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衛生部門和研究人員提早入手，並在第一時間告知市民，同時吸取了SARS疫情時期的經驗，對醫院內感染尤爲注意，正是此次中國香港特區抗擊新冠疫情值得稱道之處。
文/《財經》記者 趙天宇 實習記者 朱賀
編輯/王小
“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非常小心事後論斷的危險。因此，我們在研究每一個事件時，都盡力設身處地考慮當時所知所及能夠做到的限度。在事後掌握了有關資料，然後做出批評，是最容易不過的事。”
這是由中國香港特區政府主導，11位專家聯合撰寫的一份報告開頭。此報告名爲《汲取經驗 防患未然》，是總結2003年抗擊SARS（非典型肺炎）疫情時的經驗，時任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鍾南山是專家之一。
17年後，香港的街頭，門市依舊熱鬧，人流穿梭，這座城市如常運轉。然而，建築物緊湊、人流密集的香港有745萬人口，傳染病防控無疑充滿挑戰。
截至2020年3月8日晚8時，中國香港特區新冠肺炎個案累計115例。其中，114例確診，1例疑似。這比起SARS期間好許多。香港對新冠病毒感染的防控，多處經驗來自于2003年的SARS防控經曆。
香港特區衛生署發言人3月4日回複《財經》記者采訪時稱，香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一直以來有恒常的疾病監測系統、感染控制及化驗診斷服務，也會就疫病暴發進行流行病學調查，並會按風險通報及評估，制訂緊急應變計劃 ，執行香港法例實施相關公共衛生措施，以預防傳染病。
3月5日，一篇來自香港本地醫院和香港醫院管理局的論文顯示，從2019年12月31日中國公布疫情開始計算，前6周裏，香港沒有醫護人員感染新冠肺炎。在住院患者中，也沒有發現新冠病毒在醫院內傳播。
香港是如何做到的？
香港醫護人員零感染
新冠肺炎暴發早期，香港對醫院內感染防控已經處處小心。
自2019年12月31日，國家衛健委宣布武漢出現病因不明的肺炎起，至2月10日的6周裏，香港共確診了42例新冠肺炎病例。
早在2019年12月3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食物與衛生局已經開完專家會議，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在這個專家會上表示，武漢的情況“不尋常”，“我們必須提高警覺”。
香港，這個1104平方公裏的國際化城市，和內地往來頻繁緊密，有很高的風險從內地輸入感染新冠肺炎。在上述專家會後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加強所有防控措施，“出入境口岸加強健康監察措施”，同時提醒市民，如出現呼吸道病症，應戴口罩及時求醫。
香港的專業人士也很快行動起來，根據流行病的發展，通過擴大臨床和流行病學監測標准，以在早期識別並隔離患者。
提前計劃是此次香港抗疫的一個明顯特征。
一個例證是，“患者可曾去過中國內地的醫院與否”，在2020年1月16日香港已經將這一問題作爲監測的流行病學標准之一。
納入患者是否到訪過醫院的這個標准，是因爲當時暴發SARS疫情時，這一項是病毒感染的風險因素之一。
根據SARS疫情時的經驗來看，在醫院內不幸感染SARS病毒的人，近60％是醫護人員。因此，采取積極的院內感染控制措施，至關重要，而且也必須提前計劃。
從1月4日起，香港的醫院爲所有醫務人員、臨床患者和訪客提供手術用口罩。
盡管只佩戴手術用口罩的做法，並沒有明顯的證據證明可保護人免于感染SARS病毒，但是，此前的研究已表明，醫護人員或患者戴手術口罩起碼能夠降低院內流感病毒大流行的風險。
保持手部衛生習慣，在醫院戴好手術用口罩，以及在患者護理中適當使用全套個人防護設備，尤其是進行産生氣溶膠的操作時，是關鍵的感染控制措施，可預防新冠病毒在醫院內的傳播。
一位經驗豐富的感染控制護士在收集空氣中的新冠病毒樣本時，穿戴了N95口罩、面罩、帽子、手套和長袍在內的全套個人防護設備，並與確診患者密切接觸了63分鍾。此後，她完成14天的醫學監護，沒有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狀。
來自香港瑪麗醫院、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香港特別行政區醫院管理局共10位作者，觀察研究了香港的醫院在新冠肺炎暴發最初6周裏的做法。3月5日，這篇論文發表于學術期刊《感染控制與醫院流行病學》（Infection Control & Hospital Epidemiology）。
在最初的6周裏，新冠病毒被確認之前，香港有413名醫護人員照顧患者，其中11名醫護有未經防護的密切接觸史，因此隔離了14天。隔離結束時，發現這些醫護人員沒有人感染新冠病毒。
香港在前6周裏發現的42例新冠病例中，有36例立即被送入隔離室。因此，在住院患者中，也沒有發現新冠病毒在醫院內傳播。
即使在一般病房中，面對普通患者，當進行産生氣溶膠的操作時，香港的醫護人員也加強了全套個人防護設備的使用。這同樣是吸取了SARS應對經驗，氣管插管、開放式抽吸和使用高流量氧氣等操作，已被證明與醫護人員感染SARS病毒的風險因素有關。
通過在流行病演變過程中加強監視，以及逐步擴大篩查標准，香港可以在住院後識別出大部分確診病例，並在新冠疫情開始6周內，在醫護人員和患者中實現了醫院內的零傳播。
截至3月8日，在香港特區衛生署公布的新冠肺炎感染115人中，沒有醫護人員感染。
特區政府的警惕
中國香港特區政府部門對新冠肺炎保持著密切關注，反應迅速。
2019年12月31日，香港醫院管理局即啓動了感染控制措施。依據的是香港的傳染病感染控制准備計劃。采取的措施包括對所有可疑病例進行早期識別、隔離、通報和分子診斷等。香港醫院管理局是香港所有43家公立醫院的理事機構，負責香港90％的住院服務。
在實驗室確認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後，感染控制小組（infection control team）立即跟進，以識別醫護人員和暴露的患者，這基本上是按照香港的甲型H7N9禽流感的接觸者追蹤協議進行的。
香港特區衛生署，是負責執行香港政府的健康護理政策的部門。它下屬的衛生防護中心有一套恒常的疾病監測系統、感染控制及化驗診斷服務。在對抗傳染病方面，該機構的目標是實時監測、迅速反應和適時通報風險。
自中國內地出現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以來，香港特區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一直密切關注，與國家衛健委保持緊密聯系，實時跟進最新情況。“從去年12月31日起通過新聞公報、信函、專題網頁等，提醒市民、旅客及公私營醫療機構有關情況。”香港衛生署發言人告訴《財經》記者。
從2019年12月31日起，衛生防護中心就不斷提醒居民，從外地回港後，若出現發燒或其他病症，應立即求診，告訴醫生最近曾到訪的地方，並佩戴外科口罩，以防傳染他人。同時，提示本地居民注意洗手，打噴嚏或咳嗽時用紙巾掩蓋口鼻，避免去人多的地方，注意症狀，盡早就診。
2020年1月初，雖然當時香港並未發現與武漢相關的嚴重肺炎個案，但1月2日，香港政府已就武漢肺炎病例群組個案舉行跨部門會議，嚴陣以待確保在有需要時盡快應變，並提示各有關部門提高警覺和做好准備。
1月2日提及的防控措施，包括向學校致函，呼籲加強個人及環境衛生措施等。香港醫管局也提醒一線醫護人員，包括18所地區中醫教研中心的人員，加強留意不明原因肺炎求診病人的臨床情況，包括是否有發燒及急性呼吸道感染，或者肺炎症狀，病發前14天是否去過武漢市街市或海鮮市場。
1月3日開始，香港國際機場增設額外的紅外線熱像儀，專爲從武漢市抵港飛機的旅客作體溫監測。在所有出入境管制站，包括高鐵香港西九龍站發現的急性呼吸道症狀的發燒旅客，如病發前14天曾去過武漢街市或海鮮市場，將會即時轉至公立醫院接受隔離治療及跟進。
2月7日，香港居民李帆進香港時，通關口岸已受到限制，“平常都是在羅湖口岸過關，當時是從深圳灣口岸通過的”。2月4日零時零分起，香港特區政府關閉了包括羅湖口岸、福田口岸、皇崗口岸、港澳客運碼頭口岸在內的4個口岸。
李帆看到，過關的旅客們戴著口罩，在大陸和香港海關雙側都接受了體溫檢測和健康卡登記，在香港一側填寫的健康卡內容是在港住址、個人聯系方式等。 此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從2月1日起，將在羅湖口岸和深圳灣口岸率先實行健康申報制度。
早在1月4日，香港公布《對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准備及應變計劃》（下稱《應變計劃》），並同時啓動嚴重應變級別，即時生效。香港衛生署回應《財經》記者稱，當時即啓動了《應變計劃》，是基于多種因素考量。
考量的因素，包括患者的病情情況，例如嚴重並發症、住院及死亡情況；疫情的變化軌迹 ；疾病的傳播能力，能否人傳人，能否造成持續性社區暴發；疫情的傳播地域；病媒在本地存活的情況；人群中易受感染的情況；是否有任何預防措施，例如疫苗和可行的治療；以及來自國際，如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
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在1月8日將“嚴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納入法定須呈報傳染病。醫生如懷疑有個案，便須向香港衛生署呈報。
隨著疫情的變化，香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按風險評估，在不斷修訂監測准則，擴大監測範圍，並按情況提升港口衛生措施，以期更有效地應對可能出現的風險。
“衛生防護中心會繼續密切監測本地、內地以及海外的情況，繼續跟進本地確診病例的流行病學調查及接觸者追蹤的工作，並做好本地各項檢疫工作。”香港衛生署發言人稱。
除隔離者，市民生活如常
2月3日，香港政府宣布，14天內曾到過湖北省的香港居民返港後，須進行居家檢疫，並戴上電子手環。這是爲防止隔離者在家隔離期間擅自外出，這個手環不能隨便脫下，並與相關手機設備連接。手機或手環如被破壞，或者手機被帶出去，相關設備會即時通知香港衛生署和警方跟進。
香港衛生署首席醫生連慰慈說，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接受強制檢疫的人要在指定時間留在指定地方，違者可被監禁六個月及罰款5000港幣，政府會嚴厲執法。
在香港，新冠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觸者同樣需要被隔離14天。在14天隔離期結束後，進行14天醫療監視。醫療監視期間，建議他們在醫院和社區戴口罩。
“大家的防範意識增強了，在任何公共場所都要戴上口罩。”正在香港讀碩士的張可對《財經》記者描述，一些店的門口會貼“進店請戴口罩”。“我朋友今天把口罩拉到脖子上一會兒的功夫，一個小姑娘指著他問“怎麽不帶口罩”。
香港市民的對個人衛生頗爲注意。戴口罩一直是港人的一個好習慣，平常感冒，個人會自覺地在出門見人時戴口罩。
現在口罩的價格水漲船高。張可告訴《財經》記者，一些商鋪口罩數量充足，價格卻成倍增長。“1月21日買的第一盒50個裝普通口罩價格僅爲55港幣（約49元人民幣），1月23日左右開始漲至100港幣，春節過後漲至200港幣左右，前兩天去商店買了一盒普通口罩，花了268港幣（約240元人民幣）”，從韓國進口的KF94口罩甚至高達1800港幣（約1605元人民幣）。
一位從珠海移居香港多年的女士在朋友圈中看到武漢疫情，于2月初，通過網上支付在武漢買了200件防護服，並請武漢朋友幫忙捐獻給兩家武漢的醫院和一家養老院。
在內地疫情最緊張的時期，香港的一些物資也出現緊張。李帆說，“只要商鋪門口有排隊的人，大部分都是在買口罩的。酒精同樣不容易買到，價錢也比較高”，超市也出現搶購潮，“衛生紙、米等日常生活物資可以說是搶購一空”。
新冠疫情暴發兩個多月來，在香港讀研究生的張可眼中，多數香港市民的生活並沒有因爲突如其來的疫情受到較大影響。
進入3月，隨著疫情在全球加速蔓延，香港特區的高校加強了對疫情高發區來往人員的限制。3月3日，張可所在的學校發來的通知郵件顯示，“爲了保護大學社區的健康，從3月4日上午5時開始，曾去往中國大陸、韓國、意大利（艾米利亞-羅馬涅、倫巴第和威尼托地區）、日本、新加坡以及伊朗的學生、教職工及訪客，在完成14天居家隔離前不得進入校園。”
學校也不建議外地學生返校。複課不可避免地耽擱了，2月17日，有香港高校開始網上授課。面授課程的恢複時間則一直往後推，顯得遙遙無期。
吸取SARS抗疫經驗
據中國香港特區醫管局3月8日介紹，當日下午有一名新冠肺炎確診患者離世，香港累計死亡病例增至3人。
2003年SARS疫情時，香港人口約680萬。SARS疫情曆時超過三個月，香港共1755人感染，其中300人不治身亡。從新冠疫情早期宣布開始，香港衛生部門、醫院在各個環節上反複參考當年SARS經驗。
香港在2003年5月28日公布成立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專家委員會（下稱“SARS專家委員會”），負責檢討醫護體制的效能，不到5個月後，一份以《汲取經驗 防患未然》爲題的調查報告公布，共253頁。
這份報告坦陳，在疫情初期，香港對這個疾病及成因所知甚少的時候，無疑在體制方面出現了一些明顯的缺失，隨著疫情蔓延，一些擔任要職的人員也感染上SARS病毒，令問題變得嚴重。
例如，2003年2月24日，香港衛生署在調查來自廣州的已感染SARS病毒的教授的接觸史時，僅追查了曾與患者有密切接觸的人士，而不是患者停留過的地方，以致後期有多人感染，3月8日才開始在該教授到訪過的酒店追查與其曾接觸過的人員，對疫情發展無補于事。
回顧SARS疫情，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處理疫情的手法也受到不少批評。
2003年3月10日，威爾斯親王醫院的管理層接到報告，在8A病房工作的11名醫護人員同時休病假，醫院內暴發疫症才開始爲人所知。同日該醫院關閉8A病房，不再接收病人。
SARS專家委員會認爲，在有關醫院運作的決定這一問題上，醫院沒有預先制定疫症防控計劃，加上威爾斯親王醫院就疫症控制措施作出重要決定時缺乏香港衛生署人員的參與，不利于疫情處理。
2003年3月11日，香港衛生署才從媒體的報道中得知威爾斯親王醫院疫情暴發，但沒有參與醫院運作和關閉醫院事宜的討論。衛生署與醫管局之間缺乏以人口爲本的共識，在疫情初期也沒有充分了解傳染病對社區産生的影響。
中國香港特區衛生署與威爾斯親王醫院在工作層面上的個案資料通報，初時頗爲混亂，所采用的資料管理系統未能應付大規模疫情的需要，不勝負荷。
總而言之，這份報告指出，醫院的感染控制架構存在弱點，員工在感控方面訓練不足，醫院病房的設計、床距和通風設備方面環境欠佳，設備不足，缺乏既定的傳染病控制計劃或溝通政策，以及醫管局、衛生署和大學各自的任務和職責沒有清晰的界定。
政府如何爲公衆提供准確信息，也是反思之一。此報告提出，政府一方面要設法安撫公衆和消除公衆的恐懼，但同時又不可以讓公衆掉以輕心，必須小心平衡這兩方面。
這是由于，時任中國香港特區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曾表示，在2003年3月14日回應媒體詢問SARS是否在社區暴發時，解釋了個案的數字，並指出據觀察所得，未有發現肺炎個案整體數目不尋常的增加。這一消息的可信度引起公衆質疑。
回顧此事，SARS專家委員會認爲，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的這一措辭應該更爲審慎，這類技巧性問題應由衛生署負責公共衛生事務的高級人員回答。
2003年3月27日SARS被列入應通報的疾病名單中，若早一點列入，可能有助于提高公衆的警覺性。
對SARS疫情的反思，覆蓋了政府、醫院、社區等各方面。
在香港抗SARS病毒的過程中，“淘大花園”是一個不能繞開的案例。來自威爾斯親王醫院的源頭病人，很可能首先傳染了淘大花園E座一小部分居民，然後經由汙水系統、人與人接觸和使用公共設施，令該座其他居民受到感染。這些居民接著通過人與人接觸和環境汙染，把SARS傳染給E座內外的其他人。
在對該病人進行流行病學調查上，有所延誤。流行病學調查最初只集中在個別的SARS個案，而非所有淘大花園居民。政府在人手方面和實地流行病學的知識都有不足，導致初期流行病學調查的目標含糊、進度緩慢。
2003年3月26日，香港醫管局指定瑪嘉烈醫院做爲處理SARS的醫院。在第一個星期，瑪嘉烈醫院每日接收的新增SARS患者平均超過70人，當中不少病人病重和需要接受深度治療。
由于未能預計會突然出現大量患者，且患者主要來自淘大花園，瑪嘉烈醫院的醫務人員和專業知識都被推到極限，這加大了醫護人員受到傳染的風險。
SARS專家委員會認爲，指定瑪嘉烈醫院作爲處理SARS的醫院在當時是合理的，但在淘大花園的疫情規模明朗化時，應作檢討並重新考慮這項安排。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03年8月15日提供的數據，中國香港特區的綜合征個案死亡率是17.1%，高于中國內地的6.6%，低于中國台灣的27.1%。
即便剔除年齡因素後，香港SARS患者的標准化死亡比仍遠高于內地。差異原因未明，但病患個案的確認工作是否完整，診斷是否正確，治療方法是否有效，是否有使用中藥治療，以及年長者所得到照顧的方式等因素，均值得探討。
SARS專家委員會認爲，作爲初次出現的新疾病，須根據當時掌握的知識和資料，來審慎評估決策過程和決定，才公平合理。SARS疫情初期，醫院體制無疑出現了一些缺失，必須從中汲取經驗，加強公共衛生的工作，改善衛生醫護界各方面協調，厘清各部門職責，改善彼此溝通。
由于重視這項檢討工作的獨立性和透明度，《汲取經驗 防患未然》在2003年10月2日公開發布。
（文中張可，李帆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