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爲芝加哥留影
康有爲的“大同三世說”（節選）
文︱茅海建
康有爲的“大同三世說”，是我最近講的比較多的題目，是近幾年最爲關注者。我寫了幾篇非常學術性的論文，字數加起來大約有三十萬字，十分繁瑣。我在這裏盡可能講得不那麽學術，盡可能簡要明白一些。
大約在五年前（2013），我准備寫一篇關于康有爲戊戌時期政治思想與政策設計的論文。這項研究的起因是，既然台北的史語所研究員黃彰健院士已經證明康有爲《戊戌奏稿》作僞，既然中國人民大學孔祥吉教授等人已經發現《傑士上書彙錄》和許多康有爲的原始奏折（其中一部分是代他人所擬的），稱戊戌變法是“君主立憲式的改良主義運動”，失去了基本史料根據；那麽，戊戌變法的性質究竟是什麽？我想以可靠的檔案與文獻爲基礎，重新梳理一遍，得出新的結論來。爲此，我制定了一個計劃，申請了一個項目，准備用一年半的時間，寫一篇五到十萬字長篇論文。我得到了一筆小的資金支持。
可是，研究進行沒多久，就卡殼了。我遇到了兩個難題。
一、1898年（戊戌）之前，康有爲完成了兩部重要的著作《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這兩部書的內容大約是：儒家的《六經》皆存世，即“今文經”，秦始皇並未焚盡；所謂“古文經”，皆是僞經，是西漢時領校“中秘書”（皇家藏書）的官員劉歆所僞造，目的是爲王莽的“新朝”服務。此即“新學僞經說”。中國的早期曆史“茫昧無稽”，堯、舜、文王等“文教之盛”，皆是孔子“托古”的創造，其目的是以民間“素王”身份來“改制立教”。不僅《春秋》爲孔子所創，《詩》《書》《禮》（《儀禮》）《樂》《易》，也都是孔子自我創造出來的。此即“孔子改制說”。
“新學僞經說”“孔子改制說”雖然非常大膽，也非常極端——按照康有爲的說法，古文經是劉歆僞造的，服務于“新朝”，今文經是孔子創造的，以能“改制”，中國的傳統經典皆是孔子和劉歆兩人僞造出來的，中國的早期曆史也是由他們兩人僞造出來的——但若從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來看，兩說皆是思考與探索的過程，而非爲最終的結論。用今天的說法，屬于“中期研究成果”。如果僅僅用“新學僞經說”“孔子改制說”去解釋當時的康有爲，那麽，他只是一個比廖平更極端的學者，不會那麽熱衷于政治活動：不會去自辦萬木草堂，不會去自辦各類報刊，如《強學報》《時務報》《知新報》，不會到廣西去講學，也沒有必要去辦強學會、聖學會、保國會之類的政治性組織，更沒有必要再三再四地給光緒帝上書。他當時的政治思想與政治目標究竟是什麽？
二、從康有爲在戊戌時期所上奏折來看，向光緒帝提出的政策設計大體上是西方式的，或用西方的曆史來說事；但從康有爲的著述來看，如前面提到的《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從康有爲的講學內容來看，如《長興學記》《桂學問答》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現的萬木草堂門生筆記，卻很少有西方思想與制度的內容，基本上是中國傳統的思想，相當多的部分屬經學。他的著述中最接近西方的，是《實法公理全書》，談的是人的權利與民主制度，然其根據也不是西方思想與制度，而是西方數學中的“幾何公理”。1891年，康有爲與廣東大儒朱一新有一場論爭，康在信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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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學者不知西學，則愚暗而不達時變；稍知西學，則尊奉太過，而化爲西人。故仆以爲必有宋學義理之體，而講西學政藝之用，然後收其用也。故仆課門人，以身心義理爲先，待其將成學，然後許其讀西書也。然此爲當時也，非仆今學也。
“必有宋學義理之體，而講西學政藝之用”，這是我看到的最早的“中體西用”的說法，不僅早于孫家鼐（見其奏折，1897），更早于張之洞（《勸學篇》，1898）。
康有爲是戊戌變法的主要推動者，戊戌變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化的，但這個推動者卻不太懂得西方的思想與制度。他不懂任何一門外國語，也沒有去過外國，他能得到的外部資料主要是江南制造局等機構、西方傳教士等人翻譯的西書，其中以聲光化電、機器制造爲主，關于西方思想、制度、經濟與社會學說的書籍相當有限。他可能也看過一些日本譯書，從目前的研究來看，若真讀書，數量也是相當有限的，且有自我的理解。
如果從更寬泛的角度來看，上面說的兩個問題，實際是一個問題：康有爲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學知識（“新學僞經”“孔子改制”）與有限的西學知識來推動中國的改革？如果再深入一步，又可提出這樣的問題：即康有爲作爲一名晚近的進士，其官位僅是工部候補主事，在京城地面中盡管大聲說話，也無人聽得見。他能進入政治舞台的中心，純屬偶然，不是由他來決定的。如果不能進入政治舞台的話，他的政治抱負又是什麽呢？
光緒、康有爲、梁啓超合成圖
我由此被卡住了，研究進入了瓶頸。2015年7月，我到京都住了一個月，試圖開一點思路，結果毫無效果。曆史學是以史料爲基礎的，沒有史料的突破，思路又有什麽意義呢？曆史學是不那麽浪漫的。
恰在這個時候，我發現了梁啓超《變法通議》的進呈本（現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便轉過頭來研究梁啓超的著述。正是在梁的著述中，我看到了光明——康有爲在戊戌時期的“大同三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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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三世說”的主要內容
在萬木草堂講學時，康有爲稱“堯、舜如今之滇、黔土司頭人也”；又稱：“堯、舜皆孔子創議。”（黎祖健：《萬木草堂口說》）此處說“堯、舜爲民主，爲太平世”，即孔子創造出堯、舜，聖意在于“太平之治”；孔子又創造出文王，是爲“撥亂之治”，“以行君主之仁政”。以“孔子改制”講“大同三世”，這裏面的意思，若不加解釋，不易察覺。我仔細查看《孔子改制考》，與“大同三世說”相關的內容，僅僅找到六條。在《春秋董氏學》中，康有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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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爲孔子非常大義，托之《春秋》以明之。所傳聞世爲據亂，所聞世托升平，所見世托太平。亂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漸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遠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備也。大義多屬小康，微言多屬太平。
康的這一說法，是對《公羊》派“三科九旨”的擴展，加上《禮運篇》中“小康”“大同”的內容。我仔細查看《春秋董氏學》，與“大同三世說”相關的內容，僅僅找到五條。《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講的是“孔子改制”的內容，“大同三世說”不是兩書的主題。若不是特別的挑選，這十一條內容，稍不注意就可能放過去了，且僅看此十一條內容亦難窺全豹。
康有爲的“大同三世說”，是對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一種普世性解說。按照康的說法，這一學說是由孔子創造，口傳其弟子，藏于儒家諸經典和相關史傳之中，主要是《春秋》及《公羊傳》《禮記》（尤其是《禮運篇》《中庸篇》和《大學篇》）《易》《孟子》《論語》等文獻，以留待“後聖”之發現。泰西各國對此學說亦有所體會，亦有所施行。
從1900年夏天起，康有爲先後旅居南洋槟榔嶼、印度大吉嶺，至1903年春夏之交時才離開。在此兩年多中，他遍注群經——《〈禮運〉注》《〈孟子〉微》《〈中庸〉注》《〈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論語〉注》《〈大學〉注》等，由此完成其“大同三世說”的著述。
《大同書》，長興書局，1919年版
如果用最爲簡約的方式來說明“大同三世說”的基本概念，可謂：一、據亂世，多君世，尚無文明；二、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禮運，削臣權；三、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運，削君權。“大同”雖是孔子創造出來的理想世界，但其時不可行，只能以“小康”來治世，只能待之于後人來實現。對此，康在《〈禮運〉注》中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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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以大同之道不行，乃至夏、殷、周三代之道皆無徵而可傷。小康亦不可得，生民不被其澤，久積于心乃觸緒大發，而生哀也。孔子于民主之治，祖述堯、舜，君主之治，憲章文、武……其志雖在大同，而其事祇在小康也。
需要注意的是，康有爲在槟榔嶼、大吉嶺精心著述時，閱曆與見識已經有了較大的變化。1898年9月他離開北京南下，在上海由英國軍艦接往香港，然後去了日本、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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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制立教
對康有爲來說，從“新學僞經說”到“孔子改制說”，是一個思考的過程，其最終的結論，應當是“大同三世說”。從“大同三世說”再到《大同書》，是康有爲思想發展的又一個階段。兩者之間的聯接性是比較明顯的，而兩者之間的最大差別在于：康不再宣稱該學說由孔子原創，藏于經、傳、史等典籍之中，是他通過“微言”而發現的“大義”；而是自由奔放地直接說明他對未來社會的設計，那種曆史命定論的色彩也有所淡化。
“新學僞經說”“孔子改制說”“大同三世說”皆是學理，不太可能直接運用于政治。康有爲雖然有參與高層政治的企圖，但他唯一的辦法是上書。通過上書而獲得皇帝青睐的機率是很低的；而“新學僞經說”“孔子改制說”“大同三世說”這類學理在高層政治是不可能通過的，尤其是“大同三世說”，其目標是改皇帝爲民主，最終要消亡國家，實現世界大同。清朝的皇帝又怎麽可能對此認同呢？
錢定安校本《大同書》 1935年出版
康有爲創造這些學理，目的是“創制立教”。在萬木草堂，他對其門徒直白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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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可得見乎？書者，六經也；言者，口說也；意者，聖人所未著之經，未傳諸口說者也。然則，聖人之意一層，猶待今日學者推補之。（黎祖健：《萬木草堂口說》）
康多次說明，孔子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和《易》。《春秋》記事，其主旨不在事而在于義，其義理由孔子口說而由弟子相傳，《公羊》是最主要的一支；但《春秋》中的許多義理，《公羊》未能明，甚至董仲舒、何休都未有解。至于《易》，全是義理。此即“猶待今日學者推補之”。康此處所稱“今日學者”，即是康本人。這種不見于經、傳，甚至不見于董說何注的孔子思想，可以說是康的自我理解、自我體會，也可以說是康的自我發揮。康可以將其思想附托孔子的名下，“托孔改制”。他又對其門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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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數千年來，凡二大變，一爲春秋時，一爲今時，皆人才蔚起，創制立教。（張伯桢：《康南海先生講學記》）
此處的“春秋時”主要是指孔子，而“今時”又可見康的自期，他要仿效孔子“創制立教”。康常引用《中庸》“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公羊傳》“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頗有自許之意（見《〈中庸〉注》《〈孟子〉微》）。康還在《孔子改制考》的序言中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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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哀生民，默牖其明，白日流光，煥炳瑩晶。予小子夢執禮器而西行，乃睹此廣樂鈞天，複見宗廟百官之美富……
他這些話講得很明白，他是受命于天的。
《大同書題辭》
當時的文士章太炎，對康有爲創教的設想有所揭示。1897年，他寫信給老師譚獻的信中稱：“康黨諸大賢，以長素爲教皇，又目爲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他在《自訂年譜》稱：1897年“春時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余甚非之”。而馮自由後來記錄章太炎對梁鼎芬的談話稱：“只聞康欲作教主，未聞欲作皇帝。實則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異；惟欲作教主，則未免想入非非。”（《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而梁鼎芬在前面談到的《康有爲事實》中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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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爲羨慕泰西羅馬教王之尊貴，意欲自爲教王，因創立一教，謂合孔教、佛教、耶蘇、希臘教四教而爲一，自命爲創教之聖人，其徒皆以聖人稱之。其徒黨有能推衍其說者，則許爲通天人之故，聞者齒冷。康所著書內有《孔子爲改制之王考》一卷（上海有刻本），稱孔子爲教王，諷其徒謂康學直接孔子，康即今之教王也。
梁鼎芬的說法也是相當肯定。即便從康有爲這方面的材料來看，也是相當清楚的。他在《孔子改制考》一書起首便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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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艱，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爲神明，爲聖王，爲萬世作師，爲民作保，爲大地教主。生于亂世，乃據亂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國，而立三界之義，而注意于大地遠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統。
其中“黑帝乃降精”，見《春秋演孔圖》，屬緯書，稱孔子的母親在夢中與黑帝相交而生孔子。康引緯書言“黑帝降精”，否認孔子的人間生父，有意模仿基督教的“聖誕說”。康辦《強學報》，用的是孔子紀年；又命梁啓超在《時務報》上也用孔子紀年，梁因阻力太大而未能辦到。這也是模仿基督教的。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爲上奏光緒帝，要求建立孔教會。
根據《孔子改制考》，孔子“創制立教”的工作主要是兩項：一是創制經典，二是傳教于門徒。《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再加上“大同三世說”，“小康”“大同”之制，經典的創制已初步完成。康主持的萬木草堂，已有相當的規模，其門徒張伯桢稱：“同學凡百余人。”（《康南海先生講學記》）康又到廣西去講學，梁啓超等人去湖南主辦時務學堂，亦可視之爲“傳教”。
保救大清皇帝會加拿大成員，康有爲在其中
根據《孔子改制考》，從春秋到漢武帝獨尊儒術，即孔子創制立教至改制成功，經曆了數百年的時間，並規範了“百世之後”的政教禮儀。基督以十二使徒傳教于天下，孔門有十哲七十二賢人，都不是一代人的事業。康此時若真心有意于“創制立教”，也不會太注重于當下。大約在1897年春，梁啓超在上海寫信給康有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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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一法于此，我輩以教爲主，國之存亡，于教無與。或一切不問，專以講學、授徒爲事。俟吾黨俱有成就之後，乃始出而傳教，是亦一道也。弟子自思所學未足，大有入山數年之志，但一切已辦之事，又未能抛撇耳。近學算、讀史，又讀內典（讀小乘經得舊教甚多，又讀律、論），所見似視疇昔有進，歸依佛法，甚至竊見吾教太平大同之學，皆婆羅門舊教所有、佛吐棄不屑道者，覺平生所學失所憑依，奈何。（《覺迷要錄》，錄四）
梁此中談到的“教”，是超越國家的，即“國之存亡，于教無與”，說的就是“大同三世說”。梁讓康“專以講學、授徒”，當萬木草堂學生學成後，出而傳“大同三世說”之教。梁對其掌握的“教”義仍不滿足，想通過“入山數年”以補足。梁又通過數學、曆史和佛教經典的學習，自覺“歸依佛法”，甚至對“吾教太平大同之學”一度産生懷疑，覺得“所學失所憑依”。梁的這一封信，是戊戌政變後從康有爲家中抄出來的。內容大體相近的梁信，還有一封。
康有爲“創制立教”，是想當教主；當然，如果有可能，也想當帝師。今天的人們看到了曆史的結局，他沒有當成教主，也沒有當成帝師，而是在戊戌變法的高潮期當了光緒帝的重要謀士。由此再來看看他自己的說法。1898年冬，康在日本寫《我史》，這是他第一部人生總結，也正處在人生的低谷期。康稱，百日維新的關鍵時刻，其弟康廣仁勸其“不如歸去”，回鄉授學，用康廣仁的話來言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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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兄生平言教，以救地球，區區中國，殺身無益。
根據梁啓超在湖南時務學堂的批語：“目前則以小康之道先救中國，他日則以大同之道兼救全球”；康的志向不僅僅是“救中國”，而在于“地球”。康又稱，戊戌政變前他從北京到天津、煙台至上海，一路上多次逢救。大難不死，必有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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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十一死，得救其一二，亦無所濟。而曲線巧奇，曲曲生之，留吾身以有待來茲。中國不亡，而大道未絕耶？“聚散成毀，皆客感客形”，深閱死生，順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此四十年乎，當地球文明之運、中外相通之時，諸教並出，新理大發之日，吾以一身備中原師友之傳，當中國政變之事，爲四千年未有之會，而窮理創義，立事變法，吾皆遭逢其會，而自爲之。學道愛人，足爲一世，生本無涯，道終未濟……
我以前每讀至此，總覺得康在造作；然讀到梁啓超等人關于“大同三世說”的諸多著述，才隱約地感到，康也未必矯情，或真以爲自己天降大任、使命在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