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平
1899年12月31日，梁啓超抵達夏威夷，居留7個多月，其間發生了不少大事小事。與孫中山的分合、檀香山保皇會的成立壯大爲其中荦荦大者；小事之中，假護照爲一樁，籌款“受騙”爲一樁，都值得重新探討。此外，梁啓超想象中的與何蕙珍的所謂“戀情”，如今看來實系神女無心、襄王多夢，何蕙珍演講揭示的本土女權主義海外傳播路線更值得注意。1900年梁啓超夏威夷之行，學者郭世佑、陳忠平已有豐碩成果，筆者擬利用更多英文報道拾遺補缺，也試圖澄清一些誤傳。
梁啓超
抵檀日期歧出
1899年12月20日下午1時30分，梁啓超從橫濱乘坐“香港丸”（Hong Kong Maru）前往檀香山（火奴魯魯）。可怪的是，他抵達檀香山的日期，竟有兩種說法。任公自己在《檀香山遊記》中寫道：“三十一日，舟抵檀香山，午後兩點登岸……余之登岸也，埠中同志無知者，一人獨行，言語不通，甚苦之，于是投亞靈頓客寓暫居。”亞靈頓客寓，即Arlington Hotel。他自己用日記形式記載，言之鑿鑿，似無可疑之處。
2000年，近代史學者郭世佑發表《梁啓超庚子滯留檀香山之謎》一文，對此提出疑問，認爲梁啓超抵檀日期，應爲1899年12月30日。郭世佑依據的是清廷駐檀香山領事給駐美公使伍廷芳的報告：“十一月廿八日日本郵船名香港丸抵口，當即會同美國稅關官員登船，嚴密稽查。”（《伍廷芳集》第75頁）該領事自言見到梁啓超，農曆十一月廿八日換算公曆爲12月30日。郭世佑問道：“究竟是長途勞累而且還暈船的梁啓超自己記錯了，還是清方領事的禀報有誤？待考。而一般說來，後者的工作流程當有逐日記載，其失誤的可能性更小。”
檀香山領事負有監督梁啓超動向的責任，郭世佑認爲他發生失誤的可能性小，這個判斷如今看來不准確。檀香山領事這次情報失實，究竟是有意爲之還是純屬失職，仍有待考證。“香港丸”原計劃于12月30日抵檀，稍作停留，當天繼續前往舊金山，這在12月29日檀香山報紙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船期公告有披露。
但事實上“香港丸”31日才抵檀，是在途中遇到大風暴造成的延誤。這艘郵船開往舊金山的時間也因此推後到1月1日中午。梁啓超《夏威夷遊記》對此也有簡略記載。1月1日，《太平洋商報》專門報道了“香港丸”遭遇風暴的驚心動魄的旅程，巨浪翻騰，前路茫茫，郵船不得不抛錨32個小時，等待風暴平息。24日晚，暴風打斷了船首斜桅，一個船員被巨浪抛入海中，努力營救，終歸無效。無論如何，“香港丸”比原定計劃延遲了1天抵達，報紙報道確證梁啓超抵檀日期爲12月31日。
護照問題
1月1日《夏威夷星報》報道，梁啓超“預期在夏威夷停留一個月，然後前往舊金山、紐約、華盛頓”。這次出行，梁啓超原以美洲大陸爲主要目標，尤其是華僑集中的舊金山、紐約，夏威夷只是前站，孰料一住住了7個多月。他自己解釋說：“適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梁啓超《三十自述》）這一年正當夏威夷發生鼠疫，美國大陸對中國人、日本人入境嚴加限制，當時實行隔離14天的規定，即赴美前“往海濱關閉半月，乃許行”。（上海人民出版社《梁啓超年譜長編》第204頁，以下引用簡稱《長編》）但防疫控制並不是他滯留夏威夷的唯一原因。
檀香山正埠
同一天的《夏威夷星報》刊登抵埠貴客名單，從“香港丸”郵船下來的有兩名日本頭等艙旅客，第一名叫做B. Kashiwabara，第二名爲Yoichi Abe。表面上看，似乎沒有報道梁啓超抵達的消息。其實不然，Kashiwabara正是梁啓超的護照姓氏，漢字寫作“柏原”。同一報紙新聞版面說，梁啓超已入籍爲日本國民（subject），改名Kakuabala，這個拼寫錯誤估計是道聽途說所致，至于說梁啓超入籍日本，事出有因，報紙並無捏造。一經抵埠，梁啓超“是日即往見日本領事齋藤君，適外出，未得見，見副領事田中君而歸”。（梁啓超《夏威夷遊記》）他前往日本領事館，是以“日本國民”身份向“本國”領事官報到。當天他只見到副領事，梁啓超心有不安，過兩天又專程登門拜訪，終于見到正領事，一顆心終于落了地。
梁啓超一下船，到旅館安頓下來，立即前往拜訪日本駐檀香山領事，此事對他來說是第一要務。他持日本護照入境，法律上說即屬日本國國民，應受日本領事保護。清廷對梁啓超赴美十分驚恐，曾發電報要求駐美公使伍廷芳嚴加防範。若清廷檀香山領事傾注全力加以留難，梁啓超連入境都有問題，遑論開展工作，甚至會有危險。梁啓超必須第一時間拜會日本領事，取得對方提供領事保護的當面承諾。
梁啓超這次以亡命之身赴檀，清廷總理衙門、各口岸海關當然不會給他頒發護照。他是冒用日本人柏原的護照入境檀香山。丁文江、趙豐田《長編》稱：“先生此次出遊原是應美洲華僑之邀遊曆美洲的……出發時爲旅行安全計，先生並冒用日友柏原文太郎的姓名和護照。”4月4日，梁啓超上康有爲書說：“檀禁華人更甚于金山，弟子之來乃以柏原名來者，僅能登岸耳；美境尚未可知也。”（湯志鈞等編《梁啓超全集》第19卷第184頁）按《長編》的敘述，似乎梁啓超是直接用了柏原文太郎（Buntaro Kashiwabara）的護照。柏原文太郎是梁啓超當時最親密的日本朋友，做過他的居亭主人。《楊維新與丁在君書》稱：“此君與任公先生交厚，當時約爲兄弟。”梁啓超赴檀之前，柏原前來送別，賦詩相贈：“我昔靈山會，與君爲弟兄。千劫不相遇，一見若爲情。許國同憂樂，論交托死生。如何別容易，無語只惺惺。”任公與柏原的關系，可用生死之交來形容。
學者杜卓爾2002年曾發表《梁啓超以日本護照赴夏威夷事件（摘要）》，（《瓊粵地方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1頁）依據東京外省外交史料館的檔案，認定梁啓超入境時持有的是“柏原文次郎”的護照。如此，則《長編》記載有誤。日本駐夏威夷領事館對梁啓超是否入籍日本沒有把握，對此進行調查，發現找不到梁啓超的入籍證明，但聯系到了柏原文太郎，柏原文太郎在一封信中解釋了他的護照如何落入梁啓超手中，論文摘要沒有披露細節。領館經過調查，明白梁啓超並未正式入籍，日本政府沒有責任保護梁啓超。夏威夷領事遂通知日本駐舊金山領事，如果梁啓超入境美國本土時護照被沒收，“他將會有危險”。3月3日，梁啓超上康有爲書，陳說去舊金山“上岸之無把握最可慮耳”。到舊金山上岸沒有把握，指的是護照有問題。
相當長時間內，學界都將梁啓超滯留檀香山歸因于疫情。現在看來，梁啓超不便去美國的原因，是防疫控制與使用假護照兩者兼而有之。若清廷駐美使領館情報准確、證據確鑿，向美國移民局舉報，移民局可沒收假護照，對梁啓超十分危險。
4月29日，梁啓超致信康有爲：“美屬弟子現時暫不往，實前者持日人名字之護照來，今日領事言，若往金山，彼處日吏不能肩保護之責；苦口勸勿往，並雲已告金山領事，此護照作爲廢紙，若往恐生大不便雲。故今只得暫留招待，前所托美人事，回複若何，再爲後圖。”（《長編》第231頁）到7月初，據郭世佑所引梁啓超致孫眉函，梁氏似又改變主要，想冒險一試，因行前收到新加坡、香港兩地要求他東歸襄理起義的電報，赴美計劃又再次終止。
檀香山領事楊蔚彬
清廷駐檀香山領事楊蔚彬不僅弄錯了梁啓超抵達日期，還把梁啓超護照姓名也弄錯了。楊蔚彬就梁啓超入境一事，呈遞禀文給駐美公使伍廷芳稱：“十一月廿八日日本郵船名香港丸抵口，當即會同美國稅關官員登船嚴密稽查，其搭客姓名冊內，並無梁啓超其人，亦無中國裝束、形迹可疑之人；惟頭等客艙內有已經易服剪發自稱籍隸日本之吉田松陰一名，其面貌與市間所售梁逆照相片無異。經稅關再三盤诘始露痕迹。惟該逆持有日本政府護照，礙難駁回。”（《伍廷芳集》上冊第75頁）楊蔚彬說梁啓超護照名字爲“吉田松陰”，這個說法肯定錯了，卻也有一定由來。
吉田松陰（1830-1859）是日本幕末時期著名的志士、思想家、教育家，倡導“尊王攘夷”思想，勤于著書講學，因策劃暗殺藩臣而被處死刑。吉田的學生高山晉作繼承其遺志，打響了幕末維新第一槍。梁啓超極仰慕這兩師徒兩人，將吉田松陰譽爲“新日本之創造者”，1906年還出版了《松陰文鈔》一書。1898年12月2日《申報》稱：“中國逆犯康有爲之徒黨梁啓超，遁迹日本後，自知罪大惡極，不容于禮儀之邦，遂竄入日籍，更其姓曰吉田，名晉。”因仰慕吉田松陰與高山晉作，梁啓超到日本後曾化名吉田晉，此事經《申報》報道後，海內外華人多有知之者。楊蔚彬報告的錯誤，是想當然地利用了不可靠的報章報道，也意味著他沒有看到護照上的登記姓名“吉田文次郎”；邏輯上還有一種可能是有意爲之，但出于什麽動機作假，則殊難知曉。
楊蔚彬（1868-1929），廣東新會人，香港富商之子，舉人，弱冠追隨伍廷芳，1896年隨伍廷芳使美，任使館參贊，1898年美國吞並夏威夷，清廷以楊蔚彬爲駐檀香山正領事。楊蔚彬奉清廷嚴令，不得不按要求行事，他對檀香山保皇會的活動，確有壓制、阻撓行動，曾將保皇會名單上報清廷，使清廷得以抓捕保皇會成員在中國的家屬，當時夏威夷英文報紙多有報道。
楊蔚彬
楊蔚彬對檀香山保皇會成員的迫害，令梁啓超極爲憤怒，兩個新會同鄉因公事而産生私仇。1902年8月4日，梁啓超發表《民選領事問題》，對楊蔚彬展開猛烈攻擊：“中國駐紮檀香山領事楊蔚彬，貪汙殘暴，阖埠僑商久欲得其肉以爲食。”（《新民叢報》第13號）8月12日，清廷有上谕一道：“交外務部。軍機大臣面奉谕旨，有人奏，檀香山正領事楊蔚彬、古今輝同惡相濟，魚肉華民，有售煙、販人、聚賭各款，請饬查辦。等語。著外務部查核辦理。”（《光緒朝上谕檔》第28冊第177頁）合理推測，這是梁啓超透過有關系的京官，摭拾無根之談，參劾楊蔚彬以作報複，迫使楊氏去職。
楊蔚彬在檀香山，協助清政府迫害保皇會會員家屬一事確屬汙點，但參劾奏折所言大多不實。楊氏任內，保護華僑方面不僅是盡力盡責，簡直可以說表現英勇。1900年初檀香山大疫，1月20日美國殖民當局封鎖華埠，有一華僑染疫，軍警焚燒其房屋，火勢失控，即將延燒全埠；楊蔚彬率領華僑突破警戒線“沖圍而出”，保住了數千人性命，事後並加以救濟、安撫，無微不至。事定之後，華僑團體寫成《華僑恭頌楊領事文》作紀念。（1929年《檀山華僑》“華僑史”第39-40頁）楊蔚彬還盡心調查華僑損失，向美國政府力爭，終于讓華僑得到適當補償。（歐濟霖等《新會華僑華人史話》第65-66頁）
華埠焚燒染疫房屋
被劾罷職之後，楊蔚彬回香港繼承父業，爲清末民初香港商界領袖之一，1905年結識陳少白，加入同盟會，廣東光複後任軍政府籌饷局主席，從香港籌款200多萬元，對辛亥革命有較大貢獻。入民國後，楊蔚彬主要使用“楊西岩”一名。孫中山開府廣州，楊西岩在財政方面助力甚大。當他在檀香山奉命壓制保皇會時，被人看作清廷鷹犬，孰料後來變成孫中山在財政方面的得力助手。今人有條件了解楊蔚彬後來參加革命黨、力助孫中山的後事，才不至于把他只認做壓制檀香山保皇會的幫凶。
赫欽騙錢乎？
學者張朋園曾認爲，夏威夷商界聞人赫欽騙走了梁啓超2萬銀元。兩人本來約定一起去紐約，後梁啓超未能成行，赫欽一人獨自前往，“赫欽去後，消息全無，任公再度受騙。”（吉林版《梁啓超與清季革命》第99頁）3月20日，梁啓超禀複康有爲，菲律賓雇傭軍“五百人每月僅需一萬五千（華銀）之間”，2萬銀元對准備起兵勤王的保皇會來說十分重要。梁啓超被騙一說多年裏已被學術界廣泛接受。證諸當年夏威夷各報紙報道，此說似有再議的必要。
1898年3月，在公平人壽保險公司（Equitable Life Insurance Company）工作的赫欽（Clinton J. Hutchins），帶著西方名人給李鴻章介紹信，從夏威夷出發前往中國、日本。（1898年3月29日《夏威夷星報》）這年5月2日，上海《北華捷報》也報道了公平人壽公司赫欽抵達上海的消息，並說他將在中國待上一段時間。8月15日，該報又報道赫欽從武昌乘船赴天津。
1900年1月4日，《夏威夷星報》稱，太平洋人壽保險公司赫欽，昨天代表保皇會梁啓超拜會外務大臣莫特-史密斯（Minister Mott-smith），詢問“逆犯”梁啓超在夏威夷會不會被強制遣返。1898年，美國吞並夏威夷王國，派莫特-史密斯常駐夏威夷，相當于“欽差大臣”，監督夏威夷政府的施政。莫特-史密斯給赫欽打包票說：放心，梁啓超將享受美國的自由與保護。
赫欽自稱：一年多前，他常駐北京的時候，認識了康有爲、梁啓超；慈禧太後發動政變當天，他剛好從天津回到北京，當他騎馬前往酒店時，見到梁啓超匆匆逃往日本公使館；又稱他曾在李鴻章府邸見過梁啓超。赫欽先後服務的兩家公司，均爲當時居于前列的大型保險企業。赫欽擔任太平洋人壽保險公司夏威夷地區經理，屬于商界翹楚，信用素著。赫欽還是夏威夷民主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以赫欽的身份地位，不像是卷款潛逃的角色。
梁在夏威夷，曾有一西人名爲“魯雲”者與之聯絡，說紐約有一富翁曾貸出3000萬元幫助古巴獨立，或可商請他提供融資給勤王事業。3月20日，梁啓超上康有爲書稱：“前書所言之魯雲，其人不甚誠實，不可恃之。現別與一人商，其人名赫欽，且雲在北京合肥座中曾與弟子相見者，政變時彼正在京。此人在檀爲有名望商家……弟子一到，彼即來見。爾後月余，未曾與商大事。昨數日前，始商之，彼發大心，肯偕往紐約，謂若弟子往見各富豪，肯簽名許以非常利益，事之成可望八九。弟子決于下月偕往，唯彼在檀，薪工甚昂，與之同行六月，須萬金（美國紙）乃能償其利益。既與檀中同志共商，皆謂此人可信，孤注一擲亦無妨。現決意以本會所收得美金萬余充此事之用……”（《長編》第204頁；標點符號有一處更動）
4月5日，梁啓超禀康有爲稱：“現托赫氏所辦之事，需費二萬元（華銀）。”（《長編》第213頁）張朋園《梁啓超與清季革命》一書據此認定赫欽拿了梁啓超2萬元去了美國，“消息全無”。此事仍有再探討的空間。原因在于，這個融資計劃，最初是一個叫“魯雲”的西人向梁啓超提出，後來覺得此人不誠實而終止，轉而與赫欽商量。換言之，這次是梁啓超主動聯系赫欽，請他幫忙遊說紐約的風險資本家。梁啓超扮演主動角色，赫欽是被動一方。梁啓超曾預定4月11日與赫欽一道赴美洲大陸，因假護照問題未能成行，被迫委托赫欽單獨赴美，全權辦理。
從4月26日至5月3日，赫欽鄭重其事地連續在夏威夷報紙刊登授權委托書：“敝人不在本島期間，威廉·布萊斯代爾先生代表我全權處理各項事務。”公開刊登委托書的舉措，似意味著不論事情成否他都會返回夏威夷。5月5日，赫欽搭乘日本郵輪“美國丸”前往舊金山，（1900年5月5日《太平洋商報》）7月26日乘坐“裏約熱內盧”號輪船回到夏威夷。（The Honolulu Republican, July 27, 1900）下船不久，赫欽即以“中國通”身份接受采訪，大談當時北京使館區被圍情況，對融資一事沒有提及。（The Evening Bulletin, Honolulu, July 27,1900）7月30日，《夏威夷星報》就保皇會問題采訪了赫欽，稱之爲“太平洋人壽保險公司地區經理”，曾在北京住過兩年。赫欽回檀，既見諸報紙“抵港旅客”名單，抵埠後又馬上接受記者采訪，第二天見報，這似乎不是騙子應有的行爲。10月15日，赫欽參加夏威夷民主黨大會，此後一直到1918年，都可看到他在夏威夷非常活躍，見報超過800次，擁有很高聲望，1918年曾被提名爲夏威夷總督候選人。此前學界認爲赫欽“一去不返”的判斷是錯誤的。
赫欽向梁啓超索要的錢，是誤工損失補償，梁啓超好幾次談到金額爲2萬元。不過，1900年4月12日梁啓超上康有爲書稱，實際交給赫欽5千美元加1千銀元。（《長編》第221-222頁）當時1中國銀兩約折合0.65美元，1中國銀元約等于0.72兩。以此折算，梁啓超總共給了赫欽5400多美元，折算銀元約10600多元，與梁啓超其他場合所說2萬銀元有較大差距。
赫欽可能是在誤工損失之上加上了差旅、招待等項費用。問題的關鍵是，這是梁啓超事先同意的費用，雙方並無約定事成之後支付，而是不管成功與否都先行支付。筆者認爲，這時候梁啓超病急亂投醫、孤注一擲，這種約定盡管可以認爲不合理、不平等、很吃虧，按契約自由原則判斷在法律上並無問題。對方收到這筆費用後，只要盡力而爲，不成功也不構成詐騙。
檢索1900年7月以後的夏威夷報紙，沒有見到保皇黨向赫欽追討款項的報道。按美國制度，司法案件事無巨細都會在相關報紙上公布，夏威夷同樣如此。何蕙珍被指定爲遺囑執行人，本屬平常事，也按規定在報紙上連篇累牍登公告。赫欽回檀之時，梁啓超固然已離開，但保皇黨機關尚在，幹部人才濟濟，卻始終未見任何提起訴訟的報道。檀香山保皇會自3月份開始向政府申請立案，有位十分能幹的西人律師代爲辦理各項手續，保皇會並非無人可用，爲何對這一“詐騙案”忍氣吞聲？所謂赫欽“騙”了梁啓超2萬銀元的說法，缺乏過硬證據，反證卻頗多，似不可當作定論。
女權主義者何蕙珍
陳忠平《梁啓超與何蕙珍“情事”新考》，依據夏威夷檔案、報紙，指出各方著述對兩人關系有太多“渲染鋪張和浪漫想象”，甚至是“偏信、誤解或曲解”。該文力證何蕙珍是個女權主義者，也是堅守一夫一妻制的虔誠基督徒，對她與梁啓超的所謂“戀情”表示懷疑。梁啓超在1899年底到檀香山，但直到1900年5月24日才在家信中提到何蕙珍，6月30日家信中又說“月余不見此人”，兩人接觸時間很短，也不頻密。陳忠平認爲：“何蕙珍明智地表白雙方已無可能結爲連理，甚至無法再次相遇，因此僅僅希望獲得梁氏的照片以作紀念。然而，梁啓超卻因此展開他在夏威夷的柏拉圖之戀。”
何蕙珍爲中國最早的女權主義者之一，此事比虛無缥缈的所謂“戀情”重要得多。1902年12月6日晚，在潰潰街（Kukai Street）保皇會會所，何蕙珍用英文發表演講，乃弟何望（Ho Mong）翻譯中文。何蕙珍痛陳華人婦女長期處于被禁锢狀態，生活圈子狹窄，與外部世界沒有交流，不了解公共事務，呼籲作出改變；何蕙珍宣稱，婦女解放的時代業已到來。
演講後半段，她鄭重其事地向聽衆介紹了幾位中國女權運動先驅者張竹君（Chong Chuck Kwan）、杜清持（Too Ching Chee）、薛錦琴（Lii Kom Kom，此處姓氏拼寫有誤）的事迹。（1902年12月8日《夏威夷星報》）何蕙珍對廣州、上海女權運動的最新動向十分清楚，這些信息可能來自薛錦琴。中國本土女權主義運動，如何從廣州、上海向夏威夷、加州傳播，何蕙珍的這篇演說提供了不可多得獨家史料。將何蕙珍演講內容與其他史料結合，可約略窺見近代中國女性自我解放的最早曆史。
張竹君（1879-1964）出生于一個有著西學背景的家庭，1900年初畢業于廣州博濟醫院，先後創辦褆福醫院、南福醫院，爲女病人服務。行醫之暇，她召集官紳眷屬和相知志士，集名園演說，鼓吹男女平等，“以爲女人不可徒恃男子讓權，須自爭之；爭權之術，不外求學。”（馬君武《女士張竹君傳》，1902年《新民叢報》第七號）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張竹君發起成立粵東赤十字會，准備赴東北戰場救傷，到上海時爲人挽留，先後創辦上海育賢女工業學堂、女子中西醫學院，致力于培養女性的職業能力而達到經濟獨立。1911年武昌起義一爆發，張竹君組織“中國赤十字會”救生隊前往武漢進行戰場救護，堪稱女子解放運動中“行動派”的翹楚，與單純的“言論派”有別。
杜清持是與張竹君同時在廣州出現的女權領袖。1901年4月19日，她在《清議報》發表《女子亟宜自立論》，提出女子“是貴自立焉！設女學、閱報章、交遊廣、知識多而已。”這篇文字堪稱女性自主女權運動的檄文。杜清持與張竹君相同之處在于坐言起行，在用文字加以提倡的同時，即與同志舉辦女子閱報社，1902年先後創辦廣東移風女學堂、時敏女學堂，後又主持坤維女學堂，成績卓著，爲近代廣東傑出女教育家。（黃湘金：《杜清持與近代廣州女子教育》）
1901年3月24日，年僅16歲的女學生薛錦琴在上海張園集會上發表長篇演說，呼籲政府抵制俄國對東北的侵略，被日本婦女領袖福田英子譽之爲“中華之貞德”。薛錦琴的女權觀，集中于要求女子教育權。1902年夏，薛錦琴赴美國留學，經停日本時，曾與梁啓超有過深談。何蕙珍在演講中說，2個月前薛錦琴曾在夏威夷停留。據《太平洋商報》船期公告，薛錦琴（按官話拼寫爲Sieh Kin King）乘坐“美國丸”輪船，于1902年10月15日晚上7：30抵達夏威夷，16日上午10時出發前往舊金山。從何蕙珍口氣猜測，她們兩人可能在停船期間見過面，有過深入交流。
1903年10月12日，薛錦琴在舊金山創立“中國女維新會”。該會派送的傳單指出：“又或謂男女之大分別，在男子有學問以助國家。殊不知學問由于讀書，彼未受教育之男子，與不讀書之女子何別？男子得讀書而有權利，女子獨不許讀書，而俾之失其權利，是事之大不公者。……我本國腐敗之近情，與其貧苦之現狀，皆由習俗相沿，不重女子教育之故，則男女必並重教育明矣。”（《萬國公報》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號）留美期間，薛錦琴極其活躍，是美國華僑女權運動的重要人物。
晚清女性實行自我解放，實以張竹君、杜清持、薛錦琴爲最早，她們都在1900-1901年間開始其女權主義言說與實踐。戊戌維新時期，康梁等人有倡導戒纏足、興女學、辦女報的舉措，一時間曾風起雲湧，然而這些活動並非女性自身主導，該時期參與婦女運動的女性，幾乎都是以男性名流家屬的面目出現。以此衡量，戊戌時期的活動，只能算是中國女權運動的“前史”。與1900年前不同的是，張竹君、杜清持、薛錦琴都堅持言論與實踐並重，在獨立自主基礎上，與主張婦女解放的男性進行合作。
筆者從夏威夷英文報紙中，找到陳忠平未及注意的何蕙珍家庭史料，略作補充。1903年8月，何蕙珍父親何廣榮去世，遺下11個子女。他立下的遺囑有頗多新穎之處：給10個未成年子女每人1美元；銀行存款約3000美元，保險單價值約1000美元，以及一些公司股票，均由寡妻及長女何蕙珍繼承，以何蕙珍爲遺囑執行人。（1903年8月10日《夏威夷星報》）這個安排意味著，何蕙珍要承擔起將全部弟妹撫養教育成人、幫助其成家立業的責任。從後續報道看，何廣榮的遺産實際超過5000美元，在當時的夏威夷華人當中，算比較富裕。
附帶一說，何蕙珍在英文報紙上的名字，有過多種書寫形式，有些是記者、編輯的筆誤。據陳忠平考證，何蕙珍是廣東歸善（今惠陽）人，筆者認爲她出身客家，在遺産繼承等法律場合，用的是Ho Fui Jin，按客家話發音拼寫；在其他很多場合，也寫作Ho Wai Chin，這是按廣府話發音拼寫。後來，何蕙珍主要用Pearl Hoe，這是按“珍”的字義“珍珠”轉爲英文Pearl。
1921年7月22日，《茂宜新聞》報道何蕙珍弟弟、弟媳在茂宜島爲新生女兒擺滿月酒，何蕙珍從檀香山過來參加慶賀。令人驚喜的是，參加滿月酒慶祝活動的，有中國第一個女飛行員唐秀容（Anna Tong）和她的丈夫羅新保（Apau Paul Low）。何蕙珍和羅新保乃是廣東惠陽同鄉，羅新保母親姓何，兩人或者有一定的親戚關系。
據陳忠平所述，到1930年，何蕙珍把弟妹撫養成人，大體嫁娶已畢，她與寡母、一個單身弟弟、一個離婚妹妹同住。從她的家庭狀況看，何蕙珍是極有責任心的女子，她在與梁啓超相遇之前數年已抱定不嫁主義，明白自己擔負著撫養一群弟妹的責任，加上她的基督教信仰，應該不會産生給梁啓超作妾的念頭。梁啓超從何蕙珍求照片、贈纨扇之舉，誤以爲“神女有心”。梁啓超之前在中日兩國遇到的女子大多作風拘謹，面對夏威夷長大的活潑開朗的華僑女子，未免作過多聯想。
（注：夏威夷英文報紙The Hawaiian Star本文譯作《夏威夷星報》，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譯作《太平洋商報》。）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