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次在大陸高校演講，言及二十世紀晚期人文及社會科學曆史意識的再興，有位研究生突然舉手提問，如何評定“杜贊奇”（Prasenjit Duara，1950-）？我徑自回答：“他是我的同學！”
在哈佛讀書的時候，我最密切的學侶便是杜贊奇，常常擡杠，東西南北無所不談；但同甘不共苦。他深受業師孔飛力（Philip Kuhn, 1933-2016）教授的喜愛，我卻是不夠格的學生。
杜贊奇
杜贊奇和我雖是同窗，但並不同門。我的老師是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乃是比較思想史的名家，而孔飛力教授則以研究中國近代社會史著名。以今日回溯看來，杜贊奇實屬他最出色的弟子，在學界南征北戰，屢見奇功。例如，他畢業後在一個小人文學院教書，不數年旋即轉至中部學術重鎮芝加哥大學任教。之後，又被新加坡國立大學禮聘，出任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總策劃，備受重用。
學業上，我和杜贊奇經常互助彼此語言的需要：他費心改了我博士論文的英文，而我遂對“中國農村慣行調查”略有所悉。除此之外，杜贊奇和我治學迥然不同調。平日，我心儀英美的分析哲學（哈佛乃執分析哲學牛耳），故喜歡往哲學系跑。他因隨孔教授從芝加哥大學轉學過來，已經學有根柢。雖然我們兩人都喜歡人類學、社會學，卻是兩條沒有交集的平行線。我念的是當時正統的社會科學，他涉獵的卻是明日新興的異端之學，例如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1929-）、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等。他不時誠懇地勸我要識時務，我卻執一不遷，負隅頑抗。後來的發展，果然證明杜贊奇的觀點是正確的。1980年之後，這些名家的理論便以驚濤駭浪之姿，淹沒了史學的園地。
有回，他已到芝加哥大學任教，邀我前去講演。事後還刻意帶我去逛芝大書店，指著侯米巴巴（Homi K.Bhabha，1949-）“後殖民理論”（post-colonialism）的書，要我多加留意。可惜後來我都沒跟上這些潮流，以致研究相對古板、落伍。
在哈佛念書時，因杜贊奇，我複結識了包筠雅（Cynthia Brokaw），她待人熱誠且和善。偶爾我們三個人一起聊天、論學，還煮東西吃（杜贊奇善煮咖哩）。包筠雅從博士論文改寫成書的《功過格》（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91）一書，乃是繼日本學者酒井忠夫（1912-2010）之後的力作，甚受好評，而後她又致力于中國書籍和印刷史的開發，遂成此一領域的開路先鋒，絕非西方“單書教授”（one book professor）可以比擬。
《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
談到以博士論文改寫成書揚名，杜贊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1988），絕對值得大書特書。他初試啼聲即一鳴驚人，不僅獲得美國曆史學會的“費正清獎”（John Fairbank Prize,1989），而且獲頒亞洲研究協會“賴文森獎”（Joseph Levenson Prize, 1990）。近史所有位同事甚至把他的“文化網絡”（cultural nexus）一詞時刻挂在嘴邊，其受歡迎可見一斑。
以學術的“場域”（布爾迪厄的專用術語）視之，杜贊奇雖功成名就，卻屢次企圖回歸哈佛母校，功虧一篑。淺見所及，乃是“常春藤聯盟”（Ivy League）的史學傾向于經驗、實證的探討所致。即使他的業師孔飛力也只言及“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而止，不越雷池半步；而杜贊奇所擅長的概念思辨的進路，卻不見得能全盤兜售。職是之故，他的聲名在美國社會科學界恐怕遠盛于中國史學圈內。所以他能在芝大大放異彩，和今日受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有人謂之南部“哈佛”）的延攬重用，蓋可理解，皆因此二名校均以概念解析取勝。
《從民族國家拯救曆史》
《從民族國家拯救曆史》杜贊奇贈言
1995年，他的第二本書《從民族國家拯救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1995），乃受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1983）的啓示，擬將史學從民族主義中解救出來，又異常叫座，在華文學界尤其流行。而後，爲了研究僞“滿洲國”，杜贊奇還特別來台灣訪問王德威兄的母親——姜允中女士。按，姜女士來台後，一手苦心發揚山東王善人始創的“萬國道德總會”，成績斐然，有目共睹。
之後，他的研究就非“中國史”可以限制了。他到新加坡國立大學之後，眼界愈形開闊，從中國放大至全亞洲，學術議題也擴充到全球化、環境史，況之其代表作大多已有中文譯本，是故在華文學圈，尤其在近代史領域亦占有一席之地了！
居間，我也曾經受其感召，力圖振作，跟上時潮，遂挪“前現代”的手法治理“後現代”的事業。花了近三年一本一本啃過傅柯這批先知的文本，去探究“後現代主義”對史學實踐的沖擊。書成之後，趕緊向杜兄報告已超英趕美了，但他冷冷地回答：“‘後現代’已被超越，不再流行了！”令我頓時墜入萬丈深淵，爲之氣餒不已，蓋有“乃覺一個世代”之歎！
除上述之外，我還有三事惹得杜贊奇不悅。其一，之前，他一有大著問世，便會惠賜我一冊，分享成果。可是由于他聲名大噪，他的書一旦被學生或同仁借去，經常長去不還。有朝一日，他補上複本，上面竟寫著：“下不爲例！”（Second time—no more）。其二，有回約他一起共進午餐，由于年紀大，一時失憶，自己搭了高鐵，跑去南部演講。在車上接了他氣呼呼的電話，竟然放他鴿子！最後，2012年“中央研究院”舉辦的“國際漢學會議”，晚宴竟然忘記備酒，他頗不以爲然；宴席結束之後，他遂偕幾位洋學者出去二次會喝酒。實在禮數欠周，十分愧疚。
杜贊奇熱愛他的故鄉——印度，每一語及則憂心忡忡，熱淚盈眶，謂以家鄉社會的複雜和族群分裂，定不如中國大陸易于崛起。這發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觀察，衡諸近況，確有先見之明。
近日，有友朋參加今年（2018）的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 Studies），捎來訊息，杜贊奇當選該會副會長，委實爲他高興，也與有榮焉！要言之，中國史研究僅是亞洲研究的一部分，更多的是其它地域和不同學科，甚至時下所流行的跨地域、跨學科的探討，因此，杜贊奇能夠脫穎而出，當選2018年亞洲研究協會的副會長，毫不意外（2019年則真除會長！）。這對他無疑是遲來、極大的肯定和榮譽，未嘗不是“失之桑榆，收之東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