香港，搜刮香港，留給我們一個爛攤子；想把香港變爲一個政治紛爭的中心，來和我們討價還價。我們可以明確地告訴他們，你們辦不到，你們對我們的決心和能力缺乏基本的了解。我們准備再造幾個甚至十幾個香港，我看只要政策對頭，用不到十年，這就體現了我們的力量和自信。”
1992年開始，“十幾個香港”果然在未來的20多年內快拔地而起。
這時候的深圳是一片熱土，董明珠正在大街小巷挨家挨戶地銷售電器；柳傳志正在爲聯想的新産品發愁；美的電器成爲全國第一家由鄉鎮企業改制而成的上市公司；華爲正踩在自己真正的起跑線，年銷售突破了1億元，但任正非又孤注一擲地投入JK1000交換機的研發，而且發誓如果不成功就從窗戶跳下去……
奇迹的背景是巨大的資本落差，以及由此形成的投資勢能。
1980年，香港人均GDP就已達到20000美元，而珠江三角洲的人均GDP是人民幣786.36元。
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大量香港制造業跨過羅湖橋北上，産生獨特的“前店後廠”模式，內地依靠低地價、低工資、低成本、特區的特殊優惠政策，大力吸引希望進行産業轉移的港資。
但隨著整個廣東乃至全國的産業不斷升級，香港的制造業逐步消失，香港主要的制造業大約80%以上的工廠或加工工序轉移到了廣東，其中轉移到珠三角的占94%。
港資啓動了珠三角的工業化進程，導致了珠三角外向型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也創造了衆多間接經濟效益，比如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在珠三角的外溢效應，珠三角基礎設施建設的快速發展，以及珠三角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快速提高。
1980-2003年，以當時價格計算，珠江三角洲的GDP總量由133.25億元增加到11341.13億元，人均GDP由786.36元增加到39782元，平均每年分別增長21.3%和18.6%。
世易時移，繼續抱殘守缺是沒有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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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講，今天的世界，中國的“鬥法”對手，根本不是英國，輪不到它，時代早就變了。
所謂布林肯這種自己屁股不幹淨的貨色，也根本不是我們“鬥法”的對象。（關于布林肯的屁股，可以看何師父之前的內容《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鐮刀人生》）。
在國際事務間，“法”看上去很強硬，實際上是層面較低的鬥爭，僅僅是“嘴炮”的升級版，起到使絆子、下黑腳的作用，真正決定勝負的，還是軍事和經濟層面上。
在和平年代，一國的經濟水平和其工業核心競爭能力，才是最高級的“法”。
以鄧小平說的十年期爲例，1992年到2002年十年間,珠三角農村居民純收入由1722.31元提高到5564.80元;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940.43元增加到12241.93元。2003年的珠三角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達到36.46%,已進入聯合國糧農組織劃定的富裕區。
反觀香港，由于資本力量的主導和市場的完全自由流動，不但不可逆地開啓産業空心化的螺旋，而且經過地産四大家族崛起、80年代泡沫、97金融風暴、08國際金融危機多輪洗禮，貧富差距一擴再擴。
尤其是2019年開始的“占中”浩劫，帶給香港人民的精神和物質損失都是難以承受之劫，而一切僅僅是因爲英國人早就埋下的“鬥法”導火索。
跳出香港，我們再回到全球。
特朗普來勢洶洶的貿易戰，全世界都很難與之鬥，而中國敞開大門，引進困境中的特斯拉，時至今日，特斯拉股價上漲20倍，整個新能源車産業鏈，包括産線、人才、配套、技術等等一系列要素全都沉澱在了中國，其中得失，又該如何算計？
現今西方以新疆爲導火索，四處挑釁，制裁與反制裁亂飛，表面鬥的是“秩序”，其實源頭還在1949年，他們不願看到的新政權在華夏大地屹立。
何師父想說的是，當一個國家可以擁有自己的“立法自信”時，當勇敢無畏開門鬥法。
法者，理也，越辯越明，越鬥越清。
西方列強們，時代變了！我們之間的法，不再只是你們的“家法”了！
參考資料：
1.《這裏沒有李鴻章，鄧小平與中英兩國政府關于香港問題的外交談判》齊鵬飛
2.《鄧小平與香港：後過渡時期的中英外交鬥爭》齊鵬飛
3.《香港回歸20年來一國兩制的民主政治建設探索》齊鵬飛
4.《對以毛澤東爲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解決香港問題戰略決策的曆史考察》葉張瑜
5.《深圳-香港經濟發展關系的曆史演變與未來》袁易明
6.《國際貿易視野下香港産業轉型升級的原因及趨勢》羅子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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