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談判過後，86個世貿組織（WTO）成員宣布在電子商務談判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將力爭在2022年底前就大多數議題達成協議。
14日，WTO總幹事奧孔喬-伊維拉對此進展表示歡迎，並表示這將爲中小企業帶來重要紅利，“目前所開展的工作，有望爲快速增長的數字經濟領域中的消費者和企業帶來更高穩定性和可預測性”。
奧孔喬-伊維拉並說，疫情凸顯了電子商務作爲包容性工具的重要性，幫助小企業、特別是女性發起的企業進入國際市場。“我鼓勵該倡議繼續向WTO其他成員敞開大門，並繼續討論彌合數字鴻溝所需的發展問題。”她說。
目前有86個WTO成員參加該電子商務聯合聲明倡議（Joint Statement Initiative on E-commerce）。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在近期的國新辦發布會上曾解釋道，對一些新議題，比如說像電子商務，我們認爲不是所有的WTO成員都能夠接受這個規則，我們持開放的態度，可以采用聯合聲明倡議的方式，部分成員先達成一個協議即諸邊的協議來解決這些領域內的一些具體規則問題。未來條件成熟了，讓WTO所有的成員都加入。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研究部主任崔凡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則表示，從WTO的談判沿革曆史上來看，諸邊的議題，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有許多轉化爲多邊協議的案例，而“考慮到數字經濟的收益如此巨大，就要想辦法去尋找成本最小的談判路徑去發展這一規則”。
取得實質性進展
作爲聯合召集人，澳大利亞、日本和新加坡貿易部長于14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疫情突顯了數字經濟的重要性，並加強了對于數字經濟加速轉型和對管理數字貿易全球規則的需求。
聯合聲明表示，WTO電子商務聯合聲明倡議將對全球經濟至關重要的領域更新WTO規則手冊。
聯合聲明還透露，在現有WTO協定和框架基礎的成果之上，各方將繼續推動談判朝著高標准和具有商業意義的方向發展，各方將繼續促進包容性，並鼓勵盡可能多的WTO成員參與談判。
在“談判迄今取得的實質性進展方面”，聯合聲明稱，“在八項條款的談判小組中，都取得了不錯成績，這些小組包括在線消費者保護、電子簽名和驗證、未經請求的商業電子信息、開放政府數據、電子合同、透明度、無紙化交易以及開放的互聯網訪問。”
聯合聲明認爲，在這些領域已經取得的成果，將帶來重要紅利，包括增強消費者信心和支持企業進行在線交易。
2022年底在大多數問題上達成一致
同時，此次各方在其他領域也出現了提案合並，其中包括關于關稅的電子傳輸、跨境數據流、數據本地化、源代碼、電子交易框架、網絡安全和電子發票以及關于市場准入的高級討論。
聯合聲明強調，“將從 2022 年初開始在這些領域加強談判”。
聲明還指出，能允許和促進數據流（流動）的條款是高標准和具有商業意義結果的關鍵，同時該倡議的共同召集人認爲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參與者之間要認同永不征收電子關稅的做法。
該聲明還表示，鑒于迄今爲止取得的巨大進展，聯合召集人將安排並確保到2022年底，各方在大多數問題上達成一致的計劃，“在2022年全年，我們都將爲各位貿易部長尋找機會，就談判中的關鍵問題提供指導”。
日本經濟産業大臣萩生田光一在聲明中表示，歡迎過去三年談判中取得的實質性進展。
“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通過數字化連接，數字貿易正在使世界各地的人們變得更加富裕。”他說，“WTO成員衆多，因此爲WTO提供實現‘信任數據自由流動’（DFFT）的數字貿易規則，將使業務更加可預測和穩定。這將反過來促進進一步的數字貿易。爲了早日取得成果，我們將努力加速並進一步推動談判。”
新加坡貿工部長顔金勇則表示：“數字貿易正在成爲當今經商的一種關鍵模式。該倡議將通過加強規則和簡化法規，爲數字貿易提供穩定的監管環境。倡議涉及86個成員，還將有助于彌合數字鴻溝並鼓勵采用數字化，這將使我們的經濟處于有利地位，以利用數字經濟中的新機遇帶來的好處。”
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專家，對于目前WTO采取的諸邊協議的形式都較爲看好。
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霍建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WTO的問題在于WTO下多邊談判停滯，其中不可控的一些成員方總是在最後關頭發難，拖累整體談判進程，但WTO仍是當今國際貿易體系中的權威機構，對推動世界經濟發展有很大貢獻，“這套規則體系是目前規範全球貿易投資最有效的體系，因而在其下進行諸邊談判效果很好”。
崔凡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回顧WTO和關貿總協定（GATT）曆史，在反傾銷等協定方面，都是由諸邊形成了基礎和文本，隨後慢慢孕育而成。
譬如《反傾銷法典》(Anti-Dumping Code)，當時也不是所有GATT成員都參加了，且在1973-1979年東京回合時，又加以補充修改。崔凡解釋道，隨後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全球化格局發生變化，條件成熟了，相關諸邊法典才變成多邊協議，這中間經曆了16年時間。
崔凡表示，目前在全球根本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面，若要求太高了，使得各國國內矛盾都容易激化。“在這種情況下，制度的成本和收益，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數字經濟，數字經濟要談成的成本極高，但數字經濟要談成的收益也極高。”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