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承認1942年初馬來亞的迅速淪陷是英國曆史的一個汙點，但它的教訓並沒有被好好地吸取，而且當時沒有對馬來亞戰役進行充分的報道。如果能從更多的角度對它進行了解，那就更好了。這場災難的原因更多是政治和社會的原因，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軍事原因。
賈爾斯·普萊菲爾先生曾從英國被派遣過去協助組建馬來亞廣播公司。他于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抵達新加坡。因此，接下來兩個月他的工作是每天在電台上進行日軍動向的最新報道，並臨時制作能夠激勵民衆士氣的節目，並對日本的宣傳進行反擊。
馬來亞廣播公司的職員收到的命令是盡可能久地保證新加坡的廣播工作，然後在局勢還好的時候銷毀發射電台並撤離。最後，他們在新加坡島淪陷前三四天撤離，在擁擠的船上呆了幾周躲避潛水艇，那裏幾乎沒有飲用水，睡的是光禿禿的甲板。最後大部分人去了印度或澳大利亞。普萊菲爾先生對遠東很陌生。
他覺得自己不屬于新加坡社會，而且他坦率地說自己不喜歡那裏大部分歐洲人所過的愚昧、慵懶和瑣碎無聊的生活。他講述了許多故事，內容是關于政府的無能和市民們不願意嚴肅地對待這場戰爭，而且從一開始他就知道這場戰爭的宣傳工作因爲處置失當而陷入絕望。事前根本沒有進行任何努力讓亞洲人願意接受戰爭，就連保護他們的准備工作也沒有進行——新加坡島上連一個地下防空洞都沒有——而且日本人的飛機一出現那些碼頭苦力就成批地逃跑，實在是蔚爲壯觀，而鄉下人則無動于衷地看著日軍逼近。
普萊菲爾先生注意到雖然新加坡只是一個投資的地方，膚色隔閡卻和任何地方一樣嚴重。他記錄了幾件無可原諒的事情。比方說，槟城這個戰略要地完整地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他們在兩天內就開始從電台發出廣播。盡管如此，普萊菲爾先生並不認爲人們普遍相信在馬來亞發生過的那些事情是真實的，他寫到了一些記者，大部分是美國人，他們在熱情地傳播反對英國的言論。他說出了需要說的話，並以正確的觀點去看待新加坡這場災難。
對于這場大崩潰的主流看法是，罪魁禍首是剛愎自用的”畢靈普分子”和總是醉醺醺的種植園農場主，而且要是馬來亞政府能夠武裝人民，消除膚色歧視和傳播愛國口號的話，情況將會很不一樣。
這麽說並不符合事實。首先，這場軍事災難是不可避免的。英國人在歐洲爲了生存而奮戰，印度支那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馬來半島在戰略意義上已經是守不住了，而且新加坡本身根本經不起圍攻。它不是一座要塞，和普利茅斯一樣只是一個海軍基地，而且它有一百萬人口，水源供應卻只能夠支撐幾天。要是指揮官不投降，數十萬無辜的亞洲人會被活活渴死。
而且倉促之下根本不可能去組織群衆對侵略者進行大規模的抵抗。馬來亞的人口非常混雜（事實上，馬來人是少數民族，中國人的規模和它一樣大），而且經過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變得完全沒有尚武精神。”父權”政府的一大弊病在于它扼殺了被統治民族的愛國心或責任感。當倫敦遭受轟炸時，倫敦”頂住了”。新加坡所遭受的轟炸在我們看來根本算不了什麽，但由華人、印度人、馬來人和阿拉伯人所組成的混雜的人口只會認爲日本人是危險人物，奉行不抵抗政策會比較好。同樣的事情在緬甸也發生了。
理查德·溫斯泰德爵士的這本小書是描寫英聯邦各個國家的系列作品之一。或許它所描繪的英國治下的馬來亞過于美好，但它提供了有價值的背景信息和馬來亞從十八世紀開始的簡史。它有很多好照片。理查德·溫斯泰德爵士在馬來亞任職多年，而且是從倫敦到馬來亞的廣播工作的負責人之一。這個系列的其它即將出版的書籍或許會像喬伊斯·卡利（《非洲自由的理由》的作者）的《英國與西非》和哈維[插圖]的《英國與緬甸》那樣信息詳實而且有可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