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棟/文
中國學者對抗日戰爭的“宣傳戰”研究較爲關注，成果也多。這些研究主要研究時間斷限集中在了戰爭時期，而對于日本報界是怎樣逐漸從明治維新時期爭取民主政治的先鋒逐漸異化爲戰爭宣傳幫凶的這一關鍵問題卻鮮有關注。渤海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安平教授的新著《近代日本報界的政治動員（1868-1945）》，從政治動員這一角度切入，以豐富的日方資料爲基礎，詳盡的梳理了從明治維新到二戰時期日本報界從被動裹挾到主動參與戰爭的過程，並對二戰後日本報界政治動員思維延續下來的表現和原因進行了分析。
明治、大正時期的日本報界
根據安平教授的研究，日本“以文字社會爲基礎”的報紙媒體的起源要早于明治時期。17世紀初，大阪等商業發達地區就已經出現了近代民間報紙雛形“瓦版讀物”。到幕府末期，德川幕府爲搜集各國商船帶來的國外消息而創辦的《荷蘭風說書》，被認爲是日本近代官方性質報紙媒體的肇端。1962年1月，專供上層官員閱讀的官方譯報《官版·巴達維亞新聞》誕生。這是日本最早使用木活字印刷的報紙，雖然該報最終僅發行了23卷，但該報衍生出的《官版·海外新聞》、《官版·六合叢談》、《官版·香港新聞》、《官版·海外新報》等一批新聞媒體，逐漸在江戶等大城市公開發行。
日本早期的近代報紙大都帶有“官版”二字。正如安平教授在引言中所言“近代日本報紙從誕生之日其即與政治建立了密切關系，是政治動員的重要工具”。具體來說，早期日本報紙的受衆“並非尋常百姓，而是高高在上的大老、老中和若年寄們，或是有諸多特權的外國人”；另一方面其創辦的目的是幕府“把報紙作爲宣傳工具，引導輿論，把激烈的‘排外論’引導爲‘開國論’。”除以上各報外爲了打贏與幕府的宣傳戰，“對抗‘佐幕派’報紙，使布告傳達到人民中間”，1986年明治政府創辦了官辦新聞媒體《太政官日志》，並發行了《太政官日志》東京版。此外，在經濟發達的開港地橫濱、長崎，外國人利用治外法權的保護，也開辦了一些英文和日文報紙，以供駐日外僑和外商傳遞消息，了解時事。
在幕府和明治政府之間的戊辰戰爭時期，由雙方政權支持的各報紙“各爲其主”相互攻讦，出現了近代日本社會首次“被迫短暫開放公共領域”，也在客觀上“激發了民衆對時局的關心”。明治政府一方除上文提到的官辦《太政官日志》外，比較著名的還有官辦《各國新聞報》和民辦《都鄙新聞》；幕府一方比較著名的輿論報紙包括：《中外新聞》、《日日新聞》、《江湖新聞》、《橫濱新報藻鹽草》、《此花新書》、《公私短訊》等。其中幕府開成所教授柳河春三在江戶創辦的《中外新聞》是第一份由日本人自己編輯的日文報紙。
戊辰戰爭後，明治政府“深知報紙媒體的巨大影響力和利用不當的巨大危險性”，決定取締幕府系的報紙。而對于原有倒幕派的報紙，政府認爲其是“富國強兵、文明開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因此在政策上大力扶持倒幕派媒體的創辦。在具體措施上，除于1869年2月頒布日本曆史上第一個成文的新聞法《新聞紙印行條約》，從法律層面上對新聞業進行規範、扶持外，明治政府還在保持對報紙控制的前提下，“力圖通過經濟上支持編輯和記者的活動來強化與報紙的聯系”。除政策扶持外，明治政府還鼓勵官員參與創辦報紙，甚至通過直接購買報紙的方式，來擴大和保障報紙的發行。
明治政府扶持報紙的初衷是“鞏固政權”和爲維新“開啓民智、引導風尚、開風氣之先”。但明治政府內部對于未來的政治設計並不相同，各方勢力也並非鐵板一塊。1974年1月17日，因“征韓論”下野的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副島種臣、江藤新平等8人聯名簽署了的《設立民選議員建白書》。該《建白書》于次日被官方媒體《日新真事志》全文轉載。“禦用官媒發出與政府不一樣的聲音”，引起了廣大民衆的極大興趣，其他媒體也踴躍支持。該事件迅速成爲“自由民權運動的導火線”，也促使民權派媒體的誕生。民權派報紙主要圍繞“設立民選議院的時機是否成熟，是否應該設立民選議院，在國民教育尚未普及的時候是否合適”等問題展開討論，這些討論不僅集中于精英階層，也逐漸向下層民衆滲透。
大正時期，日本自由民權主義者對抗藩閥政治的鬥爭愈加激烈。大正民主運動的思想和理論支柱是“天皇機關說”和“民本主義”。這兩種學說的本質是重視民衆的力量的基礎上，弱化天皇在政權中的作用，有些激進主張甚至懷疑、批判天皇制。這引發了日本的右翼和軍方的瘋狂反對。
明治維新剛開始時，作爲思想家同時也是創報先鋒的中江兆民、福澤渝吉、德富蘇峰等人，他們從日本本國利益，即所謂日本“國益”出發，首先想到的是在日本進行文明開化，他們主要宣傳的是“西方文明、主張自由民主，從事精神啓蒙活動”。但是當他們面對國內自由民權運動，國際上歐美以及清朝洋務運動帶來的外部壓力時，他們隨即轉向保守。對內，他們主張“官民調和論”、“脫亞入歐論”、“國權皇張論”以及“皇室中心主義”等保守理論，對外則力主對中國開戰，對外實施侵略，推行軍國主義的激進政策。其所辦報紙也順其自然的成爲他們主張的輿論工具。
戰時的日本報界
根據安平教授的研究，日本報界參與對外侵略戰爭，最早可以追溯到1874年日軍侵台時期。《東京日日新聞》的從軍記者岸田吟香跟隨侵台日軍，“充當國家主義的旗手”，向日本國內報道台灣風物和士兵狀況。岸田吟香也被認爲是“有據可查的日本第一個從軍記者”。自此之後，從日本出兵朝鮮幹涉東學黨運動、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都可以看到日本從軍記者的身影。安平教授將戰爭中日本報界和記者的主要活動總結爲“積極參與並周密策劃、組織了很多大規模的戰地報道，根據政府和軍部的指令發布戰況，控制、引導社會輿論”，“‘滿足’民衆對戰爭信息的需求；極力宣揚‘國權皇張’、‘舉國一致’‘奔赴國難’，通過煽動國民的戰爭儀式、擴張意識，最大限度的發揮了戰爭宣傳、戰爭動員作用”。
近代日本報界和報人參與戰爭歸結爲三個方面。
首先是戰前的輿論宣傳和動員。例如在甲午戰爭前，《新聞雜志》、《東京日日新聞》、《東京曙新聞》、《評論新聞》等報紙“刊載了大量的政治家、論客和學者、商人的‘征韓論’”報道。爲營造對清戰爭的必要性和正當性，福澤渝吉、內村鑒三、德富蘇峰等知識分子和報人還親自書寫了大量時事報道和新聞評論，認爲“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已經變成文明國家，而作爲老大帝國的中國仍然是野蠻落後國家的代表，”因此日本有義務，也“有責任在東亞實施文明的輸出，將朝鮮從野蠻中國的控制下解放出來”。“七七事變”以後，《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等報紙也大肆宣傳報道所謂“中國人‘暴戾’、‘排日’”，並向日本民衆征集軍歌，煽動大衆的戰爭情緒。在這些報紙的鼓吹動員下，日本國民被煽動起來。最終，日本普通民衆在報紙的鼓動下被綁架進戰爭的列車。
其次是在戰時派出大量從軍記者報道戰場情況。例如在中日甲午戰爭時期，《東京日日新聞》、《國民新聞》、《每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等報紙就在日本政府和軍部的支持下，派出大量從軍記者，活躍在各戰場進行報道。根據安平教授統計，甲午戰爭時期日本全國共有66家新聞社派出從軍記者。這些記者著重宣揚“日軍英勇緊急，清軍不堪一擊；日軍對當地百姓和俘虜仁愛有加等”，其目的是“鼓動起日本國民的愛國心”，宣揚所謂的戰爭正義性和所謂武士道精神，從而“最大限度地爭取國民的支持。”
再次是戰時鼓舞後方支持戰爭。例如在二戰後期，戰爭導致日本人力資源愈加匮乏，報界爲了配合日本政府“爲了國家生吧！繁殖吧！”的人口政策，發布所謂“充滿健康美多産型翼贊美人十項標准”、“寶寶部隊”等鼓勵人口生育的社評。
當然，無論是在日俄戰爭時期還是“九·一八事變”前夕，日本報界還是會出現一些“反戰”的聲音，但這些聲音普遍比較微弱，影響力也小，很快就淹沒在極端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浪潮之中。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政府更是借鑒納粹德國的總體戰理論，在軍部設立專門的軍報道部，“統一領導戰時傳媒宣傳。”到日本戰敗前夕，日本政府的宣傳戰領導體制更加完善，形成“大本營控制下的海軍報道部和陸軍報道部總攬了全國全部新聞宣傳，通過陸海軍省記者俱樂部統領全國各傳媒公司”的完整新聞領導控制體系。
以上措施是日本政府在報界的常規措施。具體而言，依據對象不同，宣傳戰分爲兩個方面，其一是對“中國的宣傳戰”，主要是用所謂的“大東亞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皇道文化”等對中國的文化人和上層階級以及淪陷區的普通百姓進行欺詐性宣傳和“宣撫”。另一方面則是針對日本國內的宣傳戰，將報界納入到“國家總體戰體制，宣傳、鼓動國民無條件支持戰爭”。除常規性“宣傳戰”手段外，對南京大屠殺這種極端非常規事件，日本政府則采取了相應地非常規舉措進行宣傳戰。根據安平教授的研究，日本報界的南京宣傳戰根據宣傳對象不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針對日本國內民衆進行“戰勝宣傳，宣傳日軍戰功”；另一方面是針對外媒的大屠殺報道，進行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宣傳。
在對日本國內宣傳日軍戰功方面，指揮日軍入侵南京的上海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在戰前就非常重視戰時宣傳，1937年10月9日，松井在約見日本隨軍記者時就表達了“要以對付緊急事態的態度努力做好其通訊報道工作，並積極配合做好支持我軍的工作”的意思。日軍入侵南京開始後，爲了報道攻入南京的戰況，日本政府組織了100多名記者、作家到南京采訪。12月1日，日本大本營專門對入侵戰爭的報道作出規定：“宣傳謀略及一般諜報由方面軍司令部所屬少將負責。但報道以‘報道部發表’的形式，將另做指示。”在對外宣傳的具體宣傳綱要中規定：“應宣傳帝國軍隊有紀律的行動、武士道的態度以及在占領地的仁慈行爲。”
在上述規定要求下，包括日本著名文學家大宅壯一、木村毅在內的120名新聞、雜志、攝影師和從軍記者隨軍進入南京城內。從軍記者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主要記錄日軍所謂的英勇事迹而對後來的大屠殺內容則鮮有提及。甚至一些從軍記者、攝影師、作家與評論家“按照軍方的指示，虛假報道南京秩序恢複，掩蓋大屠殺暴行。”有些報道更是把罪行累累的日軍描寫成“中國老百姓箪食壺漿笑臉相迎”的“仁義之師”，把侵華戰爭美化成“建立王道樂土”的“聖戰”。對于英美、香港、新加坡等地媒體對南京大屠殺的報道，日本政府不僅嚴格封鎖這些報紙進入日本本土，並且日軍還想盡辦法封鎖南京城中屠殺消息的外傳，以減少其所謂外交上的損失。
戰後的日本報界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但是日本政府從一開始就沒有從心底承認“投降”。日本天皇的《終戰诏書》中未出現投降、戰敗字樣，“也沒有承認對外發動的是侵略戰爭”，絲毫沒有反省侵略戰爭的意思。同樣，日本報界在戰後也沒有被徹底追究戰爭責任。安平教授認爲：“日本報界的戰爭責任問題，是日本報界在對外侵略戰爭中協助政府和軍隊，開展政治動員、實施宣傳戰的責任問題，即通過狂熱的戰爭宣傳、細致的戰勝報道、虛假的欺詐性宣傳，以及直接組織戰爭動員活動將國民和國家引導進入戰爭狀態的責任問題”。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戰後日本從天皇到很多普通民衆並不認爲對外戰爭是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亦即戰爭的自省程度並不深刻，這從裕仁天皇的《終戰诏書》可見一斑。這一現象同樣出現在日本報界，例如1945年8月15日，《朝日新聞》在刊登天皇的終戰诏書時，還配發了《一億相哭之秋》的社論，安平教授認爲這一社論“一億相哭”的對象並非是戰爭中的“犧牲”，而是“對不起天皇和天地神明”，與戰時論調並無二致。其次是二戰後包括日本在內的很多國家都接受、采納了駐日盟軍司令部的“太平洋戰爭史觀”。這種史觀“完全以美國和西方國家利益爲基礎、以美式價值觀評價日本侵略戰爭”，“只追究軍部爲中心的‘軍國主義者’的戰爭責任，而把天皇、宮中集團、財界人士、新聞界人士等作爲‘穩健派’與‘軍國主義者’的對等勢力看待”。這樣與日本政府戰爭追責息息相關的報界追責就被忽略。最後就是冷戰爆發後，美國迅速調整了對日政策，將日本作爲反共、防蘇、抑華的橋頭堡進行扶持，駐日盟軍司令部也最終于1946年3月全面停止對日本的戰爭追責問題。
追責不足使日本的報界保留了大量的右翼勢力殘余，再加上日本報界中精英階層一直秉持的“國益”爲中心的報道方向，最終導致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報紙上不斷出現美化侵略曆史、宣揚“皇國”史觀，標榜“拯救日本沉沒”“恢複國家尊嚴”“對中國說不”等否定客觀曆史的報道。這些報道體現的“政治動員”和“宣傳戰”的思維即是戰時“總體戰體制”服從國策、大力維護“國益”政治動員的延續，也是近代日本報界內含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極度依附政府下畸形發展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