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yinglulu
中國生活記憶之70年代
70年代是一個轉變的時代。70年代最重要的事，是“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中共十一屆三中會全的召開，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期。國家和人民的動蕩生活結束了，新生活重新開始了。看似平靜的70年代，在後期終于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衣著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開始不斷地在矛盾沖突中演繹著時尚的風采。
70年代生活關鍵詞：樣板戲，地震棚，“的確良”，喇叭褲，恢複高考，包産到戶，改革開放。說不盡的勞動布、“的確良”、喇叭褲在工礦企業，用勞動布制作的工作服，幾乎成爲全國勞動和福利的象征。
進入七十年代商店賣的成衣非常少，主要是藏藍色的軍裝或是中山裝。在廠裏的商店裏，賣得更多的是勞動布做的工作服。
1978年前後，農村流行一種叫做“勞動布”的深藍色布料。爲了好看，姑娘們會把布料放到開水裏燙，目的就是要讓布料掉色，變成淺藍色。用燙過的布料做成衣服後，再把沒有燙過的布料剪成方方正正的補丁，縫在褲子的膝蓋和屁股上，一是爲了美，二是爲了耐穿。
很少有人去買成衣。家家戶戶都自己做衣服，拿上布票扯上布，滌綸、燈芯絨是當時大衆選擇最多的衣料。“的確良”已經是很高級而少見的衣料，比普通的棉布要貴幾倍。
在清一色粗布衣服的70年代，“的確良”如一股清風闖進人們的生活，代表著時髦和前衛。“的確良”的流行一直延續到了80年代。在那個時代擁有一件“的確良”襯衫如果算不上時髦，起碼也是一個“洋氣”的必不可少的砝碼。
“的確良”是一種化纖布料，即對一苯二甲酸乙二酯，通常用來做襯衫短袖。照現在的時尚觀念來看，它既不環保，又不舒服，也不算太漂亮，夏天透氣性差，不吸汗，而且一碰水就容易走光，然而當初怎麽穿都不皺、不破，印花顔色鮮亮的“的確良”，讓沉浸在灰暗色系十幾年的中國人頓時眼前一亮。
談戀愛階段，男士給女朋友送條“的確良”裙子，不亞于現在一只限量版卡地亞手镯，女人們會經常把“的確良”衣服拿出來，在鄰居面前擺弄，顯示男人對她的關心。除了趕時髦之外，這種布料風靡背後，是百姓用最簡單的方法實現對美的需求。
關于的確良這種布料在中國受到的萬人空巷式追捧，有一個段子可以說明問題：話說當年四川很缺的確良，一個小夥子一天看見大街上賣的確良布，就排了隊去買，想給自己做件襯衣，輪到他的時候，只剩下一尺布了，他十分爲難，售貨員說：“你買不買？不買下面的誰要？”小夥子一急，就買了，回家只好做了條內褲。他心想：“這多冤呀，誰知道我也穿了的確良啊？”就幹脆在外褲上做了個牌子，上書“內有的確良”。一日內急，就找到個公用廁所，將牌子先解下來挂在門上，出來的時候，發現廁所外排成長龍，都在問：“怎麽等了這麽長時間還不賣呀？”哈哈哈
“的確良”，解決了大多數人家的布票問題——它太耐用了，而且有些店家扯“的確良”不是以一尺布票抵一尺的，而是對折之類的——既滿足人們最基本的溫飽需求，又能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極度渴望的“情調”。
作家蘇童曾經寫道：
70年代的女性穿著藍、灰、軍綠色或者小碎花的上衣，穿著藍、灰、軍綠色或者黑色的裁剪肥大的褲子。夏天也有人穿裙子，只有學齡女孩穿花裙子，成年婦女的裙子則是藍、灰、黑色的，裙子上小心翼翼地打了褶，最時髦的追求美的姑娘會穿白裙子，質地是白“的確良”的，因爲布料的原因，有時隱約可見裙子裏側的內褲顔色。這種白裙引來老年婦女和男性的側目而視，在我們那條街上，穿白裙的姑娘往往被視爲“不學好”的浪女。
浪漫的戀愛和隱秘的偷情在那個年代也是有的，女孩子有時坐在男友的自行車後座上，羞羞答答穿過街坊鄰居的視線。
厚底鞋與喇叭褲可以說是70年代最流行的服飾樣式。也成爲這個時代的象征。
喇叭褲，也叫喇叭口褲。這是一種立裆短，臀低腰短裆，緊裹屁股；褲腿上窄下寬，部和大腿部剪裁緊瘦合體，而從膝蓋以下逐漸放開褲管，使之呈喇叭狀的一種長褲。褲長一般蓋住鞋跟，走起路來，兼有掃地的功能。
喇叭褲將人臀部與腿部的曲線，清晰地勾勒出來，成爲女性魅力的直接展現，加上厚厚的鞋底，讓女性看上去越發的纖細、苗條。並有高高在上，營造出可望而不可即的效果。
喇叭褲，動搖了這個東方大國數十年的整齊劃一和單調乏味。
喇叭褲原爲水手服，褲管加肥用以蓋住膠靴口，免得海水和沖洗甲板的水灌入靴子。從 1960年開始爲美國頹廢派服式，後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世界範圍內流行。中國敞開對外大門時，恰值喇叭褲在歐美國家接近尾聲但仍在流行的時候。著喇叭褲時上身須緊瘦，從而出現了A形著裝形象。中國青年幾乎在一夜之間接受了喇叭褲並迅疾傳遍全國。
喇叭褲是一種所向披靡的時尚，誰要是穿一條喇叭褲在街上走的話，那就和現在裸奔的效應一樣。穿喇叭褲戴蛤蟆鏡的長發男青年形象幾乎成了不正經、不三不四、流裏流氣的代號。
當年喇叭褲在街頭的出現引起過許多人的反對和抵制。但是引領時裝新潮的，從來都是以青年人爲主。人們從海外電影中受到影響，將褲腿悄悄放開，體現了一種青年人“後文革時代”叛逆的性格。
雖然喇叭褲作爲一種“服裝怪”出現，但是它卻打破了之前中國服裝的“統一制”，這必然得到喜歡自我表現的年輕人的喜愛。
喇叭褲開始流行的時候馬上就被禁止，說不許穿喇叭褲，喇叭褲是代表虛幻的，沒落的，腐朽的。但是已經有很多人認爲這跟思想意識沒有關系。
當時，《中國青年報》寫了一篇文章論證，根據中國唐代壁畫飛天，中國舞蹈人物不都穿著喇叭褲嗎？文章論證說這個喇叭褲是緣于中國的，不是西方的，是我們民族的。
這樣，不讓穿喇叭褲的人就不好說什麽了。
伴隨喇叭褲的流行，鞋底也越來越厚。誇張的程度令人瞠目結舌。甚至引起趣聞：當警察追捕一名穿厚底鞋的女子，而她無法脫身時，居然大聲威脅“如果你再靠近，我就要從鞋上跳下去”。
筒子樓、地震棚、“石庫門”70年代，一些企事業單位住房分配，仍然以筒子樓爲主，其前身大多是單位的辦公室或者單身職工宿舍。
當時城鎮居民解決住房停留在“等、靠、要”三個字上。“等國家建房，靠組織分房，要單位給房。”當時的福利分房依據的是在單位的工齡、職稱，還有工作年限以及是否是雙職工等綜合評分，想分房要論資排輩。所有人都期盼著單位分房能盡快輪上自己。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送禮的、遞條子的，甚至拿菜刀威脅的……房管科的門檻都被踩破了。
有無數人在這樣的筒子樓裏結婚生子。上班是面對面的同事，下班是門對門的鄰居，一到吃飯時間樓道裏就油鹽飛濺、人聲鼎沸，這樣的場景和生活方式也許都成了一代人永遠的記憶。
同在一個單位上班又在一棟樓裏生活，他們已然由一個個小家庭組成了一個互幫互助的大家庭。樓道裏一同做飯，互相嘗嘗味道如何；你家缺煤，到我家來拿一塊吧；孩子中午一個人在家讓他去你家蹭頓飯；哎呀！你家的煤氣瓶沒擰好，我已經幫著擰好了。
“文化大革命”後期，樓裏的人革命熱情開始下降，生活的需求上升，那些憑票的食品，說起來只有幾兩肉幾錢油，但終歸比食堂的飯菜要可口些。不知誰家帶的頭，開始在走廊裏升起了煤爐，發現煤爐的保暖性不夠好，又請專業師傅打起了竈頭，可以封過夜的那種。各家各戶都將門前一塊據爲己有，壘起竈頭，堆好煤球，放一張破爛小桌子，真正的筒子樓時代到來了。
一些小孩子放學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發爐子、燒飯，誰貪玩燒焦了飯，一層樓的人都聞得到糊味；淩晨起來排隊買豬肉，買豆腐，呼朋喚友大家互相加塞；上學前偷偷抓一把鄰居曬著的筍幹黃豆，撈一塊鍋裏煮得半生不熟的番薯解饞也是常有的事。
再往後，總算單位想到，爲這種遲來的“共産”樓加了一個廚房，從一樓開始造起，筒子樓便成了簡易的公房。然而管道的配置又跟不上，夏日的白天常常聽到水籠頭咝咝地叫，卻流不出一滴水來。抗旱的辦法總是有的，各家各戶的小廚房裏又添了大水缸，半夜起來接水又成了大家共同的功課。
住在筒子樓裏的人長大了，後來有人上山下鄉，有人當兵做臨時工，在遙遠的山村和邊疆，想起筒子樓裏的爹娘和走廊上的煤煙竈台，就像回到天堂般親切。
筒子樓的結局大多是單位造了新房子，于是就把它讓給了後來的人。
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瞬間爆發。離唐山僅數百公裏之距的北京，震感強烈。不久後，北京的原本條條通衢的大路邊見縫插針地搭起了簡易的棚戶——“地震棚”。
1976年初冬，地震棚紛紛加固加厚，葦箔、黃泥、磚頭（或單磚）爲牆，稻草、油氈鋪頂，柴木爲簡易門窗。這年冬，凜冽的西北風穿透葦箔的搖撼和呼嘯留在了許多北京人的記憶中。直到1977年以後，地震余波漸漸退去。
在農村，許多地方也搭起了“地震棚”。
70年代，農村的住房沒有多大變化。
上海作家王安憶曾寫過一篇文章《房子》，回憶她70年代插隊期間關于房子的故事。她去的地方是安徽淮北一個叫做“五河”的地方。她所到的“大劉莊”，被外莊人視爲一個富莊，其標志爲“青磚到頂”的房子。過了有相當一段日子以後，王安憶才明白房子是分有很多等的，最差是土坯房，然後是底下磚上面土坯，至于磚的高度則表明著富有的程度。在大劉莊，最好的房子是青磚到頂，卻沒有一幢瓦頂的房子。
王安憶住進了大劉莊頭一份青磚到頂的房子。她和當地“主任”家的四個孩子，還有一名縣城下鄉知青，全睡在前一進的三間屋，用秫稭隔成的一間屋內，秫稭外的兩間屋就是鋼屋和堂屋。後來慢慢知道，屋的間數是以屋梁爲隔的，一般是用于面積的衡量單位，猶如現在說“平方”那樣，並不意味是獨立的房間。
也有一些城市開始了住房建設。籌建于1976年5月的前三門高層住宅工程，是北京市首批高層住宅群，當時是北京市的驕傲，記得傳達文件，說要逐步地每一戶有可以洗澡的衛生間，那時候絕大多數人洗澡要上公共浴池。
1979年，全國職工住宅建築的竣工面積達6256萬平方米，大約有400多萬人搬進新居。
上海住房大概算是全國最困難的了，三代人住一個12平方米的房間，包吃包撒，並非罕見。一般情況，上海人多住在市區弄堂狹小擁擠的“石庫門”房子。上者，有“新式弄堂”、“公寓”等；下者，有大量的“棚戶”，就是最簡易的小房屋。
典型的傳統弄堂“石庫門”房子的結構，大致是這樣的：
底層：有前門和後門。前門進去，是一個小天井，4～6平方米。然後進入“客堂間”，20～28 平方米。一般比較陰暗潮濕。再深入，經過樓梯和小衛生間，到達廚房，6～8平方米。廚房有後門。
上一道樓梯，到達“亭子間”，6～10 平方米，朝北，陰冷。再上一道樓梯，到達二樓“房間”，面積與“客堂間”相等。
再上一道樓梯，就到了一個小曬台，也就是“亭子間”的房頂。再上一道樓梯，是“三層閣樓”，三角斜頂，“老虎窗”，人能夠站得直的面積大約12平方米。
這樣的房子，原始的設計，是一家人居住。“客堂間”會客，二樓“房間”是臥室。“亭子間”和“三層閣樓”堆放雜物。結構和現在的“聯體別墅”相仿。
相對于“棚戶”，這還算天堂了。如果男孩子住在“棚戶”區，談戀愛都大有問題：女方家長一般都要極力反對。當時人們說，你看到一位打扮時髦妖娆，舉止似乎相當高傲的女孩子，很可能就是住在“棚戶”區的，她一般不會讓人知道自己住在那裏，很可能吹牛說住在淮海路某公寓！
于是，你在“石庫門”房子的廚房，會看到好幾套煤氣竈台，不少白天各自上鎖，怕鄰居偷著用。還有各自的點燈開關。燒飯時候，搶占水鬥洗菜淘米等，難免磕磕碰碰。互不相讓就會造成“鄰裏糾紛”。再“升級”，找人來打架，砸東西。
皮爾•卡丹和可口可樂走進中國
1978年，第一個國際頂尖時尚品牌，悄然來到中國，它叫範思哲。
1979年春天，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臨時搭建起的“T”型台上，新中國第一場時裝表演上演了。
從沒有過類似經驗的中國，以十分慎重的態度應對，入場券被嚴格控制，只限于外貿界與服裝界的官員和技術人員進入。
法國國際級服裝設計師皮爾•卡丹和他的12名模特上演的這一場時裝秀， 挑戰了國人的審美觀念，一個嶄新的職業也在這個時候誕生。
皮爾•卡丹對中國的情誼，源于一幅挂毯。1976年，中國輕工産品博覽會在巴黎舉行，手工編織的挂毯《萬裏長城》，令皮爾•卡丹心馳神往。他斥巨資買下這幅挂毯。此後，皮爾•卡丹開始了進入中國市場的運作。當時的中國尚未真正打開國門，皮爾•卡丹進入中國市場的念頭不斷被朋友們“潑冷水”：“中國沒有時裝，中國人不會給你一分錢！”
事實並沒有像“潑冷水”的朋友說的那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推進，皮爾•卡丹在中國發展得很順利。1981年11月，“皮爾•卡丹”品牌時裝正式進入中國市場。1983年９月，皮爾•卡丹創建的馬克西姆餐廳在北京開業。
可口可樂，于1979年進入中國市場，當然，進入得有些周折，因爲這種飲料曾長期被認爲代表“西方資本主義生活方式”。
根據曆任中糧多個要職的劉昌玺在《中糧志》中回憶：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時任中糧油進出口總公司總經理的張建華建議將可樂引入中國大陸，當時的外經貿部部長李強表示同意。
根據中糧總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豐行的協助下，首批3000箱瓶裝可口可樂于1979年底由香港發往北京。
房煜在《可口可樂：1979的開放標簽》一文中，詳細回顧了可口可樂進入中國市場的不易。
可口可樂當時的銷售對象嚴格限制在來華工作、旅遊的外國人當中，銷售地點主要是友誼商店。今天位于北京建國門附近的友誼商店，對于普通中國人來說已無任何神秘可言，如今在這家商店的一角還可以買到可口可樂，現在的食品部經理說，他只聽說1979年的可口可樂大概是4毛錢一瓶。
計劃經濟年代，友誼商店就是奢侈品的象征。很多媒體在回顧可口可樂進入中國的曆程時，都認爲從1979年起，可口可樂只能在友誼商店及涉外的旅遊賓館賣，是中方提出的強制條件。
不過，也有中國人提前喝到了這種洋飲料。據報紙記載，家住北京市西城區的周月明老先生的二兒子是外交官，用外彙券在友誼商店買了可口可樂和進口糖果招待朋友來家作客，結果這些“新鮮零食”讓客人的眼睛都直了，羨慕不已。
家蘇童曾回憶70年代的水果和冷飲：
街上水果店的櫃台是比較特別的，它們做成一個斜面，用木條隔成幾個大小相同的框于，一些瘦小的桃子，一些青綠色的酸蘋果躺在裏面，就像躺在荒涼的山坡上。
樣板戲和“中國電影新聞簡報”70年代初期，中國人民的生活，特別是文化生活，被八個樣板戲包圍了。後人稱之爲：八個樣板戲被八億人看了八年。
這八個樣板戲是：
京劇：《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襲白虎團》
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
交響音樂：《沙家浜》
《沙家浜》中，大家最喜愛的仍然是阿慶嫂與胡傳魁、刁德一之間的“智鬥”。
智鬥”這場戲，充分展示了阿慶嫂的風采，她不但具有一個地下工作者所應有的機智和敏銳的鬥爭經驗，同時也具有開茶館的老板娘所應有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處事作風。
壘起七星竈
銅壺煮三江
擺開八仙桌
招待十六方
來者都是客
全憑嘴一張
相逢開口笑
過後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涼
這一脍炙人口的唱段，傳唱至今，久演不衰。
後來對樣板戲的爭論，也沒有斷過，肯定者有之，反對者有之。一些人還是非常喜歡樣板戲的，原因就是聽熟了；巴金則說，在聽到樣板戲重播的當晚，做起“文革”噩夢。
“羅馬尼亞電影又摟又抱，朝鮮電影又哭又笑，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越南電影真槍真炮，中國電影新聞簡報。”
這是人們對70年代影片的生動概括。
城市裏一般是集體組織觀看，一些青年通過看電影談戀愛、找對象，台詞都很熟了，進影院是爲了消磨時光。
在農村，那時看電影，可是一件大事，人山人海，許多人要翻山越嶺，趕幾十裏路。夕陽西下，放映員幕布就已經撐好，大家爭著將板凳靠到放映機的位置。放映員在調焦的時候、或者換片子的時候，一些人將手對著投射燈直揮，然後照射到幕上，很得意。碰到放映員深夜從其他地方放完影片後再來連放，那大家更是盼望得直伸脖子。
觀衆很多，幾乎將銀幕四面圍住，後邊的爬到房頂、樹上、電線杆上，常有不小心摔傷的。有的人到銀幕背後從反面看，沒辦法，正面人太多。
也有小青年在看電影的過程中，一幫一幫地打群架、逞威風。
那時朝鮮影片《賣花姑娘》放了一遍又一遍，看的人眼圈發紅，“男的要帶兩條手絹，女的要帶四條手絹”。
放正片子之前，少不了新聞紀錄片，一般都是尊敬的西哈努克親王和莫尼克公主。這些“新聞簡報”放好後，才是當天的主菜影片上場。
作家葉兆言回憶：
記得那時候公演的外國電影，只有蘇聯的《列甯在十月》和《列甯在一九一八》，以及阿爾巴尼亞的幾部電影。有一部阿爾巴尼亞的兒童片叫《勇敢的米哈依》，其中有個鏡頭是一群小孩去河裏遊泳，一個少女只穿著胸罩和三角褲，這個一閃而過的鏡頭在當時很激動人心。黑暗中不知誰喊了一聲，于是一片叽叽喳喳。《列甯在一九一八》中有一小段“天鵝湖”舞，有些人買了票，反複看，只要那半分鍾的“天鵝湖”一結束，就立刻堂而皇之地退場。
有一天，放映《列甯在一九一八》，影片中有兩組鏡頭是無法刪剪的，一組是特務在劇場密謀刺殺列甯的鏡頭，長鏡頭中總有天鵝湖作背景，特務竊竊私語的特寫與四小天鵝歡快的芭蕾舞步交替閃現，聲畫是不一致的，營造出緊張氣氛；另一組是以防不測，列甯在瓦西裏家的客廳裏席地而睡，腦袋底下枕著幾本無聊的書本，瓦西裏的愛妻指著熟睡的列甯將頭靠在丈夫的肩上，進而相擁相吻。按領導的指示精神，每當放到這兩組鏡頭時，放映員必須准確無誤地用手擋住鏡頭，銀幕上不能出現小天鵝穿超短裙赤裸大腿跳芭蕾舞和瓦西裏夫婦相擁相吻的畫面。毫無疑問，我這個放映員也只能不折不扣地執行，幾場電影下來也就做到“准確無誤”了。
1978年，揭露50年前日本少女被賣到南洋當娼妓的辛酸史的日本影片《望鄉》，在中國上映，引起的反響遠遠超過了日本國內。
一些人看到一部公然描寫妓女的影片上映，勃然大怒，在大街上貼出大幅標語，要禁止和批判這部“黃色電影”。結果有關部門又剪掉了一些鏡頭才重新放映。
在當時的中國，確實有很多人，抱著看一場“黃色”電影的心態買了票，卻在被主人公阿崎深深感動之後走出影院。
後來還有一部日本影片《人證》，同樣吸引了中國觀衆。有人爲了看片中一閃而過的光屁股撒尿的鏡頭，而反複觀看影片。但更多的人，則爲影片中媽媽爲了維護自己的名望親手殺死自己的兒子的情節震撼，連同影片的主題歌《草帽歌》。歌曲以女主人公八杉恭子的黑人兒子焦尼的口吻唱出，深沉、哀婉的歌聲表達了兒子對母親的眷戀和失去母愛的悲哀：
媽媽你可曾記得
你送給我那草帽
很久以前失落了
另一部引進的日本影片《追捕》，以及片中高倉健憑著硬漢形象。毫無爭議地占據了中國觀衆的心。
此後經常聽見尋找男子漢的呼聲；同時，留著披肩長發，穿著皮靴，外表清純，內心如火的真由美，成了中國男青年的第一代夢中情人。
小人書與手抄本70年代的小人書，通俗但不低俗，很有品位，好多知識是從裏面來的，記得小時候的四大名著、曆史故事、詩詞歌賦，好多知識都是來源于小人書。
“小人書”又叫“連環畫”，“小畫書”，在生于70年代的人們的童年記憶裏銘心刻骨。《三國演義》《水浒》《西遊記》《嶽飛傳》《楊家將》這些小人書，常常是很多小孩子星期天打發時間的好東西。
那時候繪制小人書的作者水平就是高。小人書的畫面大多都很豐富和精彩，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繪制的，一種是電影。這種電影的小人書很神奇，其實就是一個個的電影劇照，下面有文字說明。不過估計因爲印刷條件和成本的限制，這種書除了封面是彩色的以外，內容都是黑白的。
小人書中最流行的是《西遊記》《封神演義》這樣的神話故事，還有如《三國演義》《水浒》等根據名著改編的小人書，這類書很多都是系列的。
一本小人書的售價從幾分錢到幾角錢，那時候絕對是個很大的開支，于是小人書的閱讀主要靠傳閱，從這家借到那家，再從那家再轉回這家。許多人都有收藏小人書的經曆。那時，把買來的或者借來的小人書放到一個紙箱子裏，不少人能夠收藏20本以上。遇到好的書就不想還給別人。
得到了一本新的小人書，再著急也不會立刻就把它讀完，而是找到一個最安靜的時刻，搬一個小凳子，把書放在大凳子上，然後開始閱讀，很快就沉浸在小人書裏的故事情節中去了。看完以後，再找時間看第二遍。
手抄《第二次握手》，是一個時代的記憶。
1963年2月，18歲的張揚，以自己舅舅的愛情悲劇爲題材，寫出了短篇小說《浪花》。從1964年起，他幾經修改，擴充爲中篇小說《香山葉正紅》。1970年，小說改名爲《歸來》。此後，張揚因反對“文化大革命”入獄近三年。其間，《歸來》逐漸在全國範圍內，以手抄本的形式傳抄開來。1972年春，小說被北京標准件機修廠工人劉展新翻刻成油印本；因手抄本封面遺失，遂被改名爲《第二次握手》。
《第二次握手》只是敘述了一個並不高明的愛情故事：藥物學家蘇冠蘭和物理學家丁潔瓊，年輕時曾真誠相愛。但他們的愛情，遭到了蘇冠蘭父親的反對。後來，丁潔瓊只身前往美國留學，參與了原子彈的設計制造工作；蘇冠蘭則由父親包辦，與醫學專家葉玉菡結婚。建國後，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丁潔瓊毅然回國，留在國內參加建設。曆盡愛情磨難的蘇冠蘭與丁潔瓊也終于重逢，實現了“第二次握手”。
在只講“革命”、不談“感情”的年代裏，丁潔瓊說過的“一個人的一生，應該只有一次愛情，也只能有一次愛情”的名言，讓整整一代中國人刻骨銘心。在那個知識分子被貶斥爲“臭老九”的年代裏，蘇冠蘭、丁潔瓊、葉玉菡等正面知識分子形象的刻畫，使無數飽受磨難的心靈得到了慰藉。小說中，對科學知識的推崇，對科學權威的尊重，對周恩來總理的歌頌，說出了當年許多人早就想說的心裏話。
尤其是在那個用空洞的政治口號來代替豐富的人生的瘋狂年代裏，談人生、談愛情、談理想的《第二次握手》，使當時別無選擇的讀者們眼前一亮。而小說中第二次握手之後，蘇冠蘭、丁潔瓊、葉玉菡三人的關系該如何相處，更成爲手抄本的讀者們私下裏津津樂道的話題。
現居新加坡的上海人SOUP，在自己博客的文章中回憶道，當年，他躲在“二樓一個完全沒有窗的小閣樓裏”，偷偷摸摸地抄完了這部小說。抄的過程中，“手酸、頭酸、背酸、眼睛酸，反正什麽都酸”。抄完後，“我還在扉頁上自己畫了一男一女握手的圖，使這本手抄本更像是從書店買來的”。
1974年，出獄後的張揚又再次改寫。小說被擴充爲二十萬字的篇幅，並再次被傳抄，終于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1974年10月14日，姚文元在一個電話裏口頭批示：“是一本很壞的東西，實際上是搞修正主義，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1975年1月7日，張揚再次以“反革命罪”入獄，罪名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
幸運的是，在當年的法院裏，還有正直的法官。湖南省法院“張揚案”的主審法官李海初，靠著“拖”的辦法，將案件拖到了粉碎“四人幫”之後，保住了張揚的命。
1979年1月20日，《中國青年報》在頭版右上角以“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書”爲題，刊發了湖北省宜昌樹脂廠工人李謙的來信，公開提出：“迅速調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況，給予平反。並希望早日公開出版這本書。”李謙的來信，1998年被中國革命曆史博物館作爲文物收藏。
在胡耀邦的關懷下，張揚終于得到了平反。
上海貨和“老三件”70年代，上海貨，以品質、款式享譽全國，上海貨，就是品牌。
那時候物資匮乏，而上海，作爲我國輕工業最發達的地方，它所生産出來的東西如手表、縫紉機、自行車，還有其他所有的日常用品，不僅經久耐用，而且外觀也很精美。上海貨是一塊“金字招牌”，鑽石牌、寶石花牌手表，永久牌、鳳凰牌自行車，上海牌、蜜蜂牌、標准牌、蝴蝶牌縫紉機，紅燈牌收音機……無不是過去那個時代的驕傲。那個時候，國貨就是指上海貨，上海貨走遍大江南北。
外地人只要到上海出差，總會買回一些家裏用得上的東西，或者自己去不了，有朋友同事到上海出差，就會托人家幫忙，買回一兩件自己需要的用品。
當年“帶東西”的風氣很盛，什麽東西都是上海貨好，你要這，他要那。出差一趟上海好似跑一回“單幫”。乘船的幾乎沒有一個人是空著雙手的，不是手拎的、肩背的，便是肩挑的。回到家裏還顧不上休息，你一包、他一包的要趕快去送。
一位當時曾在供銷社工作、1937年出生的肖漢木老人說：
上海並不産煙葉，但有香煙之極品“中華”、“熊貓”；上海並不牧羊，可全國的毛衣毛料又以上海爲最。老人告訴記者，那時的“上海牌”、“上海貨”，成爲千千萬萬中國家庭財富的象征，而名牌荟萃也曾是上海的輝煌和驕傲。還有上海的服裝、麥乳精、奶糖、的確良、絲襪、白球鞋，都是時尚生活的標志。那時能戴塊手表，比現在有鑽戒的人還得意。肖漢木當時就擁有一塊“上海”牌手表，很長的一段時間，戴的時候唯恐別人不知道，經常故意捋高袖管來炫耀。
肖漢木老人介紹，上世紀80年代初，他有一個用舊了的印有“上海”字樣的黑色手提包，給了在農村的表弟。表弟當時的神情是兩眼放光，做莊稼的表弟有事無事便提著手提包四處招搖：“看到嗎？上海的！表兄給我的。”就算把提包用破了，在田間地頭勞作的表弟總愛用那個包裝些種子等小玩意兒。
更多的市民有排隊購買上海貨的經曆。71歲的程細香老人介紹，那時市區的“東方紅五金交電”商店是她的最愛。老人興奮得直搖頭：“家裏有了一張供應票，我就要去‘東方紅’排隊買東西。買過收音機、自行車，都是上海貨。”
1974年，張豔英和丈夫選擇到上海旅行結婚。夫妻倆的結婚用品都是專門跑到上海去采購的。“那個年代男女戀人結婚前，有條件的都要去上海采購，或幹脆叫旅行結婚，弄得民政局結婚登記處設在上海一樣。”住了一個多星期，用光了所有的錢，張豔英夫婦帶回了大包小包的上海貨。（鄒春生：《上海貨，曾經的“金字招牌》，2009年3月17日《東楚晚報》）
上海産的奶糖是孩子們最鍾情的食品，上海的的確良、燈心絨，都是女孩子眼裏朝思暮想的高檔貨。到了80年代中期，紡織品又有了許多款式：夾絲膨體紗、滌綸草綠府綢、薄形彈力襪、仿烤花大衣呢、真絲軟緞被面……
計劃經濟憑的是計劃供應，什麽商品你沒有一張領導簽了字的或單位蓋了章的條子，你是買不到上海貨的。上海的香皂、毛巾、麥乳精，這些現在不起眼的東西，在那時絕對算寶貝。
全國人民都對上海貨推崇有加：質量好、款式新、價格合理，幾乎沒有假貨，上海貨真正是金字招牌。確切地說，對“上海貨”的鍾愛，源于上海貨的款式新穎，經久耐用，前衛時尚，更源于一種歲月的情結。
70年代，聘禮或嫁妝俗稱“老三件”，也就是自行車、手表和縫紉機。這既是爲新人開始婚後新生活准備的生活用品，也是家庭生活水平的體現，所以有這“三件”的婚禮才“體面”。
後來這三件被概括爲“三轉”，有些女方要求加上“一響”，即收音機。有的家裏買不起縫紉機的，甚至要先借一台縫紉機來結婚。“三轉一響”形成了當時公認的結婚必備品。
70年代末期，結婚組成家庭的物質條件，表現爲：36條腿和“三轉一響”。
一個家庭有36條腿當然不是指有18口人，更不是說必須擁有一個家庭動物園，而是當時女性要求未來的新家必須有足夠的家具。至于具體品種好像各地都不一樣，有些地方把立在牆角的三腳架也算在內，一直沒鬧明白另一件腿數也爲奇數的家具是什麽。
按當時的生活條件，結婚時能備齊“老三件”已經高興得不得了，條件好一點的家庭會買鑽石牌手表，鳳凰牌自行車和五羊牌縫紉機，這就是當時的品牌貨。那時候誰要是騎一輛鳳凰牌自行車，無異于現在開著私家車，總會讓人豔羨不已。
1979年1月到4月，全國半導體收音機銷售額比1978年增長了34.9%，由長期積壓變成暢銷。
新郎俞志民和新娘孔綏紅于1978年12月20日結婚，不妨看看他們當時的嫁妝：
訂婚的時候，還有100元訂婚聘金，媒人再把結婚的日期定下，結婚聘金也是100元。
接新娘子的前一天，男方根據女方的要求准備好“三杠”，即一杠酒（一壇老酒）、一杠粽子（按女方親戚的戶數）、一杠豬肉（基本上是半頭豬），先期送到女方家裏，以便在第二天的喜宴中用。
舅媽送了一幅被面，表姐送了一個暖水瓶……綏紅一一記下，以備將來還禮。在當時，上了10元可都是重禮，是自家至親好友才舍得送的。
娘家嫁妝的多少，不完全取決于男方聘禮的多少。依當時的“行價”，男方出的聘禮是100元的現金，外加幾十斤的被棉、十幾丈的布票，或幾壇老酒。可娘家至少得嫁上一套圓件（木制的腳盆、馬桶等）、床、八仙桌、椅子、凳子、面盆架、丁香櫃、平面櫃、箱子等木器，六條以上的新被，還有一些瓷器、錫器、新衣服等。爲了在場面上好看些，女方的父母會千方百計地爲出嫁的女兒掙面子，于是就有了一句戲谑的話：“養囡養強盜”。
嫁妝除了床是用手拉車裝的，其他的都是壯漢用肩膀挑的挑、扛的扛。新娘子坐的是自行車（路近的就走路，當時用自行車接新娘子是最時尚了），“駕駛員”就是自行車車主。當時的農村，一個村子要借6輛自行車都很困難，俞志民向外村借了3輛自行車。接新娘子的自行車最好是名牌的“永久”、“鳳凰”，就像現在要用“寶馬”和“奔馳”一樣。
恢複高考：報名費5毛1977年8月，剛剛複出的鄧小平提議召開並主持了一個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就是在這次會上，他同意恢複高考制度。
9月19日，鄧小平同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談話，提出“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
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城知識青年、複員軍人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考。考生要具備高中畢業或與之相當的文化水平。招生辦法是自願報名，統一考試。
消息在中國飛快地傳播著，人們奔走相告。一個通過公平競爭改變自己命運的時代到來了。
考生們希望報名費能夠定在一塊錢。當時政治局討論說，不要增加群衆的負擔，收5毛就行了，這都是政治局討論決定的。
由于准備工作來不及，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命題，考試工作于年底進行，文理兩類都考政治、語文、數學，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新生于1978年春入學。
這是世界教育史上規模最大的考試，而極富諷刺意味的是，面對如此龐大的應考隊伍，偌大的中國，竟然無力提供足夠的試卷紙張。
問題最終反映到鄧小平那裏，鄧小平當機立斷，決定將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計劃暫時擱置，調配相關紙張，先行印刷考生試卷，曆史由此出現了極富喜劇色彩的一幕。
1977年冬天，在鄧小平親自過問和布置下，關閉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場大門終于重新打開。這也是恢複高考以來，唯一一次在冬天舉行的考試，570萬考生走進了考場，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兩季考生共有1160萬人。迄今爲止，這是世界考試史上人數最多的一次。
參加考試的人群年齡嚴重懸殊，長者已經年過而立，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開混沌，始醒人事。一些82屆畢業生回憶，在當時，他們最愛開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長者對年幼者說“我都可以把你給生下來。”
南京師大文學院教授何永康回憶：
我曾經教過一位33歲的78級學生，同學們都稱他爲“班級之父”。他告訴我，當他走向考場的時候，身後有4個兒女在向他招手，稚聲稚氣地祝爸爸考上大學……這一“曆史鏡頭”應當永遠印刻在中國教育的曆史天空，讓後來的青年學子更加懂得珍惜“春天的故事”，珍惜寶貴的學習機遇。（《30年見證：南京老教授講述1978年高考閱卷經曆》，2008年12月19日《人民日報》）
也有大量的考生最後敗下陣來，是時代而不是他們自己傷害了他們的命運。冬夏兩季，共招生錄取了40.1萬多名大學生，只是參考人數的二十九分之一。
1977年全國高考語文試題
一、給下面這句話注音，要標調（3分）將正確的答案填寫到下面的橫線上
對待同志要象春天般溫暖。
二、回答下列問題 將正確的答案填寫到下面的橫線上
1、指出下面句子中加粗的詞屬于什麽詞類（2分）
雷鋒爲人民服務的心最紅
2、指出下面複雜詞組中的每個詞組屬于哪種類型（4分）
恢複和發揚毛主席樹立的優良傳統和作風
3、分析句子成分（4分）
爲了實現共産主義的偉大理想，我要獻出自己的畢生精力和整個生命。
4、分析多層複句的層次關系（3分）
因爲我們是爲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
三、什麽叫擬人的修辭方法？舉出一例（4分）
四、寫出毛主席詩《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的中心思想（6分）
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五、將下面兩段文言文譯成現代漢語，標清題號（14分）
1、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7分）
2、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7分）
六、作文60分
作文題：1、在沸騰的日子裏；2、談青年時代（二題任選其一）
難忘的遊戲：打水漂、滾鐵環、陀螺、跳房子
每次放學後，路過河邊，幾個總要比一比，誰的水漂打得最遠，最漂亮。
一塊塊扁平的石頭在我們手中揚起，沿著水面盤旋，起落。
遊戲看起來雖然簡單，但是真正要玩得好，也不是那麽容易。它得講究力度，還得講究出手時的速度。力道用足了，出去時它如一支滿弓扣發的箭，之後便像貼在砧板上的肉，擦著水面淩厲滑翔。最多的時候它能連續擊出十幾次，最後才踉跄一下，沉入河底，激起幾絲微瀾。
數數聲、歎息聲、歡呼聲此起彼伏，女孩子還會小心翼翼地掀起藍布裙子，用裙擺把瓦片一壘壘地兜來。那歡樂全縮在這過程裏了，手足之間的友愛，男女同學的相互體諒，滿滿當當的都寫在了臉上。真到了最後那一撒手，結局卻無所謂了，瓦片飛得再高也還是要沉落水裏的，能沉醉的，只有那貼膚之感的生活細節。
70年代，滾鐵環幾乎是每個男孩子都具備的本領。活計倒很簡單，用一根粗鐵絲扭成的鐵鈎鈎住鐵環，就可以推動鐵環來回滾動。
技藝高超的男孩可以讓這只“風火輪”一直不倒，如果要經過一些不平路面和水坑的話，那就類似于一種簡單而有趣的雜技了。有些男孩爲了增加鐵環聲音的“威勢”。還在鐵環上加了幾個小鐵絲的小圈，這樣一來，鐵環滾動的聲音就越發大了，就有點像現在的汽車的警報聲，旁人一聽，立馬閃出一條道來。
那時的鐵環，最好的是榨油餅的鐵箍，寬寬的邊，且散發著淡淡的菜油香，可惜極難覓到。還有一種好的叫“鋸齒鐵環”，這要在城裏去找，一般是托父母上街時到城裏的工廠裏找的，約有4毫米厚，2厘米寬，直徑在40厘米，內圈有整齊的鐵齒，一般是鋼鑄件，非常堅硬，聲音也十分清脆，一般的鐵環碰上它，就只有倒黴的份兒。
在黃泥路與青石巷裏，孩子們在不知疲倦地奔跑，夕陽在他們身後沉沉而落，一群飛鳥從陰影盡處掠起，喧鬧聲驚醒了藤椅上的老者……
70年代小女生們，愛玩“跳房子”，它在有些地方也叫做“踢田”。
那算是最廉價的遊戲，只要一支粉筆、一塊石子兒就可以搞定。小孩兒家在地上畫出一個長方形，裏面再分成8到10個小方格，就成了“房”或者“田”。
每人手捏一塊小石板兒，俗稱瓦片，往小方格（房內）扔瓦片時，必須站到線外，如果扔的瓦片壓住房內的線，就算瞎了。二號再扔，扔准了，可用一只腿跳，另一只腿屈起來。一個房一個房地轉一圈，然後，再繼續扔，再跳……
在農村裏往往不用瓦塊，而是用田螺殼，把殼尖用尖刀刺個孔，然後用繩子串成一串。講究些的城裏女孩，以用完了的百雀羚搽臉膏的圓形鐵盒代替瓦塊。跳房子運動量雖不算大，卻鍛煉平衡技巧。
跳房子算得上女孩的強項，她們天生一副好身材，跳起來輕盈如燕。記得“房子”最高處是個半圓，裏面畫上湛藍的天空。紮小辮的女孩，顛著腳尖一蹦一蹦，小辮子在肩頭做著甜蜜的拍打，可愛交織著天真，那模樣真是惹人疼。
沒想到世事難料，後來竟出了個叫“跳房子”的樂隊，有人這樣感慨道：“我們感到困惑，不滿，傷懷，我們懷念兒時的單純，那童年模糊而天真的記憶讓我們淡淡的愁緒隨著日曆紙一頁頁被撕去，隨著跳房子我們回到那個與世無爭的時代……”
70年代的女孩童年最熱衷的遊戲，莫過于跳橡皮筋了，她們一邊唱歌一邊跳，跳一級升一級，跳死了就換人。
一般五六個女孩們跳前用“乒呤乓啷”分出兩組，一組綁皮筋一組跳。也有一種情況，跳得最拿手的兩人通過猜拳，逐一選擇自己的隊友，協調性差的就被落到了最後。
兩人做樁牽著橡皮筋，先從腳踝位置跳起，再升至膝蓋處，腰部，胸部，脖子，最後兩手高高舉起。
在中間跳的女孩跳的難度越來越大，而且並不像跳高那麽簡單，跳過了事，還必須在同一高度跳出幾種花樣，才取得“升級”的資格，否則就算輸，只得去做樁。通常分一關二關直至天關，邊跳邊唱歌謠，動作優美，婀娜多姿。十余年後，小女孩們一個個出落得苗條勻稱，多半跟當年跳皮筋有很大的關系。
那時最好的橡皮筋是圓皮筋，外面還有一層彩色布，但比較貴，絕大多數女孩的橡皮筋還是用廢舊的汽車內胎剪出來的，不花錢嘛。
女孩一邊跳還一邊唱著自己也摸不著頭腦的歌謠：“青山青水青少年，分別不知八三年”，“小皮球架腳踢，馬蓮開花二十一”，“大白雞上草垛，沒有媽媽真難過”……
丟手絹恐怕是70年代最溫馨的集體遊戲。
丟手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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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著窗外那天真的小孩，猜想著我的童年舊時的期待。一片星光正悄悄的照來，可我的夢境卻已不複存在，你是否給我一個擁抱讓我像從前。仿佛聽到一聲親切的呼喚，霓虹閃爍把一切都掩蓋，陌生的背影讓我盼望光彩。誰能夠唱起那首古老歌謠，伴著我給我心中留下最後的潔白。丟丟丟手絹，輕輕地放在小朋友的後邊，大家不要告訴他……這首《丟手絹》，勾起了許多回憶。
按照遊戲規則要圍成一個圓圈，然後推選丟手帕的人。被選中的人通常都不是很樂意，他會惡作劇般拼命地跑起來，像斷了線的風筝在你身旁繞啊繞。
四周的空氣活了起來，大家心底多了份自然而然的沖動。旁邊的人伸長了脖子，直勾勾地看著他。
那孩子便有些得意了，哪管得上那年代營養跟不上，直轉得屁股要掉下來他才肯把手絹丟出。
如果是個男生，他十有八九會憑了這機會，把“繡球”抛在愛慕的女孩子身後，那種感覺真是妙不可言，心裏暖暖的，似要飄起來了。
“丟手絹”還有一些旁人不能體味的歡娛：一幫人圍坐在一起，只盯著一個孩子滿場子跑，他手裏拿著花手絹兒，每個人都能看到他丟給誰，而往往看不見他丟給自己，這象征著生活的隱秘和未知。而你稍微一疏忽，你便會輸，但遇上你喜歡的人，又會暗暗地盼著她能把手絹兒丟給你，在這樣的忐忑矛盾中，遊戲也被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