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後，于幼軍一直忙著讀書、寫書。
2016年，他接下一項寫作任務，系統介紹鄧小平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的思想與實踐。剛准備動筆寫作時，于幼軍突發疾病被送進廣東省人民醫院搶救，兩次大手術後，在醫護人員監護下仍每天讀書寫作。
他在病房中花了近四個月寫完初稿，五個月改畢定稿。去年9月，20多萬字的《鄧小平的遺産》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發行。
今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作爲曾經的深圳市長，于幼軍時刻關注著深圳發展。2000年至2003年擔任深圳市長期間，他提出增創深圳發展新優勢、推動深圳經濟轉型升級等重要決策。
近日，于幼軍在深圳家中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講述曾經的“深圳經曆”，及退休生活等。
于幼軍出生于1953年1月，教師出身，後從政，曾長期任職廣州，後任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2000年任深圳市長，並繼續任職廣東省委常委；2003年5月，他調任湖南省委副書記，2005年任山西省委副書記、代省長，次年1月當選爲山西省長；2007年8月至2008年9月，于幼軍任文化部黨組書記、副部長；2011年，于幼軍任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黨組成員、副主任；2015年1月退休。
談提出增創深圳發展新優勢的思路
“到任後，我就在全市開展調查研究，了解熟悉市情，醞釀深圳改革發展進入新世紀的思路”
新京報：2000年4月，你任深圳市長後，提出增創深圳發展新優勢的思路，深深地影響了這座城市的發展。當時這個工作思路是如何形成的？
于幼軍：我接任深圳市長時，深圳經過20多年建設發展，已打下了良好基礎，但當時在投資發展環境方面確實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問題。比如，城市交通體系需進一步完善，交通承載能力和效率有待進一步提高；大氣、河流汙染治理亟待加強；政府各種收費龐雜，企業運營成本較高；政府服務效率和水平與企業、市民期待差距較大，基層和企業抱有怨言等等。
到任後，我就在全市開展調查研究，了解熟悉市情，醞釀深圳改革發展進入新世紀的思路。2002年3月我在市政府三屆三次全體（擴大）會議上，把新形勢下深圳要增創四個方面新優勢的思路和盤托出：
一是正確把握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新形勢，努力增創發展理念和思路的新優勢。這是深圳的當務之急和增創其他新優勢的前提和基礎。倡導全市幹部群衆要與時俱進解放思想，以全球視野和戰略眼光，拓寬發展思路。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和工作思路的認識把握上，立足于跟上世界科技發展前沿和文明進步潮流，立足于對地區發展和人民利益高度負責，立足于長遠發展目標和增強持續發展後勁，而不必看重一時一事的進退，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不能爲追求一時的“政績”而勞民傷財、搞短期行爲。
二是要增創體制與機制的新優勢。加快推進各方面的體制機制，尤其是政府行政管理體制和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及機制的改革和創新的步伐，盡快建立起符合經濟全球化與科技進步要求、與世貿組織規則接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和機制，爭取確立“入世”的先行優勢，以體制機制新優勢爲深圳加快發展提供支撐保障。
三是要增創投資發展環境的新優勢。進一步優化全市投資發展環境，尤其是法制建設先行、政府依法高效行政、市場秩序良好等軟環境，增強我市對國內、國際資金和人才的持續吸引力，使深圳成爲投資創業的熱土、知識致富的樂園，成爲我國乃至亞洲地區重要的高科技研發中心和産業基地。
四是要增創經濟結構的新優勢。從三個層次紮實推進全市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努力實現高新技術産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相互推動和共同發展；全力發展戰略優勢産業，著力扶持新興産業，改造提升傳統産業；做大做強一批骨幹企業，形成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較強的現代企業群體，以形成具有地區特色和優勢、在國內外市場具有較強競爭力和持續發展後勁的産業結構、企業結構和産品結構，在經濟全球化的競爭中獲得廣泛的發展空間。其中最爲重要的加快推動深圳的産業結構轉型升級，全力發展高新技術産業，在全省全國率先實現産業轉型。
我還在這次幹部大會上強調：只要我們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和省委的方針政策和部署，有市委堅強領導和全市人民的團結奮鬥，有多年打下的産業基礎和體制機制的優勢，在新的曆史起點和形勢下，只要深圳自己不放棄努力，誰也不能抛棄深圳！
現在回過頭來看，深圳那幾年全面啓動推進增創四個新優勢，尤其是加大力度推進産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爲深圳進入21世紀前二十年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深圳自覺推動産業升級，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産業，比廣東全省和全國早了十多年，成功轉型爲深圳近十年加速發展把握了先機，贏得了主動。
任深圳市長時的于幼軍/ 受訪者供圖
談《深圳，你被誰抛棄？》
“當時，市裏一些同志認爲這篇文章作者‘唱衰’深圳，不要理睬他，我反複思考，覺得作者並非刻意抹黑‘唱衰’深圳，不必苛責”
新京報：說到“誰也不能抛棄深圳”，不得不提網友“我爲伊狂”的1.8萬字長文《深圳，你被誰抛棄？》。當時你力排衆議與作者呙中校對話，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于幼軍：該文在網上刊出當晚，我就看到了，第二天讓辦公廳同志下載打印送我，又閱讀了兩三遍。當時，市裏一些同志認爲這篇文章作者“唱衰”深圳，不要理睬他；有人甚至提出要反擊。我反複思考，覺得作者寫此文是出于對深圳何去何從的關心和擔憂，愛之深、責之切啊。雖然作者受了解情況所限，言辭有偏激不實之處，但並非刻意抹黑“唱衰”深圳，不必苛責。
呙中校在文章中指出了幾個方面問題，稱深圳正在被抛棄，風光不再。這引發我深入思考新世紀深圳如何在原有較好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問題。世紀之交的深圳，真的處于一個十字路口，停留在原有的産業結構、經濟結構上，需要思考怎麽辦、往哪裏走的問題。
他寫這封信時，我也剛好在全市調查研究，三五個月時間都在下邊跑，到各區、國企、民企調研，廣泛聽取意見。看到這封信後，我認爲應該聽聽他的意見。雖是一家之言，但他做了很多調查和思考，提出了有價值的問題，爲什麽不好好談一談、聽聽他的意見呢？這對市委市政府的決策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所以我決定約呙中校見面對話。
2003年1月19日，我在省十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在廣東大廈約見了呙中校，談了兩個半小時，當面聽取他對政府工作和深圳投資發展環境的批判意見和建議。我們溝通得很好，他提的那些問題，我都記在本子上，寫進了調研提綱，在後來政府工作中繼續思考和解決這些問題。
新京報：現在回過頭來看，你怎麽看這次對話對深圳發展的影響？
于幼軍：這是一個問政于民的事情。我們經常說走群衆路線、聽群衆意見，要科學民主決策，就算有些話偏激、措辭嚴厲，重了一些，但他的出發點還是爲了深圳好。上邊我談到，2001年至2003年我提出深圳新形勢下要增創四個方面新優勢，其實也是對呙中校公開信的決策回應。
與他談完話以後，我多次在市政府會議上要求，全市各級領導幹部都來讀一讀這封信，動腦筋思考深圳到底何去何從，我們需要調整什麽思路，采取什麽新的改革舉措，努力實現深圳在新世紀的新起步。現在回過頭來看，那封信對新世紀轉折中的深圳來說，從原來享受特殊政策、依賴‘吃政策偏飯’，到依靠自己真功夫、真本事去開創建設發展新局面，起到了催化劑作用。
談推動深圳經濟轉型升級
“有三件事，對深圳高新技術産業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促進作用”
新京報：你在深圳較早提出産業轉型。這些重要決策是如何考量的？
于幼軍：回顧深圳創立經濟特區以來走過的道路，曆屆市委市政府一直堅持“‘三來一補’——一般加工業——高新技術産業”這一發展思路，始終堅持以産業發展爲龍頭和主線的發展道路，不動搖、不折騰，不斷提高産業的檔次水平，避免了國內一些地區曾出現過的發展思路搖擺不定問題，有了深圳今天高新科技産業在廣東和全國大城市領先的地位。
在我調到深圳工作以前，1995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就提出發展高新技術産業和先進制造業，確定高新技術主導産業定位。1998年，市政府又下發了文件，加大力度扶持高新技術産業發展。那時深圳已成爲我國高新技術産業最集中、最具影響力的城市之一。
進入新世紀，市委市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並加大工作力度，扶持發展高新技術産業。有三件事，對深圳高新技術産業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是舉辦每年一屆的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第一屆全國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于1999年10月在深圳舉辦。以後每年舉辦一屆，有力促進了高新技術産業在深圳和全國各地的發展。我到深圳工作接著辦了第二屆至第四屆高交會。
二是鼓勵發展創業投資機構，有力扶持了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爲生産力。早在1997年9月，深圳就決定成立深圳科技風險投資領導小組和辦公室，標志著深圳著手創建科技風險投資體系。後經委辦局反複討論修改，形成了有關創業投資“暫行規定”送審稿。在該文件送審稿提交政府常務會議審定之際，李子彬市長調國家發改委工作，我接任市長。審閱該文件時，我批示將從英語“capital venture”直譯過來的“風險投資”改稱爲“創業投資”。因爲前者從諧音上容易使人産生“瘋狂投資”、“冒險投資”之意，不如“創業投資”把概念更能准確反映其涵義。後來，隨著深圳最先使用“創業投資”概念，全國各地方政府出台的相關文件和媒體，都陸續用“創業投資”這一概念取代了原來的“風險投資”，成爲標准稱謂。2000年10月，深圳推出了這一“暫行規定”。文件頒布後國內外大批投資機構紛紛在深圳設立投資公司和工作機構。
這些創業投資機構，爲大批中小科技産業起步發展，爲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的科研成果轉化爲産業項目和現實生産力，起了非常及時和重要的扶持助推作用。此外，還吸引了大批國內和海外掌握了新技術發明專利的人才，聚集在深圳創業。這就在深圳形成了高新技術産業發展的良好氛圍和條件，成爲中國的“硅谷”。這一因素，成爲持續二十多年深圳高新技術産業繁榮發展有力的助推器和深圳成功的奧秘之一。
三是規劃建設高新技術産業帶。這一建議最早由時任市委書記張高麗提出。2001年7月5日，深圳市委三屆三次全會作出了以深圳高新區爲基點和輻射點，高標准規劃建設深圳高新技術産業帶的決定，得到科技部批准。市委確定發展計劃和思路後，政府則全力抓産業帶規劃的編制和落實工作。我帶隊兩次赴美國硅谷和台灣新竹市“工業研究院”及高科技産業園區、高科技企業參觀學習，還率隊到美國、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和台灣地區訪問，上門招商引資，引來了日本住友、德國西門子、台灣富士康等一批企業入駐或加大在深圳的投資，上了一批高科技的大項目、好項目。
2002年至2003年，爲實現全市經濟轉型，深圳市委市政府明確提出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産業和物流等爲生産服務的現代服務業，使之成爲深圳經濟加快的“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明確深圳發展“四個支柱産業”，即高新技術産業、金融業、現代物流業和文化産業。
那幾年，深圳還著力發展高附加值的先進制造業，上了一批好項目，爲後來深圳這些産業的大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在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的實踐中，深圳加快了構建行業公共技術平台、推動行業技術升級和産品更新換代的步伐，支持、促進傳統制造企業特別是一些大企業加大技改投資，上了一批信息化和技術領先的大項目。
從2000年制定相關政策至2003年上半年，深圳市高新技術産業總産值，已占全市工業總産值的60%左右，基本形成了依托培育發展一批國有、尤其是民營企業發展高新技術産業和先進制造業，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格局。改革開放40年，在人類曆史發展長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間，卻使深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從原來的一個僅30多萬人口的縣，建設發展成爲人口規模千萬級的國際化大都市。
談行政效能
“作爲政府公務員、領導幹部，理應履行自己的職責，你沒有做到，追究失職渎職責任爲什麽不行？”
新京報: 你任市長時，深圳曾在全國監察系統率先設立行政效能監察室，下決心把嚴重行政不作爲的幹部免職。當時阻力大嗎？
于幼軍：阻力肯定有。當時一批就罷免了幾十個幹部，有些同志認爲他們是工作中的失誤，不是犯罪，不是道德或紀律問題，爲什麽處分這麽重，要免職甚至撤職？被處分的當然也不服氣，認爲這樣的事情很多，爲何拿我“開刀”呢？我也收到一些來信，一些老同志出來說話。我說，市委市政府已定下的事情不能改。
第一，作爲政府公務員、領導幹部，理應履行自己的職責，你沒有做到，追究失職渎職責任爲什麽不行？第二，中央當時提出要實行問責制，責任沒履行被問責有什麽錯？第三，當時公開辦事措施、向社會承諾的辦事時限，都是經過討論同意的，按這些條文追究爲什麽不行呢？
這樣一下子全市就緊張起來，再也不敢怠慢。大家拿著審批項目清單，什麽時間插手、什麽時間辦妥送出、是誰辦理都寫得清清楚楚，每個環節都明確了責任人，哪個環節出問題就問責誰，就像商鞅變法當年“徙木取信”，說到做到。如果說了不做到，就又成爲一紙廢文，誰會執行呢？
談工作理念
“把與人民利益關系密切的程度，作爲政府工作輕重緩急安排的依據。爲地區發展，殚精竭慮；爲百姓謀利，鞠躬盡瘁”
新京報：很多人說你是一個敢于打破“潛規則”的人。你怎麽評價？
于幼軍：我並非存心這麽做，我只是憑著自己的良知去行事，憑著執政爲民這個理念在從政，沒有過多考慮所謂的“潛規則”。良知告訴我、我的從政理念告訴我，應該怎麽做就怎麽做。
新京報：你具體的從政理念是什麽？
于幼軍：我任深圳市長時說過一句話，“敬民如父母”。2003年5月，50歲的我到湖南任職，第一次與幹部見面，很坦然地告訴大家，“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我認爲天命是客觀規律，天命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知天命就是要按客觀規律辦事，遵從人民的意願、維護人民的利益去行政。”2006年1月，我當選山西省長，我在省人大會上表態說，“站起來當傘，要爲百姓遮擋風雨；俯下身做牛，爲人民鞠躬盡瘁”。把與人民利益關系密切的程度，作爲政府工作輕重緩急安排的依據。爲地區發展，殚精竭慮；爲百姓謀利，鞠躬盡瘁。這就是我的從政理念。
十多年前，朱镕基總理給我說了一句話， “幼軍啊，我們要記住一點，人民至上！”這句話對我影響至深。做官要表裏如一、言行一致，真正體現中國人民的利益至上。
談退休生活
“以調養身體爲主，每天散散步、讀讀書、聽聽音樂，也寫一點東西”
新京報：你曾說，“書讀進去了，人走出來了。”在人生低谷時，讀書如何幫你走出困境？
于幼軍：2008年我被免職後，一頭紮進了國家圖書館，讀書、寫書。早上按時間去圖書館，中午在圖書館午休，晚上六七點才回家，節假日我也天天在。圖書館長給我開玩笑，我比他的出勤率還高。
當時職務撤銷了，什麽也沒有了。我當然有痛苦、感到難受，但扪心自問，我可以坦坦蕩蕩。那就讀書、寫作去吧，不想它了。
人們說讀書有多種功能，我體悟到讀書還可以療傷治病。我進入讀書的狀態，確實把不愉快的事情全丟掉了，埋頭專注于我要思考的問題，深耕下去。這對我療傷治病很有幫助，否則沒有精神寄托，容易胡思亂想。
在圖書館，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主義學說，完成了社會主義五百年第一、二卷的修改，各增補了10多萬字，又新寫了第三卷30多萬字。
後來心理學教授對我說，你這是轉移治療法。這期間我能夠正常吃飯、睡覺、讀書，過簡單的生活，就這樣挺過了我人生的至暗時刻。兩年多後，中央安排我到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工作。
新京報：退休後的生活是怎樣的？
于幼軍：現在以調養身體爲主，每天散散步、讀讀書、聽聽音樂，也寫一點東西。
親友們勸我，退休了，已經解甲歸田了，好好休息。但我的血液裏滲透著家國情懷，無論何時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在想那些事情，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
撰稿/ 攝影 新京報記者 何強
校對 吳興發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