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曾是新加坡進步華僑學生中的青春眷侶，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東北建設和改革開放大潮廣東光輝篇章中的恩愛夫妻——廣東省原副省長黃清渠和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兒科醫生楊宜珍。
當“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最響亮的宣言，從北京傳到全世界，無數海外華僑青年排除萬難，回到祖國懷抱。黃清渠考上大連工學院，後進入哈工大研究生班深造；楊宜珍考入中國醫科大學。畢業後，這兩位來自東南亞的歸僑在“冰城”哈爾濱工作了30余年。
1984年7月，在他們調回廣州一年半後，黃清渠當選廣東省副省長。1988年，他當選省政協副主席，並成爲致公黨廣東省委主任委員。1989年1月，黃清渠倒在工作崗位上。而楊宜珍一直在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兒科工作，退休後又投身廣州市兒童福利事業。
談及70年前回國的初衷，年近九旬的楊宜珍說：“我們這些年奮鬥的最大動力，就是‘愛國’二字。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曆史性飛躍，我們既是見證者，更是參與者。”
▶談歸國
看到碼頭上的五星紅旗時又唱又跳
南方日報：您和清渠先生在新加坡時，是怎樣認識的？
楊宜珍：我祖父14歲時去緬甸打拼，後在東南亞一帶經營船務、米業等生意。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母親帶著我和弟弟離鄉南渡，與在新加坡的父親團聚。
在新加坡南洋女中念書時，我喜歡參加華校的抗日宣傳活動。清渠的父親是進步僑領，追隨陳嘉庚先生從事抗日救亡運動。他很支持年輕人的活動。我們在清渠家辦小報，招待中藝合唱團。
“太陽下去明天依舊爬上來，花兒謝了明年還是一樣的開！”中藝合唱團演出這些中國歌曲時，我和清渠全家人場場觀看，關注著中國形勢的變化。我倆在這些活動中開始戀愛，訂立了婚約。
南方日報：您和清渠先生回國的經曆曲折嗎？
楊宜珍：1949年，中國解放戰爭形勢發展迅速，清渠深受鼓舞。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投入新中國懷抱，就和同學在6月18日告別父母，踏上開往香港的輪船。然而，由于台灣海峽被國民黨的軍艦和水雷封鎖，清渠在香港待了1個多月，才得以冒險乘船北上，從天津抵達北平（北京）。當廣播裏傳來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的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他激動得掉下眼淚。
當時，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在東南亞華僑青年中蔚然成風。1949年12月26日，聖誕節的第二日，我在離家前交給父親一封告別信。我父親什麽也沒說，只在信上寫了一個“可”字。之後，我拿著一個舊箱子便上路了，不想這一別便是30多年。
在回國的船上，我們在貨艙裏打地鋪，一路上暈船，原先素不相識的熱血青年互相鼓勵。在海上漂了一周後，我們于1950年元旦那天抵達香港。大家互相攙扶著來到甲板上，當第一眼看到碼頭上的五星紅旗時，立刻又唱又跳。
南方日報：您也走上與清渠先生同樣的路了。
楊宜珍：是的。我也是先到了北京，在全國學聯安排下，和其他歸僑和港澳青年一起埋頭複習，參加了新中國成立後的首次大學招生考試，于1950年3月考入位于沈陽的中國醫科大學，成爲新中國的首批大學生。我當時有兩個念頭：要加入中國共産黨，要成爲優秀的兒科醫生，後來一一實現了。
南方日報：從四季如夏的新加坡到冬季寒冷漫長的東北，很難適應吧？
楊宜珍：是啊！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學校從沈陽遷去更加冷的黑龍江省北安縣，離中俄邊界不遠，冬天氣溫低至零下42攝氏度，和新加坡的氣溫足足相差70攝氏度。在那裏，我們睡的是用木板釘成的炕，上廁所要跑到野外。大家輪流持槍站崗，每兩小時換一次崗，附近還有狼出沒。爲支援志願軍購買武器，我把母親給的首飾捐了出去。
那時，我們一聽到火車的鳴笛聲，立馬去車站接從朝鮮前線回來的志願軍傷員，給他們包紮傷口。傷愈重回前線的戰士，後來給我寄來了立功受獎照，我一直珍藏著這些照片。前些年，我約上幾個老同學去北安重遊。那裏變化很大，成了一個漂亮的旅遊小鎮。
▶談團聚
以事業爲重，把到手的調令退了
南方日報：你們在東北也是異地戀，當時如何團聚？
楊宜珍：我倆回國後的首次見面，是我上大二時，他從大連來學校看我。1954年，清渠從大連工學院畢業後，進入哈工大研究生班精密儀器專業深造。期間，我倆一直是書信聯絡，7年中只聚過兩次。直到1955年底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廣西南甯第一衛校任兒科教師。
1956年7月，我倆結婚後又是兩地分居。1957年，清渠從哈工大畢業後留校。1958年5月，我調到哈爾濱電機廠工作，這才夫妻團聚——兩張單人木板床釘在一起，就是家了。
他在哈工大，長年備課和寫作到深夜，困了喝杯茶，餓了嚼點炒黃豆。從20歲的青年學生到50歲的科研帶頭人，他爲哈工大貢獻了無悔的青春。
而我作爲哈爾濱電機廠職工醫院的首位大學生，有時因搶救重病兒，忙得三五天不回家，或者半夜要放下自己的孩子出診。那些年，我收到不少患兒家長送來的感謝信、錦旗和鏡子，認了不少幹兒子和幹女兒。
南方日報：您家公黃複康是東南亞知名愛國僑領，他也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回國了？
楊宜珍：是啊。1949年，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家公把清渠和他姐姐黃灼人送回祖國，小女兒黃铮人隨後回來。在新中國成立三周年時，家公家婆抵達廣州，後受邀到北京參加華僑回國觀光團，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之後，他定居廣州。
南方日報：那時，你們是否想回廣州和老人團聚？
楊宜珍：從感情上說，當然是這樣。可老人家支持我們在更加艱苦的地方工作，並爲我們照顧幾個孩子。
1978年家婆去世後，家公曾經希望我們回廣州工作。那年他在北京公幹後，去了一趟哈爾濱，受到哈爾濱市僑務部門和哈工大熱情款待。當時，清渠是哈工大副教授、黑龍江省政協委員，我被選爲省人大代表和全國第四屆婦女代表大會代表。家公最後說，你倆在哈爾濱的政治地位和業務水平提高了，應繼續留在北方做好工作。于是，我和清渠以事業爲重，就把到手的調令退了。
不想3年後，家公突然去世。考慮到小女兒才15歲，一人在廣州生活有困難，我倆才又提出調動工作。1983年初，我倆調回廣州。清渠在廣東省科學院測試分析研究所工作，我成爲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兒科醫生。
▶談入黨
“你40年來的願望實現了，看見了嗎？”
南方日報：您和清渠先生連續多年遞交入黨申請書。
楊宜珍：是的。早在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念書時，清渠受父親和作爲中國知名戰地記者的姑姑黃薇影響，對中國共産黨心生向往。回國後，我倆各自在大學裏入團後就申請入黨。我們即使受到沖擊，仍堅信“只有共産黨才能救中國”。
30多年來，我和清渠先後當上先進工作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每逢“七一”就寫入黨申請書，提交思想彙報。
南方日報：你們入黨心願最後什麽時候實現？
楊宜珍：記得1984年6月的一天，清渠高興極了。原來，他填寫了入黨志願書，單位支部大會通過了。後來他擔任副省長要做華僑工作，入黨的事被擱置。1988年1月，清渠要到省政協任副主席，他向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林若申請：一是想加入中國共産黨；二是希望恢複他父親曾當副總經理的華僑投資公司，利用其海外關系促進經濟建設。
第二年1月，清渠突然去世。中共中央組織部同意了廣東省委的意見，追授他爲共産黨員。我和女兒爲他計算了該交的黨費，是從5年前省測試分析研究所的支部大會同意他入黨時算起的。
我把100元黨費交到省政協黨組後回家，把黨費證舉到清渠的遺像前，告慰他：“你40年來的願望實現了，看見了嗎？”願他在天能聽到這個喜訊。
我1984年11月成爲一名中國共産黨黨員，之後獲得優秀共産黨員稱號。今年我快90歲了，幾天前還回醫院參加黨的組織生活。
南方日報：清渠先生是一名歸僑副省長。
楊宜珍：1984年7月，我父親在新加坡病危，我和清渠前往探親。那是清渠回到祖國35年後，首次重返新加坡。我們在這時得知他當選副省長的消息。對此，清渠感到任重道遠，馬上就地了解新加坡的建設經驗，爲新的工作崗位做准備。
擔任副省長期間，清渠主管科技和僑務工作。他在深入調查了解廣東省科技工作狀況後，向省委提交廣東科技發展的長遠規劃和措施。
出身華僑家庭的他對僑務工作很上心，注重維護華僑、歸僑、僑眷的合法權益，推動落實城鄉僑房政策工作全面展開，令僑胞紛紛回鄉投資。他爲援建項目牽線協調。華廈大酒店工程是在他去世後才完工，我受邀參加了開業剪彩儀式。
他還兼任省華僑農場改革小組副組長，走遍全省的華僑農場，爲解決實際困難費盡心血。在他的追悼會上，不少歸僑從外地來見他最後一面。
1988年，清渠當選爲省政協副主席，主管華僑、科技和城市建設工作，並兼任提案委員會主任。同年底，他當選爲致公黨廣東省委主任委員、省華僑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談晚年
兒童福利工作成爲“第二事業”
南方日報：清渠先生的離世令人痛惜。
楊宜珍：“生一日則盡一日之赤心”是清渠的座右銘。不管做什麽工作，他都很忘我。去世前的2個月，他太累了。1989年1月23日，他在主持省致公黨常委會前刻，突然倒在會議室，再也沒有起來。那年他才59歲。
直到現在，我有時還感覺他是出差了。我鼓勵自己多接觸新事物，振作起來。
南方日報：承受著丈夫逝世的創痛和兒女離別的不舍，您在退休後投身兒童福利事業。這裏面有哪些故事？
楊宜珍：退休後，社會工作成了我的第二事業。在40多年兒科臨床工作中，我看到過不少新生兒疾病給孩子留下後遺症，給家庭帶來不幸。1992年9月，在廣州市婦聯支持下，市弱智兒童保健咨詢服務中心成立，我擔任主任。
另外，我經過多番努力，于1996年5月創辦一所專收智障幼兒的新運幼兒園，向政府和社會各界籌款建立“康訓助學金”，也向海外僑胞、僑資企業爭取贊助。直到2005年我因患胃癌做手術，才不得不放下這些工作。
南方日報：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您根據自己的特殊經曆，對中國這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變革，有什麽體會？
楊宜珍：70年間，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中國從一窮二白的落後國家，成長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華民族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曆史性飛躍。作爲歸僑及擁有35年黨齡的老黨員，我的青春都獻給了祖國，是祖國發展的見證者，更是參與者。
我很關注時事，緊跟祖國發展形勢，讀報紙、看電視是每天的必修課。黨的十九大通過的《中國共産黨章程（修正案）》，我認真學習了，做了很多筆記。
另外，我喜歡接觸學習新事物，70歲起學彈鋼琴，後來又在社區學電腦操作和手機微信，每天都會和兒孫們視頻聊天；寫文章在網上分享，有時還與歸僑朋友聚會。孩子們邀請我去國外定居，我覺得還是在這裏充實。
南方日報：您如何看待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進程中的華僑華人作用？
楊宜珍：華僑華人對祖國有著純粹的情感。過去，我祖父那一輩的華僑是被當作“賣豬仔”出洋的，飽受祖國落後的屈辱。他們相信，只有祖國強大了，華僑華人的地位才能提高。因此，我祖父賺錢後就回家鄉辦學，還在緬甸辦華文學校和報紙，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
在新中國成立前後，我們這些歸國的華僑青年，爲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貢獻了力量，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力量中的一分子。
【采訪】林亞茗 龔春輝
【攝影/拍攝】張梓望
【剪輯】王俊濤
【策劃】林亞茗
【作者】 林亞茗；龔春輝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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