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暨南大學在廣州重辦時期的北校門。
大洋網訊 金陵路、真如路、建陽路……在暨南大學的地圖上，有幾個路名很特別。真如是上海西北隅的一個鎮，建陽位于閩北山區，金陵是南京的古稱，這些地方遠在千裏之外，怎麽會出現在暨大校園裏呢?原來，這些都是它112年間走過的地方。
暨大生于清末亂世，在金陵古都的薛家巷得名“暨南”。17歲時，移居上海西郊小鎮真如發展壯大。日軍鐵蹄下，它躲進租界“孤島”堅持辦學，後輾轉至福建建陽，在文廟荒草間響起了陣陣讀書聲。最終，它來到廣州石牌續寫百年傳奇。
從北到南，三落三起，五度播遷，許多校史遺迹文物已消失在時間長河中。但我們仍能從爲數不多的遺存裏看到往昔峥嵘歲月。
兩江總督接收僑生回國 探花取《書經》命名“暨南”
在暨大校史館，記者看到一張攝于1907年的老照片。21名穿著新式海軍型制服的學生站立成兩排，年齡不大，精神抖擻。在他們前面，一位長者身著朝服，正襟危坐在中央。他是清朝兩江總督（管江蘇、江西、安徽三省）端方，站在後排的是暨南學堂首批僑生。
《暨南大學史》主編張曉輝告訴記者，暨南學堂能在清末的南京建起來，與端方有很大關系。端方雖然是滿洲正白旗人，思想和眼界卻很開放。1905年，他在赴歐洲考察憲政歸國路上途經南洋，發現當地有的華僑子女已不谙祖國語言文字，也不懂祖國曆史地理文化，深感有興辦國內華僑學校、以教育海外華僑子女的必要。
1906年，端方把首批從爪哇歸國的21名僑生接到南京。本來，他的想法是依照僑生的志願送到各個學堂就讀。但由于僑生們年紀小，又不熟悉國內風土人情，分開就讀不可行，所以決定在南京鼓樓薛家巷妙相庵建起一所專門招收華僑學生的學校。出身東莞的探花陳伯陶提出，取《書經》“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之意，把學堂命名爲“暨南”。
早期暨南學堂相當于現在的中小學校，開設國文、講經、算數、英文等科目。僑生年齡一般在十三四歲，因爲遠離父母，遠渡重洋，常有不適應的情況，所以學堂采用的是“家庭學校制”，師生關系如家人般親切。端方對僑生更是多方照顧，不僅豁免學費、食宿費和醫藥費，還另發冬夏兩季制服。小僑生難免有頑皮的時候，端方便令學堂制定規章對僑生嚴加管理，要求僑生每周發家信一封，聯絡感情之余也借機練習文字，提高國語水平。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師生星散，暨南學堂也隨之停辦了。
首辦女子商科開設英語、經濟、簿記、打字等課程
在暨大檔案館的牆上，一張來自上世紀30年代的轉學證書被細心地封存在相框裏。證書上貼有一張小小的黑白照，一個眉目娟秀的女孩梳起黑發，身穿白衣，羞澀地笑著。照片右側是證明的事項：“學生葉理珍現年十九歲……肄業本校商學院會計學系”，左側則印有學科的名稱和分數，“經濟原理86，商業算學88，補習簿記84，基本英文89”。
張曉輝告訴記者，暨南學校早在1925年就在女子部設立商科。1917年5月，曾主導、贊助暨南複校的實業家、教育家黃炎培前往南洋考察華僑教育，意識到“蓋今世商戰、工戰，無非學戰”，南洋急需商業人才。在他的推動下，1918年9月，“國立暨南學校”開學之初便設有商科，提供簿記、速記、打字、商品學等一系列實用性很強的商科課程，後期還添設了銀行、彙兌、運輸、保險、商法等。
這也是暨南學校1923年遷入上海西郊真如鎮新址的重要原因。“上海是當時國內商業最爲發達的城市，不僅海內外交通方便，還方便學校網羅知名學者、學生觀摩工商科技。”1927年，暨南學校擴充成爲國立暨南大學，設立了商學院等五個學院，力圖把暨南大學辦成華僑最高學府。
暨大商學院的教學相當超前，早在上世紀20年代，便強調社會調查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學生們組建了經濟研究會，幾乎每周二外出考察一次，在公司、商店、銀行、工廠等地都有他們的足迹。
“蒙古包”留青春記憶 既是飯堂還能辦舞會
沿著蘇州路走到暨大校園的東北角，一座氣勢恢宏的邵逸夫體育館出現在眼前。對于很多老暨大人來說，原來坐落在這裏的“蒙古包”才是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地方。
暨南大學蒙古包外景（圖片由暨南大學檔案館提供）
“蒙古包”是暨大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的學生飯堂。那時，曆經10年停頓的暨南大學剛剛在廣州石牌村重建起來，“蒙古包”可說是重建校舍中最有特色的建築。
在暨大校史館，記者一看到“蒙古包”的微縮模型，就立刻明白它爲什麽有這個稱號。“蒙古包”不是一座，而是四座，都有著圓形的外圍牆，綠色的圓穹頂，確實很像“蒙古包”的樣子。它們分布在東南、東北、西南、西北4個方位，有連廊相通，中心位置還建有1座平房，作爲公用廚房。據說，每座“蒙古包”都可容納數百人用餐，可見它的巨大。
“‘蒙古包’不僅是飯堂，也是舉行學生活動和舞會的場所。”現任暨南大學檔案館館長林文興是1985年入學的學生。他回憶道，每逢節日或周末，學生們就把飯堂的台凳搬到牆邊，把開闊的場地變成巨大的舞台。許多暨南學子都在這裏留下了快樂的青春記憶。林文興還記得自己讀書時期的潑水節。“這本來是東南亞的傳統節日，在僑生的帶動下，本地學生相當‘享受’，甚至進學校辦事的人也會被潑一身水。”
曆史瞬間
暨大師生爲國出征奧運會
1936年，14名暨大師生參加第十一屆德國柏林奧運會，途經新加坡拍下合照。照片中的蔡演雄、尹貴仁、王南珍是籃球隊員，郝春德、符保盧是田徑好手，陳鎮和是足球名將，他們均是當時國內體育界名人。
檔案館館長林文興介紹，由于來自海外的僑生較早接觸到現代體育運動，早在真如時期，暨大就擁有“體育”這塊招牌。當時，暨大足球隊可以稱得上揚名海內外，先後出訪南洋各島，其中的足球精英更曾代表中國出征奧運會。
師生千人肩挑手搬挖明湖
暨大剛剛落戶石牌時，校園裏“只有兩個荒窪，一片坡地”。1959年10月，暨大組織修建人工湖，包括華僑生、港澳生在內的全校師生一千多人輪流上陣，肩挑手搬，揮鋤不止。12月23日，人工湖建成了。學校采納了中文系主任蕭殷和副教授楊嘉的建議，將人工湖命名爲明湖，象征“戰勝困難，取得光明”。
“孤島”時期堅持辦學 老洋樓裏上“最後一課”
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3日之內在暨大上海真如校區上空投下了40多枚炸彈，校舍幾乎被夷爲平地，僅存一棟理學院樓和教工宿舍。1946年暨大回遷上海的寶山校區，如今也僅有一塊紀念碑。暨南大學宣傳部工作人員蘇運生告訴記者，位于康定路528號的小洋樓，成爲了暨南大學孤島時期上海辦學的唯一遺存，這也是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鄭振铎筆下那堂著名的“最後一課”發生的地方。
從暨大老校友拍下的照片上看到，這座小洋樓如今跻身在一排沿路小樓中間，一樓臨街的卷拱門窗、二樓的西式欄杆陽台、白色的外立面，讓它與旁邊的民房明顯地區別開來。真如校舍被毀後，暨大師生被迫遷入上海公共租界繼續辦學，時間長達四年，這座小洋樓是暨大幾經輾轉後落腳的最後一所校舍。
“‘孤島’時期是暨南大學曆史上最爲艱險也最爲悲壯的時期。”張曉輝說。那時候，師生居無定所，顛沛流離，學校三易其址，內外交困，但師生們仍堅守民族氣節，維護著血脈。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這天淩晨，日軍坦克開進了上海租界，“孤島”落入敵方手中。時任校長何炳松和教師們作出了一個決定：當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時，立刻停課，將這所大學關閉。
文/廣報全媒體記者方晴
圖/廣報全媒體記者蘇韻桦
統籌、策劃/廣報全媒體記者嵇沈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