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21日，旅德華人學者關愚謙先生默默地走了。
老關一向身體健朗，86歲，走起路來還像年輕人一樣步履矯健。據他自己說，體檢都查不出毛病。他的性格也極好，開朗、熱情、樂觀、豪爽，同時因爲家族有長壽基因，他有充足的理由自信人生100年。
所以，他的離去，幾乎對所有的人來說，都是個意外的消息。
鳳凰衛視邱震海發文驚呼：關愚謙走了，這怎麽可能？不久前還在微信朋友圈裏，看到他曬出自己和夫人海珮春躺在自家的床上欣賞窗外風景的照片，那種悠閑自得的情態，怎能讓人和一位即將離世的重病患者聯系起來？
這照片我也看到。而且，因爲偶然聽到他癌症複發的傳聞，我也曾以微信問候，時間就在半個月之前。然而他以語音回複我說：
“我們現在柏林，一切都好，只是覺得有點累，需要休息。你們都好吧，咱們保持聯系。”
于是我不再相信那傳聞。可是誰能想到這竟是真的！
關愚謙先生在上海圖書館演講（2010年）
一
2016年8月初，老關因爲連續三天尿中帶血，被夫人海珮春送進漢堡醫院進行全面檢查，很快被確診爲膀胱癌，醫生認爲需要盡快將膀胱整體切除，以防癌細胞擴散。手術時間被排定在幾天之後的8月8日。
手術前一天，清晨老關便如約住進醫院，中午開始做手術准備，吃下了清腸胃的瀉藥，只等挨那一刀了。但此時他心裏頗爲不安，因爲對于手術的過程和後果一無所知，他覺得不踏實，需要和主刀醫生面談一次。但是左等右等，主刀醫生一直不露面，傍晚6點多，來了一個助理醫生，向他說明手術方案。聽了這方案他有些吃驚，因爲醫生說手術後，他因爲失去了膀胱，需要終生在體外帶著一個尿袋收集尿液。體內的兩腎和體外的尿袋之間，需要用一根塑膠管連接，這只塑膠管每3個月要更換一次。
他立刻意識到，終生帶著尿袋，會嚴重影響社交，這對他很重要，因爲他是很有影響力的社會活動家。更重要的是，換塑膠管等于是動一次小手術，每三個月換一次，如果他再活10年，就要做40次手術？這是多麽可怕！何況，如此一來，他還怎麽出國，怎麽旅遊，怎麽回中國居住？
他不能接受這種安排，他需要的是有質量的生活，而不是苟且。
他急急和珮春商量，當晚9點，兩人從醫院逃回家中。他們決定采用自然療法，這方面珮春有足夠的經驗。珮春學過西醫和中醫，且有行醫執照。
于是，老關說“我成了我老婆的臨床實驗品”。每日在珮春的悉心照料下，堅持食療、體療、心療三法，一切皆泰然處之，內心裏抱定戰勝病魔的決心。
10月初，有朋友介紹歐洲著名的泌尿科專家、柏林夏洛特醫院的米勒教授爲他診病。檢查後，米勒教授認爲他膀胱內腫瘤較小，雖然仍需手術，但膀胱不必整個切除，只切1/3即可。這樣，手術的後果就不再可怕，什麽塑膠管和尿袋都不需要了。
但是老關夫婦聽說腫瘤很小，認爲是自然療法生效了。僅僅不到兩個月，腫瘤縮小了一半以上，這給他們很大鼓舞。他們想，看來這一刀是真的可以躲過了。
因而他們再次拒絕了手術，仍然回家自療。
12月11日，我在北京參加一次朋友聚會，見到從德國歸來的青年作曲家王珏。此時我剛剛看到老關在《歐洲時報》上發表的文章，稱贊王珏作曲的一支樂曲在幾天前舉辦的德國G20峰會開幕式上演奏大獲成功，被稱爲“天人合一”的大手筆。忙問王珏，此行是否見過老關，他身體如何？
王珏說，老關在柏林陪了他3天，與他一同觀看演出，一同出遊，一點不見病態。老關自己說，他不久前患了癌症，但是目前已經痊愈。
剛剛4個月，竟然會有這樣的奇迹？我立刻致信詢問老關，這是真的嗎？你是用什麽方法創造奇迹的？
老關回複說，的確，他最近在醫院反複檢查過兩次，醫生還是原來的醫生，儀器還是原來的儀器，但不僅再也找不到癌腫，而且連癌細胞也不見了！他信裏說：
“我的方法是自然療法。三療：一是食療，純吃素，連雞蛋黃油都不碰。現在已完全恢複正常，但還是盡量吃素，紅肉絕對不吃；二是心療，一定要天天開心，不要自找氣受；三是理療。每天散歩至少三刻鍾以上，一定要堅持。關于食療，網上查看，內容豐富。”
兩個月後，老關夫婦來北京。這時我親眼看到老關依舊容光煥發，神采奕奕。和過去不同的是，無肉不歡的他已經完全改吃素食。
珮春喜歡北京東安市場樓上的一間餃子店，以前我們常常在那裏聚餐。這一次照舊，只不過點的餃子都是素餡的。後來他們再次來京，還特地約我們到王府井錫拉胡同一間素食館子裏會面。
他們夫婦倆的人情味很重，每次到京，總是帶些“手信兒”作爲禮品，早先大多是德國的巧克力之類，但自老關生病以後，“手信”都變成了藥品、保健品，什麽葡萄籽、軟骨素之類都有，特別是一種超濃縮的碳酸氫鈉片（小蘇打片），劑量是國內常見的小蘇打片的6倍。珮春說，歐洲人推崇堿性療法，認爲堿性食品可以抑制癌細胞生長。老關病後一直吃這種藥，很可能他的癌細胞消失，與小蘇打有關。她希望我們也能用來預防癌症。
這真是有些神奇的故事。
我在關愚謙先生上海寓所（2009年）
二
生病以後，老關一直樂觀自信，他甚至說自己信命，早有“半仙”的人物給他算過命，說他的陽壽超過他活了100歲的父親。但是患病仍然給他帶來了一種憂患意識和緊迫感，他開始思考一個嚴肅的問題：假如自己很快離開這個世界，還有哪些事情沒有做完？
他這一輩子，活得夠精彩了：經曆過人生磨難，創造過世間傳奇，有美麗、善良、賢惠且富有才華的妻子爲伴，夫唱婦隨成就一番文化事業。作爲教授，他培養出上千名學生，桃李滿天下；作爲學者、作家，他用中、德、英、意文出版了26本著作，其中有的著作在歐洲産生極大影響；作爲社會活動家，他主持歐洲華人協會，廣交中外文化名流，長期在中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德國的報刊開專欄，自己也名揚天下，至少有七八個國家和地區的媒體對他做過專文介紹。
關于他自己的經曆，他此時已經寫過兩本書。第一本題爲《浪》，副題是“一個爲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自述”，內容主要是介紹自己的前半生，特別是他在“文革”期間，偷用日本友人西園寺公一的公子西園寺一晃的護照逃亡國外的故事。
這本書他也以《在同一個天空下》爲書名在德國出版，長時間以來都是亞馬遜書城的五星級暢銷書。
另一本書題爲《情》，副題是“德國情話”，主要講他只身一人到達德國後在舉目無親的環境中艱難地生存下來，開始新的人生的過程。他出乎意料地進入大學學習，獲得博士學位和漢堡大學的教職，又遇到了美麗的德國姑娘海珮春，與她經曆了浪漫曲折的愛情，最後兩人以共同的志向走到了一起，成爲中德文化交流的使者。書中把家國情、愛情、親情、友情融爲一體，寫出了一系列感人的故事。
《浪》出版座談會（2001年，香港）
但是他的故事並沒寫完。他早就想好了要寫自己的《人生三部曲》，《浪》和《情》只是之一和之二，第三部雖已著手，但尚未完稿。
他還有許多史料需要留下來，許多故事需要記下來。
例如，他和德國總統施密特成爲朋友，他對施密特進行過多次訪談，並收集了許多相關的資料。他曾對我說，自己完全可以寫一本《施密特與中國》，但是這些他在以前的著作中都沒有提及；
再如，他曾經與基辛格交談，探討中美關系，曾經采訪過波蘭總統瓦文薩、保加利亞總統熱列夫等一些國家政要，雖然當時曾經寫過訪談文章，但是背後的故事還不爲人知；
還有，作爲歐洲華人學會的發起創辦人之一，他曾長期擔任會長，是其中的靈魂人物。三十年來，他在霍英東基金會的支持下，在歐洲巴黎、柏林、日內瓦、維也納、裏昂、漢堡等各大城市，多次主辦了中西學術文化研討會和中國文化節等大型活動，爲中歐文化交流做過重要貢獻。這些他過去也很少說起；
特別是他與海內外文化界名流的交往，那更是一段佳話。自從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打開國門以後，中國的作家、藝術家到訪德國，幾乎沒有不到老關家做客的。他的家漢堡銀河街24號，被人認爲是中國文化中心，老關和珮春夫婦忙前跑後，張張羅羅，爲大家提供了許多幫助。他不僅熱心服務，而且對他們進行訪談和對話。他告訴我，光是這些作家、藝術家的訪談錄音帶，他就保存了100多盤。可惜多年來沒有時間整理，這可真是一筆財富呢。比如趙丹、艾青、劉海粟等談論自己的藝術人生，這樣的史料在今天簡直不可多得。
由此，老關與許多作家、藝術家結下深厚友誼。事實上，和他聊天時，你若提起一大群現代名家，他可能會漫不經心地告訴你，這些人都是他的老朋友。開始我曾擔心他是不是誇口，但是驗證一下馬上知道此言非虛：當年我在三聯書店出版他夫人海珮春的回憶錄《德國媳婦中國家》時，想找幾個名家聯袂宣傳，我隨手打了幾個電話，分別給王蒙、馮骥才、劉再複、鐵凝、王安憶，他們一聽關愚謙的名字，都二話不說，同意在珮春的書封底上寫一段推薦語。
老關也曾給我看過一本小相冊，那裏面清一色是畫家、書法家贈給他字畫的照片。從宋慶齡、郭沫若開始，到劉海粟、黃永玉、範曾、吳祖光等等，名家雲集，作品爭奇鬥豔。整整一本，令我驚歎。他說這些都是名家們主動贈送的，每一幅背後都有趣聞，他曾經想爲了這些字畫寫一本書，題目就叫《愚謙藏寶》。
所有這些，都是久積在他心中的故事。可寫的太多了。但是最緊要的，還是完成《人生三部曲》。
病中的他不敢耽誤，一直在緊張地寫作，又用了半年時間，終于將回憶錄的第三本定稿，大約30萬字。
我和關愚謙夫婦在香港合影（2015年）
書名叫什麽？前兩本是《浪》和《情》，第三本只能是一個字。這件事讓他頗費神思。他回中國，每到一地，必向朋友征求書名。因爲我是當編輯的，他總是格外重視我的想法。頭一次談及此事，我略一思索，給出的建議是一個“路”字。我說：“‘路’，作書名可以有三個意思：一，海外生活之路；二，中德文化交流之路，向德國介紹中國，對中國介紹德國；三，個人心路，華發蒼顔情依舊。”
老關低頭略一沉吟，對我說，你再想想吧。看來是不滿意。
又過了幾個月，他再次來北京，和我一起吃素餐。當時稿子已經同時交給北京的東方出版社和香港三聯了，但是書名還未定，他問我，書名他想就叫做《命》，如何？
他說他相信命運，他的命硬，命好。從“叛逃”出國而能被祖國重新認可和接納，到流浪德國而能成爲大學教授、學者，一直到最近的奇迹：患膀胱癌後逃離手術台，疾病卻不治而愈。這不都是命嗎？
我不贊成，說書名與其叫做《命》，不如叫做《緣》。“命”這個字太消極，有“宿命”的含義，好像他的一切都是等來的。而“緣”是可以積極、主動建構的關系，也是可以改造命運的關系。你這一生，還不是處處主動地廣結善緣嗎？大的方面，你在中歐、中德文化交流上爲雙方結緣，小的方面，你與珮春的佳緣，你與衆多朋友的良緣，不正是你精彩人生的證明嗎？
香港三聯版《緣》封面
我一番話，說得坐在老關旁邊的關迪謙老先生連連點頭。他是老關的大哥，也是老編輯，曾經擔任過北京市委的《前線》雜志主編。
可是老關仍然望著我沉思不語。我想，他是想用一個字給自己一生做總結，不能不慎重。
不過後來老關告訴我，他采納了我的意見。書名是《緣》，他又加了一個副題：“人生就要活得精彩”。
三
在生命的最後兩年，老關優先考慮的三件事是：《人生三部曲》的完成、旅遊、會友。
他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世界這麽大，這麽美，還有許多地方沒去過，他想多看看，再看看。
于是他一邊進行著“三療”，一邊和珮春踏上旅途。一年中，他們去了很多國家，不僅到巴黎去看宮殿，到維也納去聽新年音樂會，而且還去了大洋彼岸的美洲，從墨西哥到古巴，再到哥倫比亞。一路上，老關以極大的興致，沿途以微信相冊作連續報道。接著他們又乘坐郵輪去北極旅行。老關在微信裏一連9天發表《北極日記》。從日記中，你可以感覺到他在貪婪地欣賞、深深地依戀著這個美麗的世界，同時，你也能了解到在茫茫的蒼天下，在皚皚的冰雪中，他仍然關注著社會，思考著人生諸多問題。
他明白，他這一生，活得有滋有味，活得自信滿足，倚重的是海內外的朋友。在他意識到自己可能來日無多的時候，他更是迫切地希望和各地的朋友相聚。所以他的旅遊，有時也是爲了會友。
這兩年，他幾次回到中國，到過香港、上海，也來北京，每到一地都邀集大批朋友團聚。一起吃飯，聊天，每每其樂融融，大家盡興而歸。這些朋友，可謂舊雨新知濟濟一堂，上至耄耋老人，下至青年學子，大家都“老關”、“老關”地稱呼他，似乎都把他當做自己的“哥們兒”。因爲我本人也經常跻身于其中，所以我總能直觀感受到老關帶給人們的快樂和親切感。他豪爽、坦率的性格，他幽默、風趣的個性，他豐富的人生閱曆，他富有睿智的思想，都使他成爲一個衆人喜愛的老人，無論走到哪裏，周圍都有粉絲。
關愚謙夫婦一同簽名售書（2010年，上海）
在老關的朋友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這就是他的老同事。老關1968年出走德國前，在一個被稱爲“和大”（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的政府機關工作。那裏的同事，都是他青年時代的夥伴。80年代以後，老關獲准從德國歸來探親，他又和“和大”的老同事們恢複了聯系。此後再來北京，他總要請老同事吃一餐飯，敘敘舊。
但是，這批人中有一位老同事，自1968年以後，半個世紀始終未與老關見面。她就是著名學者、美國問題專家資中筠先生。
老關對資先生是格外重視的。他說當年，資先生是他們那批年輕人裏最拔尖的人才。當時在“和大”，資先生爲領導人做口譯，而關愚謙則在辦公室，爲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園寺公一等常駐中國的外賓提供服務，他們有過大約6年的同事關系。
老關知道我和資先生熟悉，有一次曾問我，你和資先生談起過我嗎？她怎麽評價我？
我回答，她說過你在“文革”初期也曾經活躍過，參加過“造反”。評價你只說你俄文不錯，也懂英文，現在大概德文也學好了。沒說過別的。
老關聽了不語，從他的眼神裏，我感覺他似有心事。
後來我聽資先生說，就在老關最後到北京會友的時候，他租下和平飯店的總統套房，把“和大”的老同事一起請去，吃飯，飲茶，聊天。這一次，他特意請資中筠先生參加。
席間，聊的都是當年舊事。忽然資先生問老關，你“文革”時爲什麽會給我貼大字報？
老關承認這是頭腦發熱所做的荒唐事。
資先生認可了他的解釋。這對老關，可謂相逢一笑解心結。
老關非常享受這樣的朋友聚會。從2017年11月到2018年2月，他和珮春一直在上海、北京、香港、新加坡，不停地和朋友聚餐、聚會，開心地暢談，爽朗地大笑。3月2日，他從香港發信給我，說3月9日到北京，一定要見面！“見面”兩個字後面還打了驚歎號。
然而這一次見面，我因與其他安排沖突，竟然錯過了。我萬萬沒有想到，這一錯過就是永遠。
幾天後老關回到漢堡體檢，意外發現膀胱癌複發。醫生建議，還是要動手術。5月，膀胱被部分切除，手術成功，老關恢複得也很快。但是不知爲何，他體內總有感染，時時發低燒。到了9月，開始高燒不退。注射許多抗生素，效果不佳。
這一次發病，老關有不詳的預感，但他極其冷靜。3月底，他曾發信給香港三聯的編輯李安，說自己的時間不多了，希望《緣》能快一點出版。此外，他未對其他人談論自己的病情。包括我的詢問，他也含糊其辭地搪塞。
誰也沒有想到，他的病情很快就惡化了。10月份剛剛從漢堡出院，11月份又進入柏林的醫院。這次是因爲走路不穩，且日益嚴重。檢查後醫生發現他的癌細胞已經擴散到整個脊椎。
此時老關肯定意識到，這是他最後的時刻了。但他已經可以從容、坦然地面對那一刻。因爲《人生三部曲》已經出版，他也去了想去的地方，見了想見的朋友，心靈得到許多安慰。此刻，他反思人生，覺得自己一輩子“行善事，結善緣”，“這輩子沒有白活”。他從無害人之心，沒有做過虧心事，無愧于中國和德國兩個國家，足以心安。
去世的前三天，兒子關新從上海飛到柏林，來送他最後一程。他獲得極大滿足，興奮地與兒子熱聊。兩人甚至長時間討論中美關系問題。
關愚謙先生追悼會在漢堡一間教堂隆重舉行
去世的前一天中午，他的主治醫生前來看望。問他，“你感覺還好吧？”他點點頭。醫生說，“咱們天堂見。”
老關明白，他需要向世界告別了。于是，他帶著對天堂的憧憬，平靜地睡去了。
我想，在那最後的一刻，老關對于珮春，對于他的親人和友人，仍會有許多的不舍，但是對于自己的人生，他既沒有悔恨和哀怨，也沒有遺憾。（2019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