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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口號”
今年是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發布71周年。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發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這是我國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發展史上一件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事件,標志著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揭開了新的一頁,預示著一種全新的政黨制度——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誕生。
“五一口號”是如何誕生的?爲何說“五一口號”是中共與民主黨派關系的重要轉折點?它和新型政黨制度有何關系?在紀念“五一口號”發布71周年之際,本期和大家一起重溫關于“五一口號”的那些事兒……
1、什麽是“五一口號”?
“五一口號”特指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爲動員全國各階層人民實現建立新中國的光榮使命,于1948年4月30日發布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簡稱“五一口號”)。
“五一口號”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産黨關于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重大方針、政策,代表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願,特別是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了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
2、“五一口號”發布經過?
1948年上半年,抗日戰爭勝利時中國所面臨的“兩種命運、兩種前途”已泾渭分明:國民黨的戰事已是強弩之末,蔣介石一意孤行的獨裁、專制統治行將被推翻;共産黨曆來倡導和致力于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新政權,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迅猛推進而提上議事日程;國民黨策劃和制造的“較場口慘案”“下關慘案”“李聞慘案”等一系列慘案,使民主黨派一些人士從“第三條道路”的幻夢中清醒過來,同共産黨團結合作,一起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成爲各民主黨派的共同願望和自覺選擇。
1948年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全文刊發的“五一口號”。
4月3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在晉冀察軍區所在地-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召開(又稱城南莊會議),會議討論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後的《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當日,通過陝北的新華社正式對外發布,同一時間,新華廣播電台也進行了廣播。5月1日,《晉察冀日報》頭版頭條刊發了“五一口號”。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全文發表。
1948年4月30日,在保定阜平縣城南莊,中共中央發布了著名的“五一”勞動節口號(簡稱“五一口號”)。
3、“五一口號”緣于廖承志的一封電報?
廖承志(後排左3)和毛澤東、朱德在一起的照片(1949年)。
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起草與正式發布,在時機成熟和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還緣于廖承志的一封電報。1948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快到了。按慣例,爲紀念這一節日,每年的這個時候,中共中央都會通過新聞宣傳部門——新華社,對外作出專門決定,發表宣言、口號,舉行集會、遊行,刊發文章、社論。革命戰爭迅猛發展形勢下的1948年“五一”勞動節,自然也不會例外。
當時擔任新華社社長的是廖承志,正率隊駐紮在位于太行山深處涉縣的東西戌村。作爲新華社社長的廖承志,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到來之際,想到的是請示中共中央。于是,他隨即給中央發來一個十分簡短的電報,詢問“五一”勞動節快到了,中央有什麽重要事情發布。電文很快傳到了西柏坡,機要工作負責人羅青長隨即把來電送給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恩來。廖承志的這封簡短來電,當即引起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國民黨反動統治即將崩潰,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即將誕生。該是對外公布共産黨人的政治主張、提出新中國政權藍圖的時候了。于是,“五一口號”初稿應運而生。
4、毛澤東做了哪些重要改動?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主席等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進入北平。這是同前來迎接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機場合影。左起:沈鈞儒、朱德、董必武、李濟深、陳其瑗、郭沫若、黃炎培、毛澤東、林伯渠、馬敘倫。
根據中央統戰部編寫的《讓曆史告訴未來 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六十周年紀念》一書的敘述,原來“五一口號”初稿的第5條是,“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毛澤東在審稿時,以革命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和前瞻性的執政黨思維,把這一條修改爲“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通過這一重大修改,代表中國共産黨向全國各階級、各社會階層的民主進步力量發出了協商共建新中國的號召。
“五一口號”初稿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和第24條“中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人民的組織者,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領導者——中國共産黨萬歲”,毛澤東將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劃掉,將第24條改爲“中華民族解放萬歲”。這樣,修改後的“五一口號”,一共23條。
5、“五一口號”的主要內容?
(一)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中國人民走向全國勝利的日子。向中國人民的解放者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體將士致敬!慶祝各路人民解放軍的偉大勝利!
(二)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中國人民死敵蔣介石走向滅亡的日子,蔣介石做僞總統,就是他快要上斷頭台的預兆。打到南京去,活捉僞總統蔣介石!
(三)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中國勞動人民和一切被壓迫人民的覺悟空前成熟的日子。慶祝全解放區和全國工人階級的團結!慶祝全解放區和全國農民的土地改革工作的勝利和開展!慶祝全國青年和全國知識分子爭自由運動的前進!
(四)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産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爲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鬥。
(五)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六)一切爲著前線的勝利。解放區的職工,拿更多更好的槍炮彈藥和其他軍用品供給前線!解放區的後方工作人員,更好的組織支援前線的工作!
(七)向解放區努力生産軍火的職工致敬!向解放區努力恢複工礦交通的職工致敬!向解放區努力改進技術的工程師、技師致敬!向解放區一切努力後方勤務工作和後方機關工作的人員致敬!向解放區一切工業部門和後方勤務部門的勞動英雄、人民功臣、模範工作者致敬!
(八)解放區的職工和經濟工作者,堅定不移地貫徹發展生産、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工運政策和工業政策!
(九)解放區的職工,爲增加工業品的産量,提高工業品的質量,減低工業品的成本而奮鬥!拿更多更好的人民必需品供給市場!
(十)解放區的職工,發揚新的勞動態度,愛護工具,節省原料,遵守勞動紀律,反對一切怠惰、浪費和破壞行爲,學習技術,提高生産效率!
(十一)解放區的職工,加強工人階級的內部團結,加強工人與技術人員的團結,建立尊師愛徒的師徒關系!
(十二)解放區私營企業中的職工,與資本家建立勞資兩利的合理關系,爲共同發展國民經濟而努力!
(十三)解放區的職工會與民主政府合作,保障職工適當的生活水平,舉辦職工福利事業,克服職工的生活困難。
(十四)解放區和蔣管區的職工聯合起來,建立全國工人的統一組織,爲全國工人階級的解放而奮鬥!
(十五)向蔣管區爲生存和自由而英勇奮鬥的職工致敬!歡迎蔣管區的職工到解放區來參加工業建設!
(十六)蔣管區的職工,用行動來援助解放軍,不要替蔣介石匪徒制造和運輸軍用品!在解放軍占領城市的時候,自動維持城市秩序,保護公私企業,不許蔣介石匪徒破壞!
(十七)蔣管區的職工,聯合被壓迫的民族工商業者,打倒官僚資本家的統治,反對美帝國主義者的侵略!
(十八)全國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者幹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主權,反對美帝國主義者扶植日本侵略勢力的複活!
(十九)中國工人階級和各國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者壓迫亞洲、歐洲和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民主運動和職工運動!
(二十)向援助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推動中國職工運動的世界各國工人階級致敬!向拒運拒卸美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援蔣物資的各國工人階級致敬!向並肩反抗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各國工人階級和各國人民致敬!
(二十一)中國勞動人民和一切被壓迫人民的團結萬歲!
(二十二)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萬歲!
(二十三)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1949年2月,前往解放區的部分民主人士在輪船上合影。
6、“五一口號”發布後,毛澤東做了哪些重要補充?
“五一口號”發布當天,南京僞國大閉幕,總統、副總統就職。在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的次日,即5月1日這天,毛澤東致函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沈鈞儒,以協商的口氣具體提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時間、地點、參會黨派和原則、實施步驟等,對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第5條作了進一步的補充。信中說: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並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爲必要,時機亦已成熟。國內廣大民主人士業已有了此種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並決定上述問題。此項會議似宜定名爲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于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參加此項會議。此項會議的決定,必須求得到會各主要民主黨派及各人民團體的共同一致,並盡可能求得全體一致。會議的地點,提議在哈爾濱。會議的時間,提議在今年秋季。並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于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爲號召。
毛澤東的這封信函,表達了共産黨對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同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團結合作的堅定決心和真誠意願。
7、各民主黨派如何響應“五一口號”?
“五一口號”發布第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即集會討論,一致認爲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是中國“政治上的必須的途徑”“民主人士自應起來響應”。
5月2日,李濟深、沈鈞儒與在港的各民主黨派代表歡聚一堂,對“五一口號”進行了熱烈廣泛的討論。
5月4日,陳嘉庚代表新加坡華僑致電毛澤東,響應“五一口號”,希望早日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5月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的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促進會的馬敘倫、王紹鏊,中國致公黨的陳其尤,中國農工黨的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的李章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的蔡廷锴,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譚平山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聯名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共五一號召,擁護召開新政協。同一天,他們還向國內各報館、各團體及全國同胞發出《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通電》,指出:中共五一號召“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爲重要。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用特奉達,至希速予策進。”
5月7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發表《擁護中共“五一”號召告台灣同胞書》,稱“五一號召”“正切合全國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灣全體人民的願望。”號召台灣同胞“趕快起來響應和擁護中共中央的號召”。
5月8日,在港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勢和新政協》爲題,連續召開座談會。郭沫若、章乃器等十幾人發表演說,一致認爲中共“五一口號”對于團結各黨派,動員廣大人民民主力量,促進革命勝利,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
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舉行常務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了“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並推章乃器、孫起孟爲駐港代表,同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系”的決議。這個決議宣告民建放棄了最初成立時“不右傾、不左袒”的路線,選擇了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是民建發展曆史上一個極爲重要的裏程碑。
6月9日、6月13日、6月25日,中國致公黨、中國民主同盟、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分別發表響應“五一口號”的聲明。6月,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柳亞子、茅盾、朱蘊山、胡愈之等125人,婦女界代表何香凝、劉王立明等232人,也相繼發表聲明,熱烈響應“五一口號”。
從6月份起,在民盟中央的倡議下,以香港爲中心開展了一場新政協運動,各民主黨派爲准備召開新政協,紛紛舉行討論會、座談會,撰寫文章,貢獻意見,研究辦法,草擬各種方案,在當時,形成了一個爲召開新政協獻計獻策的熱潮。
農工黨在1948年9月作出的《政治決議》中強調:“我們與中共不僅是今天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革命戰友,而且是建設新中國的長期合作者。”總部在北平的九三學社,處于國民黨高壓統治之下,不便發表公開聲明,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才得以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擁護中共“五一”號召暨毛澤東八項主張的宣言》。
1948年12月參加新中國第一次政協會議的民主人士乘華中輪抵達東北解放區丹東。
總之,“五一口號”發布後,短時間內,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海外華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紛紛以發表通電、聲明、宣言、告全國同胞書等方式,積極響應中國共産黨的號召,並欣然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邀請和安排,克服重重困難,輾轉北上解放區,共商建國大計,籌建新中國。
8、爲何說“五一口號”是中共與民主黨派關系的重要轉折點?
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對于“五一口號”的熱烈響應,還具有一個非同尋常的、具有標志性的重要意義,即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已經在政治上實現了從同情和傾向中國共産黨到公開自覺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的轉變。而這個轉變是中共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關系的根本性、曆史性轉變。追根溯源,中共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政治合作,始于抗戰初期。但是,在1948年“五一口號”之前,中共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之間雖然並肩戰鬥、相互支持,但還只是基于反對內戰和獨裁,爭取民主與和平的共同鬥爭目標基礎上的政治合作關系,而不存在誰領導誰的問題。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發出通知,積極擁護中共中央的“五一口號”。
“五一口號”發布之後,中共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之間的關系發生了曆史性的改變。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民主人士,在聯合發表的《我們對時局的意見》中明確地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1月27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沈陽發表《對時局的聲明》,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必須在中國的無産階級政黨———中共領導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證”。這是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
這一曆史事實說明,以1948年“五一口號”的發布爲分水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重要曆史關節點,認同了中國共産黨的民主政治價值理念,心悅誠服地承認和接受了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模式由此而初步奠定。這是中國共産黨統一戰線政策和策略所獲得的巨大成功。因此,1948年“五一口號”得到熱烈響應,是中國共産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關系,由一般的政治合作進一步躍升爲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政治合作的重要轉折點,是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發展史上的一個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重要的曆史界標。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在北平中南海合影。
9、“五一口號”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1948年4月30日發布的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曆史意義非同尋常,其對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建設的重大影響深遠至今。因爲,中國共産黨通過其中的第五條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發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播下了中國新型政黨關系、新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的種子。這粒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種子,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快速生長,不久即結出了多黨合作的累累碩果。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等一系列,具有開辟中國曆史新紀元標志性意義的重大事件的發生,深刻地凸顯出了1948年 “五一口號”的非凡曆史意義。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會議選出了由毛澤東任主席的政協全國委員會。
中國共産黨與各民主黨派和衷共濟的真誠合作,以1948年發布“五一口號”爲開端,揭開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的嶄新一頁。從共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到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從新中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從改革開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經過70年的發展和不斷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多黨合作事業已經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制度設計上都更加趨于成熟。
油畫《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
今天,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實踐已經包涵于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之中,成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理論已經包涵于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理論之中,成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而這一切都是由“五一口號”的發布所奠基的。
10、“五一口號”與新型政黨制度的淵源?
2018年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並發表重要講話。
2018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發表重要講話,首次明確地把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稱作“中國共産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要求認真組織“五一口號”系列紀念活動,重溫多黨合作曆史,弘揚優良傳統,加強思想政治引領。
爲何說它是“新型政黨制度”?習近平用三個“新就新在”作出精准概括:
——新就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産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
——新就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爲著共同目標而奮鬥,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
——新就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範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
2018年4月12日,中央統戰部在京召開紀念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0周年多黨合作理論研討會。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尤權指出,1948年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是我國政黨制度史上的重大事件,要深入研究我國政黨制度的豐富內涵和重大意義,構建新型政黨制度理論體系。
2018年4月28日,紀念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0周年座談會在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強調,要深刻認識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的重要曆史意義,認真總結70年來多黨合作的重要經驗,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爲指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不忘合作初心、繼續攜手前進,把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
汪洋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多黨合作舞台極爲廣闊。要毫不動搖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核心地位,堅決維護中共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要牢牢把握我國發展新的曆史方位,不斷鞏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礎。要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自身建設,以政治建設爲統領,不斷提高履職盡責的能力水平。要講好中國多黨合作故事,展示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特色、實踐特色、時代特色。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回首來路,可知將來。我們要深刻認識“五一口號”發布的曆史背景,准確把握這一重要曆史事件在新時代的地位與作用;要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新型政黨制度重要論斷的內涵,把握新型政黨制度的本質特征,構建新型政黨制度理論體系,把這一制度堅持好、維護好、完善好,這才是今天我們對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1周年的最好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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