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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近日搞了個大新聞：從今年10月起，在日本生活的所有人——日本人外國人、納稅人和窮人——從3歲到5歲的保育園、幼兒園所有費用全免。在初中畢業以前，所有學費和醫療費全免。不僅如此，政府每個月還給每個孩子發放“兒童工資”，折合人民幣1000余元。
日本如此肯花錢，中心思想無非是鼓勵國民踴躍生育：親們只管放心造人，國家來幫你養。你生得越多，每個月的兒童工資賺得越多。盡管如此，安倍作爲首相卻是一個尴尬的反例：他自己就沒有子女。
2018年，美國公布了224個國家和地區的平均生育率排名情況。生育率指的是理想狀態下，婦女在育齡期生育的子女總數。日本排名第209位，生育率爲1.2；中國大陸排名181位，生育率爲1.6。而新加坡（0.84）、中國澳門（0.95）、中國台灣（1.13）、中國香港（1.2）包攬了倒數一至四位，韓國以1.27的數據排在倒數第五哥斯達黎加之前。
而據最新數據顯示，韓國已經跌破了“1”的大關而降至0.98的地步。如果按新加坡自己公布1.14的數據，那韓國就成爲世界上生育率唯一低于1的國家。也就是說，東亞已經成爲目前地球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區，沒有之一。考慮到東亞文化圈一直以來受“多子多福”、“無後爲大”的儒家傳統文化影響，這一現象實在反常得離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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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範圍內的生育率，總體是呈下降趨勢的。1950年，每個女性一生中平均生育4.7個孩子；到2017年，減少到每名婦女生2.4個孩子。當一國的平均生育率降至2.1以下時，人口總數最終將開始萎縮。而在1950年，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生育率低于2.1。
經濟越發達，生育率越低；越進步富強的社會，願意生孩子的人越少——似乎是一條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跟榜單排名末尾的東亞相比，生育率排名前十的統統是非洲第三世界國家，尼日爾（6.35）、安哥拉（6.09）和布隆迪（5.93）分列三甲。而歐美國家、澳洲新西蘭和東亞的韓國日本，生育率都在持續下降。
生育率下降，並不意味著人口總數會以肉眼可見的速度下降，因爲人口規模是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數量等多種因素混合計算的。但也僅僅需要一代人的時間，生育率下降的影響就會明顯表現出來：兒童減少、老人增多、勞動力不足、需要養老金的人增加——社會無可避免地進入老齡化社會。
從世界範圍內而言，生育率的下降至少包括幾大關鍵因素：
1 兒童死亡率的降低。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生育率高是因爲需要用出生數量來彌補死亡數量。假如一個母親有三個孩子，可能是生育六個甚至更多孩子才能達到的數額。疾病、意外、戰爭，都可能造成兒童死亡率的高居不下，如此也就伴隨著高生育率。
2 避孕和墮胎的普及。隨著科技的發達，各式各樣的避孕藥和避孕用品，使性的愉悅享受功能遠遠大過了繁衍功能。墮胎法律在多個國家的通過，也使得許多女性有了選擇生育或不生育的更大的自由。
3 更多婦女接受更多的教育。在以往，婦女往往只是作爲男權社會中傳宗接代的工具，對婦女的角色定位是典型的賢妻良母。但在女性教育提升和女權運動興起之後，女性的天地從一隅家庭擴大到了整個社會。原來屬于男性的職務、工作和角色，女性也可以參與其中。但在女性飾演越來越重要社會角色的同時，她們作爲母親的角色功能也越來越被弱化。
也就是說，越發達的社會、女性的地位提升越明顯，然而也就越少女性還願意把自己束縛在家庭的乏味空間裏。受過教育的女性發現，她們並不是生來就比男性更喜歡撫養小孩的。當婦女參與勞動、權利提高、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的時候，還指望回到農耕社會或者近代的生育率，如同癡人說夢。
如果用經濟學的思維去考慮，就會發現生育其實是一個簡單的成本收益問題。在發達地區，生育的成本往往高于收益，在東亞地區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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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亞，排名最高的是蒙古，生育率爲2.04。除了經濟欠發達、婦女地位尚不夠高之外，地廣人稀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再看看新加坡、中國澳門、中國香港，幾乎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韓國雖然有5000萬人，但有2300萬人都住在首爾經濟圈。人口密度一大，人均生存空間就小，競爭就越激烈、生育的動力也就越衰微。生存壓力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房價爲首的生活成本。“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並非空穴來風。
美國房産的均價，大致是家庭收入均價的3倍出頭——而中國台灣是6倍，香港更是長期在10倍以上。生孩子也需要年輕力壯，當年輕人爲了在大城市中謀得一處擋風遮雨的位置而疲于奔命時，對戀愛和性的興趣都會銳減，更何況是生育？當蔡少芬這樣已經在兩岸三地成名二十多年的明星，在香港如今仍然只能住在80平米的公寓“豪宅”裏養兩個孩子的時候，年輕人哪裏敢輕言生育？
何況人多的地方，競爭壓力也大。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即便一個人靠著父母扶持付清了首付，然而也遠遠沒到高枕無憂的地步。對于男性而言，要花時間謀取更高的學曆、更豐富的從業經驗，以此爲基礎保證更高的收入；對于女性除了背負跟男性同樣的壓力之外，還要時刻面臨因生育導致的職業天花板：去生了個孩子，發現就已經落後了，還不要提養育孩子耗費的時間、財力和精力。
爲了不讓下一代從出生就輸在起跑線上，香港已經流行“贏在子宮裏”的口號，爭取從受孕開始就讓孩子出生在入學後更容易取得優勢的月份，因爲在夏天出生的孩子因爲入學時年齡小，往往都會在競爭中低人一等。而中日韓的中産家庭裏，父母和父母的父母，跟幾十年前相比，都花費了更多的養育成本在孩子身上。
所以許多母親不願意多生，因爲生一個兩個就已經是碎鈔機了，再生下去如何得了？越是發達的地區，生育成本越高。所以像上海這樣的城市，生育率只有0.7左右。許多年輕女性，選擇不做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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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存空間小、競爭壓力大之外，東亞生育率低的困境還在于：適用于其他地區的辦法未必管用。
美國長期吸引世界各國的人才前往，再加上源源不絕的正式非正式拉美移民，能保證國家的勞動力人口不致于下降得太厲害。歐洲的方式也是吸納移民，所以法國的穆斯林裔公民數量已經占到了8%，而法國國家隊也早就是一支黑人球隊。德國的東歐移民、土耳其移民，都是補充該國人口的重要途徑。然而，移民這條路在東亞地區是基本行不通的。在人口密度已經趨近飽和的形勢下，即便願意有外來人口，也沒有多余的地盤提供給他們。
而北歐的方式更進步一些，就是用國家政策來扶持，日本目前的政策也正是效仿北歐。在瑞典丹麥等國，男女平權已經高度一致，女方生小孩男方也有陪護産假，杜絕了企業的性別歧視。而且北歐保護未婚生子女的政策、以及趨近于社會主義的福利政策，也最大限度地讓女性在生育時沒有後顧之憂。
但在東亞這樣依然男權痕迹明顯的社會，在經濟發達程度尚不及北歐、人口絕對數量卻遠遠過之的地區，要走北歐之路可謂難上加難。 歸根到底，還是必須要讓本國國民自覺自願地加緊生育。
然而就算能解決“生不起”的問題——如日本出台的國家扶持政策——也未必能解決大家“不想生”的問題。在當今時代和特定環境裏，生育越來越像是一項成本越來越高、而收益越來越低的行爲。經過個人的利益考量，即便國家竭盡全力鼓勵生育，但個人未必願意放棄避孕。事實上，東亞某些地區的初婚年齡已經上升到了30歲以上。而年紀越大，生育的欲望和能力都相對越低。
國家的根本競爭力，歸根到底來源于人。過去四十年，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亞洲其他地區，經濟成就歸根到底都建立在便宜勞動力充足的人口紅利基礎上。勞動力日趨枯竭，很難指望經濟仍然能高速發展，“未富先老”的懸崖已在前方。
當需要養老的人越來越多、可勞動的年輕人卻越來越少的時候，老齡化社會就成形了。當梁啓超的《少年中國說》改爲《老年中國說》的那一天，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必然會承擔比以往更沉重的代價——不管他們是有孩子、有幾個孩子，還是根本沒有孩子。
主要參考：
BBC《全球生育率驚人下降 三大原因與中國國策》
騰訊·大家《維舟：東亞女性爲什麽不願意生孩子》
易富賢《東亞“二胎化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