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 7 月 16 日，北京滿城的槐樹已經花謝香散，寫下《車站》這首淒美詩句的詩人也隨著滿城凋落的槐樹花走了。享年84歲。
1970 年1月，山西永濟“五七”幹校。
一對在這裏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夫妻到車站迎接來看望他們的孩子。
似乎是爲了躲人耳目，父子倆心有靈犀地走到車站邊上的一塊鹽堿地， 在寒風中兒子快速拿出一聽豬肉罐頭，父親打開罐頭，如虎狼掏窩，瞬間就風卷殘雲，一掃而盡。兒子站在一旁，看得眼眶泛紅……
那年末，由于妻子在病中罵了林彪、江青，丈夫被開除公職……夫妻倆只好到兒子住處落戶。在困頓中，巴金寄來文學名著，鼓勵他筆耕不辍。
1979年3月，他重返新華社國際部，任《環球》雜志副主編，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研究生導師，享受早期回國定居專家待遇。
到了1981年，中國詩壇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詩集《九葉集》，一個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就形成的現代主義詩歌流派也因爲這本書的出版，而正式被冠以“九葉詩派”，享譽文壇。“九葉”即九個詩人，他們因爲甘當綠葉，不做紅花，故此。
其中一位詩人即是這位爲父、爲夫者，也是寫下“唉，你卻過早地被迫下車，/而且不再回來”的詩人。
另一件大事就是這年的《詩刊》1月號，發表了這位詩人的一首名爲《秋》的短詩，引發了一波中國當代文學史的大爭論——
“連鴿哨也發出成熟的音調,/過去了，/那陣雨喧鬧的夏季。//不再想那嚴峻的悶熱的考驗，/危險遊泳中的細節回憶。//經曆過春天萌芽的破土，/幼葉成長中的扭曲和受傷，/這些枝條在烈日下也狂熱過，/差點在雨夜中迷失方向。…….//”
那時的中國剛剛曆經十年浩劫，雖然膜拜傷痕文學成了那個時代的潮流，但文壇依然充斥著“八股文風”。忽然一句“連鴿哨也發出成熟的音調”，讀來著實令人莫名，在當時的詩壇引發軒然大波，爭論雙方劍拔弩張，水火不容。有人寫了篇批評文章《令人氣悶的“朦胧”》，後來就索性用這個負面評價作爲詩派的名稱了。《秋》也因此被認爲是“朦胧詩”的命名之作，“朦胧詩”由此而得名。早于上世紀七十年代便開始朦胧詩風創作的北島、舒婷和顧城等也被正式冠以朦胧詩人。
但很遺憾的是，一些年輕詩人在紅透半邊天後，不似“九葉”詩人那般低調，開始號稱自己前無古人，甚至把朦胧詩的發轫者——《秋》的作者丟在一邊。著名詩評家、也是“九葉詩人”唐湜爲之抱不平：“實際上從穆旦、運燮、鄭敏甚至上溯馮至、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與他的好友從清華起就是個現代派”。
我可以告訴你，唐湜在裏面提及的“運燮”，就是《秋》的作者——杜運燮，祖籍古田縣瑞岩村。
這是一個怎樣的士者？在風雲激蕩、群雄逐鹿的詩壇，他爲人低調，甘于平淡，甘願做片“葉子”不求聞達。
杜運燮在香港《大公報》曾經與梁羽生、金庸同事。梁羽生曾對這位同事有過描述：
“雖然是同一個部門的同事，但最初的一個月，我們卻很少交談。他給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好像很難令人接近。後來漸漸熟了，發現彼此的興趣相同，我這才發現，原來我對他的‘表面現象’完全錯了。他的熱情其實是藏在‘質樸’之中。”
林登豪先生在他的《景仰杜運燮》一文中說：“‘朦胧詩派’正是傳承了‘九葉詩派’跨越數十年時空而形成的新詩流派。杜運燮先生不愧是中國新詩現代性的隔代相傳的傳薪人……盡管杜運燮爲人低調，甘于平淡，不求聞達，但是任何一部中國文學史、詩歌史都會爲他留出重要的位置。”
好吧，我可以先帶你去詩人的老家瑞岩村去看看。
這是一個很有曆史感的古村落，也因爲坐落在翠屏湖畔，而多了一份詩與遠方的遐想。
瑞岩全村有五十多棟的明清建築保存完好。全村人都姓杜。家譜記載說，其祖上是明朝”殿前三品指揮使”杜華泗，是皇帝朱元璋最信任的貼身侍衛之一。受權謀大師朱元璋臨危之托，意欲在孫子朱允炆主政朝廷時，一旦有難，杜華泗要全力護主。後來，果不其然，朱允炆才執政四年，便被叔叔朱棣趕下了台。靖難之役，建文帝出亡，全國有五十多種說法。其中出亡甯德說，算是其中證據鏈較爲完整的說法。朱允炆一路南逃到甯德，削發爲僧，杜華泗便一路護駕，也隨之在相近的瑞岩村隱居下來。有了這樣一種溯源，杜家人護駕只因忠誠，低調只爲安全的性格基因便代代傳承。
杜家的祖上是護駕將軍，而到了杜氏十九世，卻出了一個文之大者、詩人——杜運燮。
我去瑞岩村的時候正是深秋。翠屏湖畔的風吹來，格外的清爽。而柔和、清澈的陽光曬著古村的三合土牆，又令整個古村沐浴在暖色系的畫意裏。小巷曲徑通幽處，瑞岩村中心弄 12號便是杜運燮先生曾經居住的小屋。二層樓的土屋，大約也只有四五十平米的面積，被木板房相隔著。踏進小屋一層小廳時，幽暗的光線令鵝卵石地板泛著幽光，好像留存著詩人少年的余溫。
古田人有異于閩東其他縣市人。過去的閩東人大都安分守家。但古田在曆史上屬于十邑同鄉的人文傳承，久有漂洋過海、下南洋打拼的傳統。現在，古田縣僑胞遍布亞、歐、美、大洋洲4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分布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僑胞達27.3萬人。
1934年秋天，一個從馬來西亞霹雳州回來的少年開始在福州三一中學高中部就讀。這一年他16歲。每逢寒暑假，他都會拎著藤箱回到家鄉瑞岩。這是一個很安靜的少年，住在那棟小屋的日子，平時話不多，但卻令這個村莊多了一份書卷氣，郎朗的吟詩聲每天早晨都會從這棟小屋飄出。唐詩宋詞的滋養充盈著這棟小屋，令這位海外歸來的少年從此漸漸有了士的風範。
到他高中畢業，抗日戰爭正如火如荼，他再次回到了瑞岩，在古田史荦伯中學任代課老師。詩人的弟弟杜運錦老人告訴我們，哥哥這次回到瑞岩，在這棟小屋的樓上住了好一陣子。
沿著木板樓梯登上了閣樓。耳之所聞，吱呀滿屋；目之所及，未曾翻身已碰頭。走進他的臥室，似乎詩人才剛剛離開，一切未曾動過，暗紅色的民國家具，那床、那妝台、那木藤箱、那木梳與面油盒，還有印著繁體字的書籍，雖已蒙塵，但一擦拭，卻依然泛著民國風的色澤。
這是一棟怎樣的詩歌小屋？
中國新詩運動的兩次高潮：現代主義詩派與朦胧詩的發轫者就是從翠屏湖畔的這棟小屋出發，一路披星戴月，一路薪火相傳。承襲了杜家人謙遜低調的性格，風起雲湧中，中國的新詩運動從高原邁向高峰，杜運燮默默地擔當起了傳薪者的角色。這一點，是我們在研究閩東文學，尤其是研究閩東詩群時所不能遺忘的。
1938 年，詩人就從這“詩歌小屋”出發，一路考取浙江大學生物系，借讀廈門大學微生物系，選修林庚教授的新詩課程，並經林庚教授推薦，轉到昆明國立西南聯大外語系就讀。
到了1941年，抗日戰爭進行到相持階段。蘇聯與日本在遠東的關系出現緩和，蘇聯志願航空隊撤出中國，中國的防空力量幾近真空。這時，一支由美國預備役軍官和退伍的陸軍、海軍航空兵士兵組成的援華美軍志願隊加入了中國抗日戰場，由此也改變了杜運燮的命運。
1941年，蔣介石正式發布訓令，宣布成立中國空軍美國志願者大隊，即“飛虎隊”，任命陳納德爲指揮員。爲了方便語言溝通，國民政府以“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征調、招考、培訓了4000名左右的英語譯員爲美軍服務，稱“隨軍譯員”，後稱“翻譯官”。西南聯大校長梅贻琦率先響應，並創議該校四年級在校男生一率應征。國立西南聯大外語系的學子們自然踴躍應召。杜運燮也加入了這一精英行列。
剛從事翻譯官這行業，杜運燮這批人是“天之驕子”，享受著優厚的待遇。翻譯官每月工資值可以購買一兩黃金，比普通軍政人員高出許多，甚至比大學教授還高。物質的享受比國民黨正規軍士兵要好得多，吃的是奶油白面包罐頭食品。蔣介石對翻譯官訓練班也非常重視，每逢新生畢業，他都要來點名、講話、會餐。
一年後，杜運燮又到印度比哈爾邦中國遠征軍的“藍伽訓練中心”任少校翻譯官。在印緬戰區,中國翻譯官有三百四十個人，都由中國軍事委員會外事局管轄。美國新聞特派員納壯伯在專文《促成中美合作的中國翻譯官》中說，在美軍看來，杜運燮他們就是 “總管”“天使”“外交官”“中心人物”“喉舌”，什麽事情都管，什麽地方都得去。他們不僅僅是翻譯官，有時候還是外交官，在有關政策與禮儀的事上，他們爲美國軍官提供意見……美國軍人訓練中國軍人駕駛坦克，他們也要隨車翻譯。納壯伯說，這群中國翻譯官就是這群客居異域的美國人的喉舌，沒有了他們，這些人就成了啞巴。
但因爲杜運燮他們懂英文，直接接觸美國軍人，他們就變得更加敏感，更加在意自尊。在“藍伽訓練中心”，食堂、廁所、帳篷等都要區分白人和有色人種兩級。美軍表面的尊重與內在的歧視讓杜運燮他們有了深深的屈辱感。因此，杜運燮他們三天兩頭和美軍幹群架更是常有的事。
抗戰勝利來之不易，在中美軍隊並肩作戰的中印緬戰區，中國翻譯官的貢獻無可替代。更由于中國翻譯官天生就處于關系協調者的位置，注定要接受東西方文明的沖擊，也因此成就了一批在文學界、文化界、翻譯界大放異彩的翻譯官：穆旦、許淵沖、杜運燮、翁顯良、陳羽綸、朱立民等更是他們當中的佼佼者。
有了這段中國其他詩人所缺乏的戰爭經曆，令杜運燮的詩彌漫著戰火的硝煙，因此唐湜說：“一般說來，中國的詩壇似乎還滯留在浪漫主義的階段，杜運燮卻是少數例外的一個”
“就是他們，冒著饑寒與虐蚊的襲擊!/(營養不足，半裸體，掙紮在死亡的邊沿)/每天不讓太陽占先，從匆促搭蓋的/土穴草窠裏出來，揮動起原始的/鐵鎬，不惜僅存的血汗，一厘一分地/爲民族爭取平坦，爭取自由的呼吸。”
——《滇緬公路》
《滇緬公路》是他的成名之作。這段不吝筆墨地描摹，讓人不禁感歎我們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原始、本色的畫面疊影在詩行間，粗糙而有質感，這就是杜運燮的詩獨特的審美感受。
顛沛流離的生活也令他的詩充裕著另類的“鄉愁”——
“異邦的旅客枯葉一般/被橋欄擋住在橋的一邊，念李白的詩句，咀嚼著‘低頭思故鄉’‘思故鄉’，仿佛故鄉是一塊橡皮糖，//褴褛的苦力爛布一般/被丟棄在路旁,生半死的火/相對沉默，樹上殘余的金光就跳閃在臉上/失望地在踟躅尋找詩行……”
——《月》
在《月》中，鄉愁並不浪漫，下裏巴人與陽春白雪之意象的巨大落差，形成強烈的視覺沖擊——
“李白的詩句”、“旅客”與“橡皮糖”與“褴褛的苦力”、“爛布”與“詩行”，國人身處戰爭年代，漂泊不定的動蕩與悖謬，人生無常的荒唐與淒涼，躍然紙上，大大增強了詩作的情感含量與智性成份的沖撞。
這就是杜運燮詩的內在力量，而這正是我們當代朦胧詩人所缺乏的。因此，杜運燮的詩被唐湜稱爲“當下不可忽略的最深沉最有‘現代味’的詩人之一”
抗戰勝利後，杜運燮先生的人生軌迹也是幾度漂泊。我想還是用最簡潔的語言來表述，這符合他樸實無華，卻又內含豐厚的個性——
1945 年，抗戰勝利，杜運燮經沈從文先生舉薦進重慶《大公報》任國際版編輯。一年後，他攜妻兒赴馬來西亞探親。1947 年初到新加坡南洋女中和華僑中學任教 3年。由于他積極支持華僑學生愛國活動，被英國殖民當局解聘。1950 年初夏，杜運燮舉家回國，把妻兒三人安頓在北京之後，應友人之邀，到香港《大公報》任《文藝》副刊編輯，並兼《新晚報》電訊翻譯一年。1951 年 10 月，回京任北京新華通訊社國際部編輯、翻譯。
一個人的翠屏湖，一路的鄉愁：“念李白的詩句，咀嚼著‘低頭思故鄉’‘思故鄉’，仿佛故鄉是一塊橡皮糖”（《月》）
杜運燮自1938年離家赴廈門大學讀書後，一生曾三次回故鄉古田瑞岩村探親，1961年1月自北京回鄉探親，探望父母及弟妹；1976年5月中旬，自山西臨汾偕二子回鄉探親，探望母親及弟妹；1996年4月底，自北京偕二女回鄉探親，探望弟妹等家鄉親友，這是詩人離家58年後最後一次回到家鄉。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鬓毛衰。這三次回鄉，近鄉心怯，想必他曾經也流連于翠屏湖畔的春花秋月，對于飄洋過海的他鄉、對于戰亂不定的異鄉，或者日夜思念的故鄉，所有尋找鄉愁的沖動，都在他的詩歌小屋的吟誦中，或者閣樓隔窗的遙望中，或被“被橋欄擋住在橋的一邊”，或“被丟棄在路旁，生半死的火”，或“失望地在踟躅尋找詩行”
一個人的翠屏湖，一路的鄉愁五味雜陳——“仿佛故鄉是一塊橡皮糖”咀嚼不盡。
這是一種怎樣深沉地愛——
“最早，只是一片荒涼的小山坡/腳下流過山泉的潺潺聲/一個人，一家人，幾家人來了/于是就有了炊煙袅袅的小山村//”
直到 80 歲那年，詩人還寫了一首《祥瑞的山村》。在他樸實無華的詩句中，鉛華褪盡，沉澱著他對故鄉遙遠的思念與最真實的愛。在“贊美瑞岩人的名字也遠播全世界”的同時，詩人更是祝願“小山村必將幻變爲脫胎換骨的瑞岩村”。
2018年，在作家雜志社發起的“改革開放40年大家記憶中最深刻的40首詩”評選中，杜運燮先生的《秋》入選，一同入選的還有：艾青的《魚化石》、北島的《回答》、顧城的《一代人》、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食指的《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舒婷的《致橡樹》和余光中的《鄉愁》等。曆史公正地補上了朦胧詩溯源的漏洞，《秋》之發轫名至所歸。
2002 年7月16日，詩人走了，按遺囑，他的骨灰隨花瓣灑向了大海，隨波去向他的“永恒的最美的世界”——《車站》，留下他的詩歌小屋芬芳無盡——
“從匆匆前進的列車上，/我們曾經一起下車，/走進一個小車站，/把塗著青春閃光的記憶/留在那裏。/接著，我們又坐上列車繼續前進。/唉，你卻過早地被迫下車，/而且不再回來，/但那些記憶卻越來越清晰。//……”(《車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