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上海、廣州、紹興，甚至是日本仙台都有魯迅紀念館，這些衆多的紀念館中卻只有一座位于大學校園內，這就是廈門大學魯迅紀念館。而且廈大的魯迅紀念館，是衆多魯迅紀念館中唯一設置“魯迅與許廣平”專題展廳的，因爲在廈大的這段日子正是他與許廣平的熱戀期，是魯迅與許廣平兩人確立戀愛關系的關鍵時期，這段時期他和許廣平之間頻頻通過書信聯系，《兩地書》第二集就是寫于這個時期的書信。而且“廈門大學”這4個醒目的校名大字也是從魯迅的書法作品中摳出來的，由此看來，廈大與魯迅關系非比尋常，但是對魯迅而言，在廈大的這段經曆卻是不怎麽愉快的。
魯迅與許廣平
1926年9月，受當時在廈大任教的老友林語堂邀請，魯迅離開上海來到廈門，就任廈大國文系和國學研究院教授。當時的魯迅在中國文壇已享有盛名，校方開具了月薪400元的待遇，1920年5月版的《新青年》推出的勞動節紀念號詳細記載了各地各行業工人的收入調查情況，其中上海紗廠工頭每月收入約20元,普通工人僅9元。應該說，廈大對魯迅的到來是極爲重視的。而且，當時的廈門遠離北京、上海等政治中心，社會氣氛較爲平和，魯迅初到廈大即有一展抱負之心。
廈門大學魯迅書法字體的校名和魯迅紀念館
然而現實卻不是魯迅期初預想的那樣。當時支持廈大校務的是第二任校長是林文慶，他出生于新加坡的一個華僑家庭，後來留學英國，在孫中山影響下又加入同盟會，與陳嘉庚的關系也是十分密切，兩人都是南洋著名實業家，也正是在陳嘉庚的力邀之下，林文慶出任了廈大校長。從經曆和交際看，林文慶應該是一位思想開明的人，但是事實卻不是這樣。
魯迅在廈門的照片
林文慶卻是一個極度遵從尊孔孟、提倡複古的人。在他的主政之下，當時的廈大以孔教爲辦學綱領，提倡複古，讓學生背古書、寫古文。他用《大學》中的”止于至善”四個字作爲廈大的校訓，以培養學生”人人爲仁人君子”。他的支持下，學校經常組織尊孔、祭孔活動，孔子的誕辰日是廈大的重要節日，當天全校放假。廈大國學研究院院長由林文慶親自兼任，身體力行，不遺余力的灌輸孔孟思想，提倡古文國學。當時的廈大經常舉行孔子紀念會，會上必須研討孔孟教義，高談學習心得，搞得學生們不勝其煩。
廈門大學第二任校長林文慶
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推動者，對于林文慶這套十分厭惡，總是借故不參加。某次紀念會上，林文慶特地邀請魯迅參加，並要求做演說。魯迅也就將計就計，面對全校師生發表了少 “讀中國書，做好事之徒”的著名演說。魯迅說“我來本校是搞國學院研究工作的，是擔任中國文學史講課的，論理應當勸大家埋頭古籍，多讀中國的書。但我在北京，就看到有人在主張讀經，提倡複古。來這裏後，又看到有些人老抱著《古文觀止》不放。這使我想到，與其多讀中國書，不如少讀中國書好。 尊孔，崇儒，讀經，複古，可以救中國，這種調子，近來越唱越高了。其實呢，過去凡是主張讀經的人，多是別有用心的。他們要人們讀經，成爲孝子順民，成爲烈女節婦，而自己則可以得意恣志，高高騎在人民頭上。他們常常以讀經自負，以中國古文化自誇。但是，他們可曾用《論語》感化過制造”五卅”慘案的日本兵，可曾用《易經》咒沉了”三一八”慘案前夕炮轟大沽口的八國聯軍的戰艦？”
魯迅的一番話，學生們是聽得歡欣鼓舞，但是一旁的林文慶卻如坐針氈，對于魯迅不僅不給面子還公開唱反調耿耿于懷，道不同不相爲謀，這個梁子算是接下了。接下的日子裏，林文慶就開始處處針對魯迅，還與幾個志同道合的教授結成反魯同盟，在工作上、日常生活上對魯迅處處刁難。魯迅在對許廣平的信件中說“這裏的校長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們請我到周會演說，我仍說我的‘少讀中國書’主義，並且說學生應該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爲然，說陳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興學，而不悟和他的尊孔沖突。這裏就是如此胡裏胡塗。”
這之後，魯迅在廈大的日子幾乎就沒有安穩之日了。教學上，魯迅幾乎就得不到校方撥款了，生活上被逼多次搬家，最後，只能住在廈大的地下室中。最後，在對校方的極度失望和厭惡下，1927年1月，魯迅提交了辭職信離開了廈門去往廣州。
魯迅在廈大前前後後總共只呆了134天，但在這短暫的時光中，魯迅爲學生講授了《小說選與小說史》和《漢文學史綱》課程，創作了《漢文學史綱要》、《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奔月》、《寫在﹤墳﹥的後面》等17萬多字的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
當廈大學生得知魯迅離開後，就爆發了延續兩個多月的學潮運動，並導致國學院研究院停辦。在動亂之下，林語堂也選擇了辭職，並于3月間離開廈門大學赴武漢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