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由印度尼西亞總統府提供的照片顯示的是，4月24日印尼總統佐科（前）在雅加達東盟領導人緬甸問題特別會議後發表聲明。 （新華社/路透/圖）
2021年9月19日，《南華早報》等多家媒體報道稱，印尼東部聖戰組織（MIT）領導人阿裏·卡洛拉（Ali Kalora）被警察和軍隊聯合特遣部隊殲滅。當地軍事指揮官馬克魯夫（Farid Makruf）將軍和蘇拉威西中部警察總督察蘇發利阿蒂（Rudy Sufahriadi）證實，印尼頭號通緝恐怖分子已經死亡。
據聯合國安理會發布的信息，該組織與基地組織有關聯，並曾宣誓“效忠”伊斯蘭國，多在印尼爪哇、蘇拉威西及印尼東部各省活動。自2012年以來，該組織將矛頭指向印尼政府官員和安全部隊，發動了多起襲擊。
長期以來，東南亞地區深受極端思想和恐怖主義的困擾，這裏面有著非常複雜的內外因素影響。
東南亞是一個具有多文明交彙地緣特征的區域，該區域國家衆多，民族、文化和宗教情況十分複雜。近代以來殖民主義的遺存，現實中大國的博弈和競爭，使東南亞極易受到外部的介入和影響，加上東南亞地區存在大量的政治分歧，多數國家在經濟發展及社會財富上有著巨大的鴻溝，這些都是容易導致不安定的因素。
由本土轉向全球暴力“聖戰”
從東南亞恐怖主義的發展演變來看，在冷戰時期，東南亞國家的恐怖主義主要是內生性的，通常與反政府武裝和分離組織有關。一些東南亞國家存在嚴重的族群沖突，激化了分離主義傾向，而民族沖突是導致極端思想和恐怖事件的溫床，並且族群沖突制造的難民和仇恨，很容易被恐怖組織所利用。冷戰以後，東南亞的恐怖主義又受到外部的強烈刺激，特別是以“9·11”事件爲代表，基地組織“成功”襲擊了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核心地帶，造成前所未有的恐怖效應。後冷戰時期新型恐怖主義所展示出的組織網絡嚴密化、行動範圍全球化、攻擊手段高科技化、殺傷力大規模化等特性極大地刺激了世界各地包括東南亞的恐怖活動。
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後，“基地”等恐怖組織加強了在東南亞的滲透和組織建設，煽動、武裝和資助當地極端組織對西方目標發動襲擊。在這個過程中，“基地”組織影響了許多東南亞分離主義和宗教極端團體的戰略目標，推動它們將視角由本土轉向全球暴力“聖戰”。同時東南亞極端暴力組織也習得了國際恐怖勢力的組織、管理形式和戰術。
從2002年到2010年的近十年間，恐怖主義對東南亞地區的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2002年10月巴厘島襲擊事件、2003年8月雅加達萬豪酒店爆炸案、2004年9月澳大利亞駐印度尼西亞使館恐襲案、2005年10月巴厘島餐廳爆炸案等一系列惡性恐怖襲擊事件，使東南亞一度成爲全球反恐的另一個重要戰場，這個勢頭一直持續到2010年左右方有所緩解。
2014年以來，“伊斯蘭國”取代“基地組織”，成爲全球恐怖主義的主要力量，“伊斯蘭國”恐怖組織的迅速崛起，爲東南亞極端暴力組織帶來新的鼓舞和支持，一些來自東南亞國家的極端分子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地，與伊斯蘭國武裝分子並肩作戰。還有一些東南亞本土極端暴力組織，舉著“伊斯蘭國”的旗幟進一步擴張，包括阿布沙耶夫集團在內的許多東南亞極端暴力組織表示效忠“伊斯蘭國”，是“伊斯蘭國”的東南亞分支。2014年以來，發生在東南亞的多起恐怖襲擊事件都與“伊斯蘭國”有關聯，如2016年1月14日印尼首都雅加達發生的連環爆炸式恐怖襲擊，東南亞的恐怖主義威脅再一次成爲域外地區恐怖主義的延伸。
“輸入性”影響較深
近年來，相較于中東、北非和南亞地區，東南亞恐怖主義頻度和烈度較低，但在“基地”組織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滲透和影響下，東南亞恐怖主義威脅有所增加。總體上看，當前東南亞恐怖主義出現如下態勢和趨勢：
首先，經過二十年的反恐，東南亞恐怖主義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從恐怖主義的活躍度與烈度來看，目前，中東、中亞、南亞、北非、東非等地區在恐怖主義活躍程度方面高于東南亞，恐怖主義威脅的強度也高于東南亞。從全球恐怖主義指數看，在恐怖主義活躍度排名前十位的國家中，東南亞地區只有菲律賓持續上榜，2017年排全球第十二位，2018年排全球第十位，2019年排全球第九位。在全球恐怖主義指數排名前三十的國家中，只有菲律賓和泰國兩個東南亞國家，其中泰國在20位左右徘徊。
與中東、中南亞、南亞地區相比，東南亞不是全球恐怖主義威脅的中心區。盡管如此，東南亞恐怖主義治理的難度並未降低。由于東南亞的恐怖主義伴隨地區諸多問題的裹挾，如泰南沖突、緬甸羅興亞人問題、菲律賓南部地區分離主義等，使得恐怖主義滋生和介入空間很大。
如緬甸羅興亞人問題長期陷入泥潭，在一些羅興亞人中滋生了極端思想，一些極端分子建立了“羅興亞人救世軍”這類的武裝組織，它們被緬甸政府稱之爲“恐怖主義組織”。盡管“羅興亞人救世軍”否認其與恐怖主義的聯系，但其針對緬甸軍警、政府工作人員，甚至是對普通百姓的無差別襲擊行動很難讓國際社會把它們與恐怖組織截然分開。
再以菲律賓的恐怖組織爲例，菲律賓的恐怖主義已經深深嵌入到菲律賓南部長期致力于分離運動和武裝叛亂的穆斯林社會中，呈現出分離主義和恐怖極端主義合流的特征，同時也具有反政府武裝叛亂的特點，其背後既有菲南長期存在的分離主義、族群宗教沖突，也有經濟發展落後和貧富懸殊、貪腐嚴重等經濟與社會因素，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極大增加了恐怖主義的治理難度。
其次，東南亞受到“輸入性”恐怖主義的影響較深。在“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的先後滲透和影響下，東南亞恐怖主義完成了本土極端暴力活動的國際化轉變，呈現出國際恐怖主義、地區恐怖主義與地區問題相互交織的特點。
“9·11”事件以來，東南亞恐怖組織接受國際恐怖勢力在資金、組織、經驗、技術、思想、宣傳、人員招募等方面的支援，抵抗政府打擊和生存的能力大大加強。近年來，隨著IS在中東根據地的覆滅，“伊斯蘭國”恐怖組織在網絡和全球地理空間上進行重塑和擴散。
東南亞地區由于穆斯林人口衆多，自然成爲IS全球擴散的重點區域之一。在“IS”恐怖組織活動最猖獗的時期，有數十個東南亞極端組織向其宣誓效忠。
在“伊斯蘭國”的影響下，東南亞恐怖組織發動了一些新的行動。
影響最大的一起行動發生在2017年，以穆特組織（Maute Group）和阿布沙耶夫組織爲首的恐怖組織突然發動襲擊，攻占了菲律賓南部省份南拉瑙省首府馬拉維市部分街區，與菲律賓政府軍展開了近半年的武裝對抗。該事件成爲近年來東南亞規模最大、影響最爲惡劣的恐怖事件，同時也標志著“後伊斯蘭國時代”東南亞恐怖主義威脅的升級。
延續較長時間的馬拉維市叛亂，吸引了來自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極端分子，這些情況似乎表明，東南亞恐怖組織有意向IS模式發展。從過去進行綁架勒索、爆炸等恐怖襲擊發展到攻城略地式的軍事化行動，並且極端組織有意選擇它們認爲合適的地點——菲律賓棉蘭老島進行長期作戰，讓其成爲聚集東南亞地區極端分子參加“聖戰”的戰場。
除了上述兩個大的特征和趨勢外，東南亞的恐怖主義還在其它方面有一些變化。比如恐怖襲擊活動走向家庭化、個體化、未成年人化和女性化。在“伊斯蘭國”影響下，由家庭、“單獨”行爲者、女性甚至未成年人實施的恐怖攻擊事件已經成爲一些東南亞國家新的現象。
2021年6月，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智庫“蘇凡中心”(The Soufan Center)發布的《東南亞的恐怖主義和反恐》研究報告，開篇就強調東南亞的恐怖主義的演變趨勢，認爲婦女作爲恐怖主義暴力行爲肇事者的作用正日益增強，並預示這一趨勢可能會繼續下去，警示東南亞國家的反恐工作必須考慮到婦女在暴力極端分子中扮演的多重角色。
東南亞反恐何去何從？
由于東南亞各個國家的政治、安全、法律制度差異較大，東盟國家秉持不幹涉成員國內政，信奉不批評成員國的“東盟規範”，使得東盟在安全和社會政策上的協調難如人意，未來東盟國家如何在反恐協作的範圍、領域和層次等方面開展切實的合作，推進地區反恐機制的深化是對東盟政治與安全共同體建設的重要考驗。
如前所講，東南亞地區的恐怖主義往往與不當的民族政策、激進的民族主義、極端地區分離主義相互交織。這些沖突與矛盾爲恐怖主義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需要東南亞國家在政治改革、民族政策、社會發展政策、經濟發展和社會財富分配等方面做出一定的回應和調整。
從長遠和根本上看，解決東南亞恐怖主義的關鍵是良好的國內治理，這需要在政治的穩定性、經濟的持續發展、良好的民族與社會政策、溫和的宗教和信仰觀念，以及教育等方面的加強，以上這些全部或者若幹領域的改善，都可以組成抵禦國際恐怖主義滲透和內部恐怖主義滋生的有效防禦體系。
恐怖主義作爲共同面對的威脅，需要東南亞國家團結協作應對。從現實來看，東南亞國家雖然重視協同打擊恐怖活動，應對恐怖威脅已然成爲東盟重要的政治安全議程。但各國在反恐領域的協作更多地體現在政治宣言和安全對話上，實際的行動雖然有，但遠遠不夠。要真正有效促進反恐合作和協調仍存在著較多挑戰。
此外，恐怖主義作爲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其産生的原因多種多樣，打擊與消滅恐怖分子固然是反恐工作的一個方面，但去激進化恐怕是反恐更爲的重要的構成部分。東南亞各國需要結合各自的文化、習慣、傳統、曆史、宗教等情況，制定適合自己的去激進化戰略，並耐心地長期執行下去。
（作者系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
南方防務智庫特約研究員 程曉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