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是中國以及世界鼠疫流行史上一個重要的年份。這一年，廣州和香港成爲鼠疫流行的中心。關于這次鼠疫流行的具體情況，前人已有許多調查和研究。20世紀50年代由廣東鼠疫防治機構主持的醫學人類學調查已經揭示出近代鼠疫在廣東各地的流行情況，其中包括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鼠疫專家冼維遜廣泛征引文獻資料及口碑資料，將廣州及周邊地區的疫情進行詳細的描繪，並對疫源、疫死人口等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飯島涉依據洗維遜的研究，將廣東地區的鼠疫流行置于近代中國鼠疫流行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本尼迪克特(Carol Benedict)在她的著作中專辟一章，討論1894年廣州和香港的鼠疫流行，鑒于有關疫情方面的研究已有許多，所以，她將研究的重點集中在有關廣州城市赈濟、善堂等慈善機構的功能、作用以及香港當局的醫療衛生政策方面。賴文、李永宸對于1894年廣州鼠疫流行的細節仍有興趣，他們根據1894年上海《申報》的有關報道，就此問題加以專門的探討。李玉尚則從民間百姓、中醫醫生與政府官員三者應對鼠疫的措施入手，探討中國近代鼠疫的應對機制：1894年的廣州鼠疫流行爲他的觀點提供了有力的證據。迄今爲止，就1894年廣東省鼠疫流行的過程而言，並不存在研究的盲點，已有的成果足以爲我們描繪出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方方面面。
在上述諸位學者所引用的資料中，1894年上海《申報》的有關報道值得進一步加以研究。《申報》不但有廣州鼠疫疫情的詳細報道，而且對香港的疫情也有大量的連續的報導。不僅如此，由于香港—上海之間貿易的頻繁和聯系的緊密，使得嶺南的疫情有可能通過商船向上海傳播。這樣一來，1894年廣東的鼠疫流行不僅局限于廣東，事實上也構成對上海的威脅。以香港爲中心的貿易網絡至少還包括廈門、日本、新加坡、菲律賓、泰國等地，鼠疫流行的陰影開始籠罩這個跨越地域社會的巨大的國際化的商業網絡。正是由于這一點，《申報》對于兩地疫情的報道，經曆了從一個遙遠的旁觀者到一個當事人的角色的轉變，其間的態度及立場的變化頗耐人尋味。這一變化過程不僅爲我們勾勒出一個有關鼠疫流行過程中三地關系的清晰圖景，而且反映出中國社會轉型過程的種種細節與曲折。
對于研究者而言，《申報》的相關報道還提供了一個有關1894年鼠疫流行事件的新的觀察角度，即曆史事件記載方式的本身已經成爲曆史的一部分。依照這一觀察角度，本文不僅可以討論曆史究竟是什麽的問題，而且可以討論曆史是如何被記載下來以及爲什麽是這樣而不是那樣被記載下來的問題。站在事件記述者的立場重溫這段已經逝去的曆史，反而有可能超越所謂的曆史真實，從而獲得更爲廣闊的視野及更富彈性的思考。茲根據1894年《申報》及其他有關資料的記載論述如下。
旁觀者：紀實與獵奇
根據1956年廣州市防疫站的調查，1890年2月廣州市流行鼠疫，以後每年2月～5月發生小流行。1894年廣州城的鼠疫開始大規模流行。最早的記載出自奈爾斯(Mary Niles)1894年的一篇報道。是年1月16日，奈爾斯被邀請去診治王將軍的兒媳婦，他說，這個女患者在腹股溝部有一個腫塊，體溫華氏104.8度，脈膊160次，並有瘀斑疹。文章中特別提到這是廣州第一個可靠診斷的鼠疫病例。
威爾士(J. F. Wales)稱鼠疫流行的消息見于3月1日的當地報紙，當時這個病已經廣泛流行。同年上海《申報》登載的消息要晚許多，4月15日《申報》開始出現第一條報道：
近日粵東疫症流行。自城廂以及鄉落，無有蔑有，死亡之多，實從來所罕見。棺木店日夜作工，仍覺應接不暇。有某鄉戶口寥落，不滿百家，旬日之間，竟斃百余人，其中幼孩居多，往來行人，恐致傳染，鹹有戒心，不敢向此鄉涉足。亦可見疫症之盛矣。(第46：645頁)
這則消息雖然提及城廂，卻不以城廂爲主要報道對象。某鄉死人之多，情景悲慘，成爲作者主要報道的內容。4月24日及以後的疫情消息完全轉入廣州城中。報道稱：
廣東自本月初一日起，大雨滂沱，雷電交作，氣候稍寒，方謂疾疫可以消除矣。讵料近日傳染更多，死亡尤甚。城西洗基地方醫生某中于初五日早尚能出門診視，迨午後即覺神志昏迷，不省人事，延至翌日，溘然長逝。其弟業已分居，是日聞兄作古，來辦喪事，入門未久，亦染病暴亡。籲，慘哉。
在鼠疫流行的資料中，有關患者速亡暴亡的記載最多。《申報》也不例外。4月29日的消息名爲《時疫盛行》，除了“統計疫斃男婦約共一百三十六名”外之類的記載外，又有同樣的報道：
中有回教人某甲，年約二十余，爲人挑水，自食其力。初五日挑水十余擔，頓覺口幹，歸而啖粥，且與家人言笑。粥未啖畢，甲已仆地而逝。又城內北橫街葉姓婦，生有一女，歸黃某，已育一子，年將就傅。去月杪，葉婦病故，家內無人備辦喪事，其女遂偕于歸家，即爲母料理一切。讵意入門未幾，子即染疫身亡。親屬聞知，無敢過問，厥後殓殡等事，均請外人代理。籲，慘矣。
5月9日的報道題爲《時疫可畏》，內容如下：
羊城日前有甲乙二人，年約三旬，衣履整潔，同行至十三行地方，倒斃于路，經旁人多方救治，終覺無效，旋由親屬將屍領回，備棺收斂。又一婦懷抱幼子，行至歸德門，猝染疫症，倒地斃命。然婦雖死，而懷中幼子仍呱呱而泣，竟亦無恙雲。
以上四條報道雖然都可稱爲紀實性報道，但在具體情節上已有誇張的趨向。與此同時，身處疫區的記者還不斷將大疫中的情節曲折的“故事”披露出來。4月29日的報道稱：
又同仁裏有某乙，娶妻數載，育子八齡，初五晚約近三更，其子忽發狂疾，一似邪魅相侵。于是將其子舁至飛來廟口，席地而睡，冀可驅除。不料延至四鼓，子即瞑然逝世。母以哭子情切，不覺風痰大作，昏暈倒仆，奄奄一息。
以上的描寫繪聲繪色，似如親眼所見，極盡想象與誇張之能事。在《申報》的記者看來，一般性的報道已經不足以引起上海市民之興趣，或者說，在《申報》的主編看來，內容相同的報道可能無法吸引讀者，他們都需要有更爲刺激的消息。同一日報道中的下一個“故事”充滿傳奇的色彩，神鬼開始登場了。
又洪恩裏等街，傳說有疫鬼作祟，每當夜靜之際，常有砂石由空飛下，居民疑系疫鬼爲此伎倆，以覓替身。于是一唱百和，各延羽士，諷經超度亡魂，一連數日，迄無效驗。爰于去月杪，恭舁洪聖各神巡遊街道，迄今疊沛甘霖，雷驅電掣，想疫症自當稍減矣。
事實上，並不是記者相信鬼魂是真，而是疫區百姓開始求神弄鬼了。擡神巡遊，疊沛甘霖，以至于記者本人都相信疫情可能因此而減緩。此後，類似的報道大量出現，引人入勝。
另一類報道顯得輕松一些。5月7日的報道題爲《粵試雜聞》，講的是一個賀喜與吊喪幾乎同時發生的故事，頗富戲劇性：
三月十九日考南海文童。該邑人才衆多，爲一府之冠。學憲于五鼓時即放炮，開門點名，至下午四點鍾始點竣。是日適值大雨滂沱，晝夜不絕，各童莫不帶水拖泥，淋漓盡致……某文童年少才富，聲名藉甚，現蒙學收入黉宮，賀客盈門，極形熱鬧。讵昨日出外購物，染疫而歸，俄頃之間，竟登鬼錄。于是賀者在門，吊者又在室矣。
文章中已不見作者的悲憫，只有新鮮與好奇。來自疫區現場的報道者繼續搜集此類報道，以滿足上海市民的好奇心。5月21日題爲《嶺南瑣志》的報道講的是廣州城保甲總局某官員蛇影杯弓，無事生非，無病疑疫的笑話：
城內保甲總局自陳厚齋觀察以疫逝，局中兵役相繼斃命者，實繁有徒。某日總辦鍾鏡人觀察亦忽爾違和，蛇影杯弓，頗深疑懼。幸一時小即旋獲安全，刻下仍寬請假期，不敢到局視事。
《申報》記者對于疫區新聞的搜集，上至政府官員，下至販夫走卒，無所不包。從上引資料來看，除了最初的幾則報道屬于紀實以外，大量的報道均著眼于獵奇。其中，酬神賽會類的花邊新聞尤多，茲不一一列舉。5月7日，紀實意義的報道重又出現：
疫症流行始于前月，初由東關、南關、新城，遞及于城內。其時天久不雨，鹹以爲亢旱所致，乃三月以來，旸雨應時，陰陽和會，似疹疠可以潛消，人民自能康樂矣。讵傳染之多，比前更甚，城廂內外，到處皆然。西關連登巷煙戶無多，自三月朔日起至望日止，死者計共數十人，十室九喪，哭聲偏地，其余各處，大略相同。棺木店晝夜工作，仍覺應接不暇。且所染之疫，頃刻即斃，多有不及醫治者，故醫生藥店，反形寂寂。
在《申報》的主編眼中，紀實性的報道似乎不如花邊新聞重要。版面的安排可以反映《申報》的傾向：遙遠的嶺南流行的鼠疫，對于上海的讀者來說，是那麽陌生。此時的上海，只是一個旁觀者——一個帶有獵奇心態的旁觀者。
香港報紙當年對于廣東鼠疫的報道可以從《申報》的轉載中窺見一斑。一條花邊新聞見于5月17日《申報》，在《西人言疫》的題目下，有記載稱：“初六日香港西字報則雲：粵省時疫，日甚一日……”。內容是廣東某家全家八口，一日之內，死亡七人，只存一女孩。有小偷乘機掩入，女孩答應以全家財産作爲偷兒辦理七人後事之報酬。當偷兒從市中返回，女孩倒斃，“賊乃放膽搜括所有，不料未及出門，即染疫斃命”。香港報紙也有獵奇的愛好，只不過報道的是廣東而不是香港。
6月11日，《申報》在《西報言疫》的標題下也有一段關于香港的花邊新聞：
香港某甲，東莞人也。一日有青衣小婢死于疫，甲不以爲意。迨二十六日其子爲疫鬼所纏，翌日女亦同病相憐。甲遂將子女舁往玻璃局醫院調治。既而甲命仆婦入室取物，久而不見其出，往爲查視，則仆已倒仆地上，口流涎沫，氣不絕者如縷。遂複報知醫院，舁往醫治。
通覽1894年《申報》所引香港報紙對于本埠疫情的報道，少有獵奇性質的內容。本則報道的主旨是希望香港居民要重視疫情，有病及時前往醫院治療，切勿錯過病情。這一報道與《申報》對于廣州疫情的獵奇仍有不同。
當事人：預防與預後
5月15日《申報》頭版在《香港多疾》的題目下首次報道了香港鼠疫：
香港華人，近得一病，時時身上發腫，不一日即斃。其病起于粵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 每日病者約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說者謂天時亢旱，以致二豎爲災。若得屏翳惠臨，此疾庶幾可免乎。說見西字報。
兩日以後，又是《申報》頭版，在《西人言疫》題下，有報道如下：
昨日香港發來電信雲，此間疫症益多，死亡枕藉。天時亢旱，物燥風幹。港督登告示于官報雲：本港爲有疫之處，所有受病之華人須立時移至醫病船中，目下每日死者多至三十人左右。
5月24日，《申報》稱：
昨日香港來電雲，日來又有四十八人新染時疫，死者四十七人，其中有舊染者，有新染者，刻下旅居香港之華人多往他處避之，每日遷徙者紛紛不絕。(第47：164頁)
以後每日或每隔數日，都有關于香港疫情的報告。大部分的報告都與此三條報道相似，只談疫情，不談其他。爲何《申報》對于廣州和香港兩地的疫情采取不同的報道策略？上引《西人言疫》中的另一記載似乎可以解開此謎。這條記載與上海有關：
華曆四月初八日(公曆5月13日)，由上海開往外洋之法公司輪船既抵港，不願承接港中貨物、客人。上海各國領事館聞之，集議于萄葡牙總領事署，擬照會江海關道，請劄饬河泊司，凡船之來之香港者，如有病人，須于船上高揭黃旗，暫泊浦江口外。
5月18日《申報》頭版對此事有進一步的報道：
前日香港來電雲，昨晚已得大雨，大約疫疠可以稍蘇矣。又雲某日有法公司輪船來自外洋，抵港後不願裝載貨物、客人，恐有疫氣傳至申江，以贻隱患也。
據此記載，知此船原由上海開往外洋，正由外洋返回上海，中停香港。抵港的輪船拒絕承接香港的貨物和客人。這事給了上海的各國領事以觸動。他們意識到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疫情可能會由香港傳至上海。
這就意味著，從5月13日開始，上海不再是一個華南鼠疫的遙遠的旁觀者，而是其近鄰。考慮到鼠疫疫情傳播的迅速性和上海、香港兩地交往的密切性，可以說，上海已經是一個直接的當事人：上海已經感覺到了香港鼠疫對于自己安全的威脅。于是，上海租界的西方各國領事，訂立了辟疫章程。
按照6月8日《申報》頭版《續防患未然說》一文所披露，《上海辟疫章程》主要有二條重要內容：其一，船自廣東、香港及南方各處來者，一律下令停泊下海浦外六裏，請醫生上船稽查察，如行李貨物中帶有疫氣，急令攜至浦東，薰以硫磺煙。始准各自攜去船中，須並無疫氣始准進傍碼頭。其二，度地浦東，創建醫院二所，一療西人之患疫者，一療華人之患疫者。以上二件事務“照請江海關道黃觀察一體遵行”。
隨著香港鼠疫疫情的加重，上海方面加強了對于來自香港輪船的稽查。6月6日，《申報》在《疫更難弭》題中報道：“今疫氣日甚一日，自宜派人向各輪船上加意稽查。如有染疫而未發之人，亦須送入醫院療治。庶幾綢缪未雨，不致既發而傳染于人乎。”6月9日，《申報》在《港電報疫》題下稱：“上海英總領事官則與德總領事官會同出示，凡英、德兩國各船船主，須遵照避疫章程辦理。違則或罰銀，或入獄當苦工。江海關延定楊樹浦巴紀醫生稽查香港來滬之船。至甯波已于上禮拜禁止香港各船進口矣。”
與香港有著貿易往來的許多地區和國家采取了大致相同的動作。5月26日《申報》記載：“新加坡英官出示，凡香港前往之輪船須先在口外停泊至離港九天，方許進口。小呂宋則出示，須到埠十五天方准進口。”6月10日《申報》在《暹日防疫》題下報道：由中國香港來暹之船必須在柏南河口停泊，聽候醫生登船驗明，始准攏岸。同時報道稱澳門和日本也采取了同樣的措施。6月17日《申報》在《濱角防疫》題目下繼續報道泰國方面的舉措，該地的英國殖民長官，議立防疫章程，“凡船之由中國各口到濱角者，皆須舶于北南洋面，聽候醫生查驗，用藥薰灑，方准客貨登岸。”
再來看看香港的情形。根據6月13日的報道，隨著疫情的擴散，居住在香港的粵人大批離港返粵。已經離港者已有十萬余人，每日還有三四千人“舍而之他”，以致“港中工作乏人，各局廠相率閉戶”。面對洶湧的疫情，香港總督電請各大港口西醫前往香港幫助治療，然而，這一請求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茲接上海及新加坡覆電，皆謂各醫生斷難離埠。因議另請傳教醫生效臂指之助”。上海和新加坡拒絕給予香港幫助。實際上，他們根本無力予以幫助。
6月25日報道稱，當時福建漳州、泉州一帶的商人在香港貿易者甚多，因香港疫情嚴重，人皆畏懼，“大半攜眷屬由香港回廈門”，駐廈門各國領事館查取小呂宋(今菲律賓地)避疫章程，照會各政府衙門，“一體照章辦理”。廈門也成爲中國有檢疫制度的港口。
按照寇斯蘭德(Philip B， Cousland)的說法，自1894年鼠疫于廣州及香港暴發後，汕頭港已十分注意防止傳入。檢疫中已截留一些于臨時醫院，但也有些初期病例未被發現，亦沒有出現暴發。東南沿海多數通商港口，此時及此後都陸續建立起檢疫制度。
關于檢疫的細節，6月19日，《申報》在《照章驗疫》的題目下有關于上海輪船檢疫的如下報道：
昨晨十點鍾時，某輪船回滬，駛至下海浦外下碇，桅上高揭黃旗，即由新關小火輪船送某西醫前往，將諸人一一診察，診至細崽厲長生，身染疫氣，厥病非輕。欲送至引翔港工部局新設醫院中調養。其兄甲言，願于傍晚附北京輪船赴甬東家內，自行療治，醫生允之。又聞船上某西人雲，船上有水手曰成安者，年甫二十三齡，去年受室，此次船至香港，即染時疫，在半路雲殂，亦可慘哉。
若此事爲真，則上海的檢疫當局對于鼠疫患者的疏忽著實讓人吃驚。可以想象當年讀到此條新聞的上海市民，該是何等震驚。上海市民第一次切切實實地感到華南的鼠疫原來離自己是這樣貼近。直到次日，一條名爲《並非患疫》的報道聲明，昨日關于《照章檢疫》的消息有誤，輪船來自廈門，而非香港。一場風波才告平息。原來，“船中有三個稍染薄病，船主即高揭黃旗”。在廈門時，船上有水手病死，“船主遂照章報知廈門關，廈門查病醫生給以憑據，大略謂死者非疫、非霍亂，亦非傳染之疫。廈門領事亦發出立文憑，謂廈門港並無疫症。可見昨日實系訪事人誤報雲。”盡管1894年上海未見鼠疫流行，但在這場生態災難中，上海已不再是一個旁觀者，而是當事人。
香港與廣東的關系最爲微妙。按照現代衛生防疫學理論，當疫情發生時，要嚴格控制疫區的人口流動。然而在香港，大多數華人原籍在廣東省，少數在福建各地。華人多不認同西醫，對于香港衛生當局搜查住宅，大多數華人也不能接受。港英當局與香港華人遂産生沖突，最後導致華人大批離港。
5月28日《申報》頭版在《港疫續述》的標題下，記載5月16日上午10時，香港紳商在東華醫院集議港地病人調理之事，大批華人圍聚院內院外，巡捕官和國家醫生也到場。會議主席劉渭川對衆宣布當局已允在舊玻璃廠設東華醫院分局，並由華人醫生治療。“又欲呈官場，求准人情，俾病疫者回省，及求免入屋查搜”。巡捕官宣布：“已接省垣官憲電信，謂禁止病人回省。”劉渭川表示要通過愛育善堂向廣東省政府求情。從以後的報道看，此事最後竟獲成功。然在此時，廣東省政府只說不准病疫者回省，卻未說未病者不可回省。粵人歸省遂成潮流。5月17日，婦女搭乘省港輪船比清明男子回鄉掃墓還要擁擠。太平山的妓婦也有打包回鄉者。按照6月3日的報導，此前粵人已大批返省，5月16日回省的港人約有千人，17日去者尤衆，18日早輪船往省附搭者幾無容足之區。
據同一記載，5月18日下午，華商數人前往港英官署請呈，重申上述兩點要求。政府官員的解釋是，官場所出之例，實爲衆人身體起見。“前者所求各事，經已批准，任從往東華醫院求自己醫生料理。即欲回中國，亦並未有阻攔，汝等亦各幫助官場，免致疫症傳染，切勿多端阻止。”其結果是“谕畢，衆俱唯唯而退”。令人不解的是，難道華商要求病疫者回省的要求，也會得到港英政府的同意。我以爲所謂“欲回中國”，只是指未病華人的返回中國內地。實際上，在返回中國內地的港人中，有疫者夾雜其中。如6月13日報道稱某葉氏，在香港當差二十年，在查疫行動中染疫，辭職回到新會原籍，未進家門而亡。
6月12日，《申報》上一則《香港疫電》的報道頗令人吃驚。當時由香港返粵者已有十萬人口，約占全港人口的一半。目前在香港能夠工作的約只四千人，各局廠已停辦公事。“英官告諸華人之有體面者，令將未病之人送至粵省，省中華官聞有此信，遂派某兵船往裝”。已是變相驅逐華人。作者感歎：“噫，胡天之不吊，粵民竟至如此耶。”6月15日報道有香港病人45名，乘中國帆船，以兵艦帶至廣東。可見此事不誣。直到7月20日，仍有患者遷回廣東的報道。
香港的鼠疫患者離港遷回原籍的行爲得到了廣東政府允許。6月21日《申報》對此事報道如下：
香港英官接粵憲來文，准將東華醫院分局患病諸人載回省垣醫理，業已紀諸報章。茲英官擬有條款，令醫院紳董遵照辦理。一凡欲將病人載回省垣調理，必須問明本人自願前往方可。二凡病者須要醫生允准方可前往。三凡病者必須報差知悉，方能往省。四凡船只將病者載往省垣，必須將病者坐臥之處，遮蓋妥當。並預備食物及藥料等件，以便病者需用。
盡管病人返港的措施相當嚴密，但以今天的眼光看，對于這類烈性傳染病人的遷徙，實在是過于大膽，不可想象。在各大港口城市嚴密監視疫情，不讓疫者登岸的同時，廣東方面則公開准允香港華籍病人回省，實在是不可思議。無論廣東省政府的決定是在何種情形下作出的，我們都只能說，這群愚蠢的官僚實在是過于愚蠢了。深受鼠疫之害的廣東省政府的官僚們對于鼠疫的預後不可能懵然無知。究竟是什麽因素促使他們作出這一決定，尚不得而知。
公共衛生：觀念與行動
從4月29日《申報》有關報道中得知，疫情一起，廣州市民開始擡神巡遊，驅疫免災。實際上，廣州地方政府卷入此類遊戲當中，5月4日《申報》有記載如下：
廣州城廂內外，瘟疫流行，死亡之多，真有目不忍見者。某日南(海)、番(禺)兩邑宰竭誠往波羅南海神廟恭請銅鼓回省，各處巡遊，意欲仗此神威，以除斯夭厲。嘻，斯真藉神道，以愚黔首也，然亦足見賢父母之一片苦心矣。
《申報》記者表示出對此類行爲的不屑。不僅如此，即使有關于遊神靈驗的報道，也無法改變《申報》記者對于此類行爲的基本觀點。5月7日的《申報》在《羊城疫勢》題目下稱：
迎神逐疫之事，日有所聞，舉國若狂而于事究屬無濟。想天災流行，原有定數，非神力可能挽回也。然有時亦有微驗者。十九日有某甲行至第十鋪，猝然倒斃，鄰人麋集救治，終覺藥石無靈，旋經其親屬認明，往購棺木，以備收斂。而是日街鄰人等，恭奉洪聖神巡遊，擊鼓鳴金，異常喧擾，迨神經過之後，甲忽複生。初時見者，以爲屍變，奔避不遑，及其自能起坐，即以藥飲之，遂霍然無恙。叩以倒斃之故，則茫然無知。鹹謂神威所臨，疫鬼退避，故得複生。有識者則一笑置之。
也有施藥治愈病人的種種神話。5月21日《申報》頭版報道：“臬憲額玉如廉訪制有治疫丹藥，分給士民，一經服下，無不立起沉疴。近日到署領取者，應接不暇，戶限爲穿。臬憲以制備無多，恐難偏給，遂將藥方抄出，發交愛育善堂，囑其如法炮制，散給病者，藉以普救群生。臬憲此舉，可謂功德無量矣。”事實上，所謂丹藥並無靈驗，否則不能理解日後疫情越來越重，患者死亡越來越多。
神醫也被炮制了出來。5月23日報道如下：
郊外客民常患此，大率感受山林瘴氣，郁結而成。故醫此症者，惟客民擅長。前有客籍李某，偶至城中購物，見道旁垂斃者，試以醫治，無不應手奏效。城西四廟贈醫局諸紳董見而奇之，立出重幣，延請在局施醫，一時遠近聞風而至，幾于戶限爲穿。
所謂“應手奏效”，不過是記者聽來的“神話”。同一報道中，記者還稱：根據近日對病人的訪問，所謂醫治好者，回家後必然再發，比初起進更重，不及救藥而斃。 “李聞之乃喟然歎曰：此殆有天數存焉，非人事所能補救也。遂自謝不敏，善刀而藏”。神醫的神話破産。
總之，在大量有關廣州疫情的報道中，見有酬神、施藥、施醫、施棺等公共活動，卻始終沒有公共衛生活動。這是因爲，在中國的醫學思想中，疫病是由天氣不和所引起的。如上引資料所顯示的，大多數論者都將華南的疫情當作天氣亢旱，雨水不調的産物。然而，當廣州大雨如注，疫情如舊時，這一解釋也就破産了。
與廣州的做法不同，港英政府的著眼點在于公共衛生政策。早在1883年，港英政府成立了專門的衛生署，《申報》譯作“潔淨局”。在理論上，衛生署被賦予相當廣泛的權力，包括對私人居所的檢查，清潔堆滿垃圾的房屋，將傳染病人移至隔離的醫院等等。19世紀末期，英國的醫學界並不相信病菌學說。環境醫學思想對英國及其殖民地的醫學影響至深，1894年的鼠疫流行給公共衛生理論的應用提供了一個機會，疫病的發生似乎證明了公共衛生學家的正確性。因爲，疾病首先出現在擁擠、肮髒的環境中，特別發生在中國窮人的居住區中。當耶爾辛(Alexandre Yersin)和北裏(Kitasato Shibasaburo)各自獨立地在香港分離出鼠疫杆菌的時候，西方醫學界還沒有認識到腺鼠疫是一種鼠蚤傳播的疾病。他們還認爲這些危險的微生物與中國人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習慣有關。有人甚至撰文說，這是一種肮髒的原始的疾病，與染病者的不文明程度有關。在他們看來，疫病的傳染是由不潔物質及肮髒環境所引起的。
汙濁的環境是怎樣傳播疫病的呢？6月8日的《申報》刊載一篇題爲《續防患未然說》的文章說：“聞之西方歧黃家謂疫盛時有毒蟲飛舞風中，中之即興疫症，辟之之法無他秘訣，惟在居處、飲食處處求其潔清，自能使疫蟲無可藏身。疫氣消彌于不覺。”以現代醫學的觀點看，這一觀點雖然不對，卻也不全錯。許多呼吸道疾病的傳染，就是通過空氣傳播的。肺鼠疫的傳播也是如此。只不過，1894年廣州、香港流行的是腺鼠疫。
5月22日《申報》第5版全文刊載香港潔淨局頒布的《香港治疫章程》，即是這一理論的産物，共計十二款，茲撮其主要內容簡述如下：
其一，凡有患疫之人，無論輕重，都必須遷至醫船或潔淨局所指定的專門處所就醫；凡有患者死亡，其屍骸須在潔淨局所定之專處由潔淨局饬專人埋葬。患疫之人如要遷徙，須經潔淨局及奉有執照醫士同意。
其二，潔淨局委派人員對于疫區及指定區域進行逐戶衛生檢查，如屋內汙穢不潔，由局方委托接攬灑掃人夫，洗掃潔淨，並灑以解穢藥水。凡患疫之人衣服、床鋪等物，由潔淨局委派人員負責搬運離屋清洗幹淨。無法洗淨之物件，須由潔淨局委員或有執照醫士看過，方可毀化。對于疫者居住之屋，清洗幹淨後，無潔淨局命令，凡人不得再入屋居住。
其三，凡公私廁所須每日洗灑二次，至潔淨局滿意爲止。廁主或管廁之人須備有生灰，在廁應用，每糞具用後，須投以生灰少許。至廁內所有木料，均用水洗潔，本局另給解穢藥水同洗。
其四，潔淨局推舉三人，一爲國家大醫士雅利士君，一爲總輯捕梅君，一爲紳員梅蘭詩士君全權負責，並設專門辦公機構處理相關事務。(第47：155頁)
6月6日報道稱，潔淨局官紳議定修改章程，規定凡染疫之屋及其附近住屋，都必須灑以灰水。凡街鋪屋，醫生認爲其不合居住者，無論是否灑過灰水，都必須總管查疫之人命令關閉。(第47：255頁)
顯然，公共衛生理論是《香港治疫章程》制定的依據與出發點。衛生署據此而制定了相當嚴密的衛生防疫措施，並嚴格執行。在6月6日以及其他報道中，有詳細的事例，此不贅述。
港英政府的這一做法在上海得到了相當積極的回應。5月25日《申報》頭版頭條的題爲《論中西治疫之不同》一文，在列舉了中國人即疫治疫的種種陋習之後說：
西人則不然。地方一有時疫，即由潔淨局派人逐戶查察。如屋中有不潔之物，必令洗滌淨盡，更以藥水偏灑室中，使無汙穢之氣。凡患疫者，則另設一地以處之，免致傳染他人。街衢穢物，亦必辟除使盡，其有患疫而斃者，亦另擇一地而葬之。隨斃隨葬，不少停留，以免穢氣薰蒸。各廁所每日洗滌，投以生灰，以辟穢惡。一切事宜，皆派委員專理，防疫之法，可謂無微不至。
這一段文字，明顯是對《香港治疫章程》的摘要和歸納。作爲上海方面的一個直接反應，則是同一文章所稱“捕房又饬人在租界辟除汙穢之物”。此所謂未雨綢缪也。中西衛生觀念的不同，引發本文作者關于中西生活方式不同的議論，他說：
不特治疫也，西人于養生之法，平日亦極講求，房屋必寬敞，器物必潔淨，室有洞，以通風隙，地必種樹，以收養氣而放炭氣。事事皆有益于人，較華人之湫溢囂塵者，又有殊矣。
《申報》上的所有文章均認同西方的公共衛生觀念，並認爲上海應付諸實踐。6月6日，上引《疫更難弭》的作者在報道香港的疫情後，認爲上海的防疫章程有所遺漏。“本埠棋盤街即西人所稱河南路者，馬車叢雜，常有數十輛之多。矢溺熏蒸，行人皆掩鼻而過，是處店鋪密比，鋪中人日受穢氣，能不疾病叢生。然欲使馬車一一移開，勢必轉而爲他處患，曷勿饬令清道役夫格外勤爲灑掃，並責成禦者隨時打掃，不准矢溺漓淋，各鋪戶亦助之收拾潔清，庶免致蒸成厲疫。竊願與工部局商之。”公共衛生已經成爲新聞媒體上的一個公共話題。
上引6月4日《申報》頭版頭條的《防患未然說》一文，就香港鼠疫流行一事，提出上海的應對之策。雖然工部局明令居民鋪戶勿再堆積汙物，以致臭氣熏蒸，引發疾疫，但還不夠。此文作者提出四項防疫措施：其一爲潔清屋宇。上海人口稠密，居室不免擁擠。小民百姓，傭工之輩，應于工作之余，時時灑掃，不用之物棄之，收拾者收拾之。又時以蒼術、白芷點火熏之，可驅毒氣。其二爲潔清道路。工部局曾令街道上不許隨地小便，違者罰款。但寶善街、四馬路一帶私街小巷，隨意便溺者多，巡捕視而不見。戲館之前，妓寮之外，溺者尤多。此應嚴令禁止，違者罰款，並令以水沖洗。工部局應出資在每條街道設一二處廁所，內裝自來水，外設柵欄，方便行人。其三爲潔清食物，工部局本有稽查食物之人，應在菜市、飯店、粥店、酒肆中嚴加稽查，瓜果、菜疏、魚肉之類，凡有越宿而味變者，一律不准出售。有以壞物售錢者，罰不赦。居民及戲園、茶肆應使用自來水，而不應用不潔淨的黃浦江水。其四爲潔清用物。
6月8日《申報》頭版頭條刊登同一作者的《續防患未然說》一文。作者將上海的防疫之務，再分爲以下四條：其一爲潔清客寓。上海的客店即旅館分爲三等，最下等的小客店沿街賃屋一幢，以木制爲低棚，分別上下層，如蜂窠，如蟻穴。客人入此，每夜只需二十余文。三教九流，車夫挑子之類混雜，穢氣薰蒸。如果客人生病，則抛棄路旁，任其自斃。如有疫情，必先及于此種客寓之中。應責令收拾一清。其二爲潔清煙館。上海租界中大小煙館約有幾千家。小煙館矮屋繩床，龌龊汙穢，葛衣草履之輩，混雜其中。惡氣難通，易于釀成厲疫。此應概行禁止，以靖地方。其三潔清馬車停頓之所。四馬中迤西一帶，馬房林立，馬圈之內，臭氣逼人。偶過其旁，辄欲作嘔。而小東門外及棋盤街兩處，野雞馬車之停頓者，尤密若繁星。雖然辟有停車場，但風吹過，糞溺之味，隨風傳送。改建停車場，也是以鄰爲壑。應令車夫自帶器具，時時打掃糞溺。其四爲潔清裏巷。租界中向禁止人隨地便溺，但最近四馬路、寶石街各裏巷中無一處不可小便。因鬧市區無處購地建造廁所，故灑掃夫車後應自帶辟穢藥水，每日數次向小便處灑之。各
在兩篇文章的最後，作者分別寫道：
惟望租界中既已辟疫章程盡善盡美，凡城廂以及南市，推而至于鄉村市鎮，次第仿照，百密而無一疏。則香港禍患難除，此間斷不沾染。
凡此四者，皆辟疫中切要之圖。至于飲食居處事宜，別人家須自爲料理，不特工部局不能時時察查，且一經查察，未免啧有煩言。惟在家主之善爲诰誡耳。尤望華官輔工部局之不及，諄諄勸谕，俾愚夫愚婦，亦知西人之加惠我民，凡事樂從，無稍阻閡，則不特受廛租界內者，食德飲和，即城廂及南市居民，亦可無災無害矣。
在他看來，上海的公共衛生，不獨是租界內的公共衛生，也是全體上海居民的公共衛生。租界與城廂及南市居民的衛生防疫是一個聯系的整體。作者希望這種公共衛生的理論化爲中國城市乃至鄉村的實踐，免除災疫。這一觀念的形成，可能是1894年的華南鼠疫流行中上海最大的收獲。
6月27日，《申報》頭版頭條所載《去穢所以祛疫說》一文，借上海市內廁所治理一事，發表長篇大論。議論所涉，不獨公共衛生，亦及地方政治。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報載虹口及下海浦一帶地方，坑廁林立，臭氣熏天。日前英工部局曾美捕房捕頭，饬巡街捕通知各産主將大小坑廁一律填平，但新虹橋畔之坑廁迄今未平。工部局管路之西人下令毀去，但有論者表示不同意見，說此事近乎不順人情。上海晴暖得宜，人口平安，何必作此預防之計。文章作者不同意此說，他認爲厲疫之來，倏忽無常，不能不爲預而防之。對于“此等路旁穢區，西人固久欲去之”，只是考慮到中國之人已經習慣，則不敢迫令拆去，但這種做法並不合適。作者認爲：
茲乘香港疫信之來，乃借防疫爲名，而亟令毀去。此固有地方之責者，所應辦之事，又安得而議之。余嘗建言，謂西人于防疫之事，惟日汲汲，其意在乎愛民，非專以爲西人地也。中國之官，不可以愛民之民讓之西人，宜速設法嚴防。一面出示曉谕，而無如無人見聽，徒托空言。此則無可如何者耳。
作者話鋒一轉，將中國官員與西人對比，將公共衛生提高到“愛民”的高度來認識。爲了加強說服力，作者還將租界與非租界進行對比，對比的重點仍是坑廁。
竊以爲租界地較之非租界，則一穢一潔，已有上下床之別。租界坑廁，僅虹口、下海浦一帶而已。一入城中，則城門之側，即有排列坑廁者。城牆之下，兩面皆是，令人無從回避，而且相隔數家，即又有一二處。冬月經過其地，則穢氣熏人，已不可耐；若當夏令，則滿城皆汙穢，即不見坑廁，而穢氣亦撲入鼻。觀掩而過者，幾欲悶死。夫以鬥大一城，而煙戶以數萬計，必欲盡去其坑廁，使穢濁之物，無可出之路，未免不情。然以鬥大之城，而無一處無坑廁，而使入城之人，皆掩鼻而裹足。居城內者，如終年在鮑魚之肆，以致疫暑諸症，感而即發。其何以堪。
上海城中的坑廁遍地，汙穢遍地，環境糟糕透了。與租界相比，有“上下床之別”。造成上海城管理混亂的原因，顯然在于地方官不“愛民”。于是，作者開始了對于上海地方官員的批評或指責：
夫居民雖衆，穢濁雖多，而城有水門，可以通舟。鄉人收穢物以壅田者，可以載物入城，滿載而去。他處亦有行之者，豈上海獨不可以興辦？若以爲事屬瑣亵，不足以渎官長之聽，不足以啓官長之口，則所謂清治道路，愛護人民者，又何爲民也哉。除穢以防患，患去則民安。試問上海城中，亦有清道局之設，其所謂清道者，又何所指耶。除穢正清，道中之事也。司其事者，但一啓口，不必親自動手也，而令出惟行，何難使穢濁之區一變而爲潔淨。巡捕房治理街道，尚且能令行禁止，爲民除害，而中國之官，獨置民事于不問，愛民之美名，甘讓之于西人乎。
由香港疫情引起的上海租界坑廁的討論，導向了對于上海城廂華界地區的坑廁及公共衛生的討論，繼而導向對于中國地方官員職責的討論。在城市市政的管理方面，上海地方政府的所作所爲遠不及租界中的殖民者。中國官員竟然不如西人之“愛民”，他們因此成爲輿論批評的對象。香港鼠疫的流行，在千裏之外的上海引發了一系列反應。究其前因後果，真令人感慨萬千。
1894年的廣州、香港鼠疫大流行，是對兩大城市人口生存的威脅與挑戰，也是對兩大城市公共衛生事業的壓力和促進。按照7月15日的報道，大約有11萬人口死于此次鼠疫。時人估計廣州城市人口約有150萬人，這一估計可能偏高，實際人口可能在100萬人左右。如是，疫死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11％。廣東的鼠疫專家認爲疫死人口可能只有7萬人。由于他們沒有說明數據修正的理由，姑暫且不論。
香港政府一直沒有公布1894年的鼠疫病例數，只是曾經一度聲稱病死數爲2250人，以後亦不再提起。本尼迪克特根據香港政府的有關檔案，統計得出1894年～1907年香港鼠疫流行中的死亡人口數爲12506人，可惜沒有列出分年死亡人口。將冼維遜所列1895年至1907年香港鼠疫死亡人口數相加，再用本尼迪克特所得數據減之，得2554人。飯島涉所引資料爲2447人，其中中國人爲2619人。此即1894年香港死于鼠疫的人口數。
據本文所揭資料，1894年香港人口大約20余萬。據此估算，1894年香港死于鼠疫的人口約爲1％。香港與廣州的情況有所不同，鼠疫流行期間，約有10萬人口離港返粵。此10萬人口排除不計，香港死于鼠疫的人口約爲2％。本尼迪克特的數據表明，1894年香港華人鼠疫患者的疫死率爲96％；飯島涉所引數據爲93.4％，與不治情形下的鼠疫疫死率相同。在此基礎上進行比較，香港的疫情顯然要比廣州輕得多。這一結果，可以視作香港環境衛生及防疫工作的成效。
由于上海租界的積極預防，1894年的鼠疫沒有在上海登陸。到了1908年，上海首次檢出疫鼠。1910年出現人間鼠疫疫情。從1910年至1924年，上海每年發現的鼠疫病人不過數人或數十人，15年間合計100個病例。1894年廣州及香港鼠疫大流行的悲慘情景在上海不再出現，不能不將公共衛生事業的進步視作基本的原因。
從1873年開始，由于東南亞地區的霍亂流行，上海、廈門二港相繼建立檢疫制度以遏制疫情的傳入。1894年的廣州、香港鼠疫大流行，是對中國海關檢疫制度的重大考驗與挑戰。
按照已有的研究，1873年至1894年，除了上海、廈門以外，還有北海、汕頭兩港建立檢疫制度，1894年以後，除了上海、廈門重新訂立防疫章程外，甯波、澳門等地也同時建立檢疫制度。另外，1895年天津、1896年台灣、1899年牛莊(營口)、1900年福州、1902年漢口、1906年安東(丹東)、1908年大連、1909年秦皇島、1911年廣州、1912年煙台、1922年青島等港均先後實施檢疫制度，對疫區來船多由各地海關委派醫官上船查驗。海關檢疫制度基本形成。1930年，在上海成立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至1932年收回各海港的檢疫權。中國的海港檢疫開始成爲國家主權的象征。很顯然，在這一過程中，1894年是一個標志性的年份。
1894年的廣州、香港鼠疫大流行，也構成對于中國傳統社會及傳統國家制度的挑戰。廣州民間與地方政府面臨鼠疫流行的所有舉措，不外祈禱天帝，迎鬼酬神之類。《申報》最初的報道大多持獵奇的心態，甚至有人站在廣州地方政府的立場，對廣州地方官員的行爲表示某種謹慎的理解。隨著時間的推移，上海的輿論發生了變化，至6月29日，《申報》在頭版頭條發表文章《論迎神逐疫之非》，公開表達對于此類行爲的批評與否定。有意思的是，此文中，作爲對比的參照物，不是香港而是上海租界。上海輿論還將上海華界的公共衛生與租界進行對比，將中國地方官員與租界工部局官員進行對比。當公共衛生事業被提高到“愛民”的高度來認識時，中國傳統國家已經失去了繼續存在的理由。
1894年的廣州、香港鼠疫大流行，還導致一個新的生態觀念的形成。《申報》由一個遙遠的旁觀者至一個當事人的態度的轉變，即證明了這一點。華南與華東地區相距遙遠，其間的萬水千山構成兩大區域之間的天然屏障。在以步行或以風力推動的帆船爲主要交通工具的時代，華南與華東地區的天然屏障幾乎是不可逾越的。也就是說，在和平條件下，華南地區的鼠疫要通過人或貨物的移動或運輸進入華東地區，需要克服太多的障礙，也需要太多的時間。當蒸汽輪船用于航運之後，海洋成爲區域之間聯系的最好通道。于是，區域之間的生態阻隔不複存在，各大生態區域之間的聯系變得更加緊密，各大區域的社會變遷呈現某種相同的趨勢。
綜上所述，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既可以將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本質視作生態的變遷，也可以將百余年來生態變遷的本質視作社會的變遷。近代以來即已發生、迄今仍在展開中的全球化進程，就是生態變遷與社會變遷互爲因果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