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東南近海，島嶼星羅棋布。在交通沒有那麽發達的古代，這裏是沿海人群從事海上經濟活動，連接中國與海外的重要貿易紐帶。但是，這些離陸地並不遙遠的海島卻曾是古代王朝鞭長莫及的地帶。海島社會與中原王朝之間保持著耐人尋味的關系。
舟山群島與中原朝廷的關系史是東南海島的典型例子。舟山在唐代設縣後，行政建置興廢無常。明初，舟山處于半荒廢狀態，走私者雲集，明亡後卻成爲南明的重要據點。在經曆戰亂和遷界後，在清朝康熙年間舟山才建立了穩定的州縣秩序。玉環島早在宋代就設有鹽場，明初和清初的海禁政策，使得該島成爲“漳賊”等亦商亦寇的海上武裝力量的活動之地，直到雍正年間才展複設置玉環廳。距陸地僅兩裏多的南田島卻自明初被封禁了五百多年，直到清末才被解禁。
謝湜在《山海故人：明清浙江的海疆曆史與海島社會》裏寫到，古代朝廷對海上秩序沒有足夠的控制力，流動性很強的海島社會很難被編戶齊民的大陸農耕社會的統治思維所管控，這也是朝廷對海島社會的政區建置反複無常的原因。在海島社會裏，人們可以在“民”、“寇”、“商”、“漁”四種身份裏無縫切換。在朝廷施行海禁的年代裏，這些官府鞭長莫及的海島，自然成爲了無籍之民的交易活動場所。
海島社會也與我們所熟悉的傳統農業社會有著極大的不同。由于海洋産品並不能使海上活動人群自給自足，他們是天然的商業族群。爲了造船買船，民間出現了合股、借貸等融資機制，並普遍采用雇傭關系，這些機制蘊含了某些近代商業制度的萌芽。因此，海島社會也與我們所熟悉的傳統農業社會有著極大的不同。
謝湜是汕頭澄海人，從小在海邊長大的他對海島社會所塑造的一切並不陌生。作爲“華南學派”的新生力量，他跟著同行在浙江海島“上山下海”，了解海島社會的實際情況，試圖捕捉當時朝廷官員對于海島社會的思考，還有當時海島社會上民衆的日常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的細節。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10月29日專題《山海故人》的B04。
「主題」B01丨山海故人
「主題」B02-B03 | 山海故人：行走于曆史的天地之間
「主題」B04丨羅新：在長城地帶走近被忽視的普通人
「主題」B05 | 王笛：在成都古城發現平民曆史的連續性
「曆史」B06 | 謝湜：在浙江海島尋找日常與非常
「主題」B07丨胡成：古道足印下湮沒的西北往事
「文學」B08 | 《不安之夜》 荷蘭90 後的“震驚現實主義”之書
“山海”與“平原”，並非二元對立
新京報：你的這本書名叫“山海故人”，你說明代方志常將小島列入“山川”的“山”來敘述。你在書裏也提到，詹姆士·斯科特討論“Zomia”時說，如同山上流動的居民一樣，海島上的遊民也居無定所。這是否是你取“山海故人”的原因？取“山海故人”爲題，是不是還有什麽更深的含義？
謝湜：我在明代方志裏搜那些島嶼名稱時突然發現，海中的島被記作“山”。用山的角度去觀察海島，意味著我們要將眼光從陸地移到海上。在沒有衛星導航的時代裏，這些大大小小的島是海上人群辨識地形、泊船靠岸的重要指引。如果從陸地上看，它們只是小島，如果從海洋上看，這些小島就是一座座山。在考察海上人群的時候，我們要盡量按照他們的海上生活體驗，尤其是海上航行體驗來理解島嶼對他們的意義。當時在溫州考察，同仁們都覺得我的這個觀察角度特別重要。
此外，陳春聲教授對明清山、海之間的人群身份的轉化，對所謂“民”“盜”不分的情況做了非常好的梳理。他特別提到明代海上盜寇多出自內陸山賊，這對我理解陸地和海洋的文化聯系給予了重要的提示。
我曾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山區的曆史跟海洋的曆史結合起來，慢慢意識到，清初南中國地方秩序建立的過程中，存在著頗爲相似的社會變遷過程和人群再組織機制。相似的故事不僅發生在海島，也發生在山區。這種跨地域的問題相關性，也是我把“山”與“海”放在一起的另一個原因。
人們多少會把山海當作較爲偏遠的地方。從某種進步史觀的角度看，山海地區較之平原，甚至略顯落後。山海、平原、湖區乃至沙漠綠洲上的人們在長時段的曆史中是共時的，但其所處的社會又各有其運行節奏。現在通訊更發達，交通更便利，不同區域的連接越來越緊密，曆史的共時性還會不斷增加。在曆史研究中，我們既要關注那些相對偏僻的故土，還要理解生活在跨地域情境中的人，找到他們的連接，理解他們的生活世界。這樣我們才能夠理解過去的人。我希望通過這種研究理念，在共時性的曆史框架裏，理解那些不同頻率的故事。
《山海故人》，作者:謝湜，版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9月
新京報：你在書裏談到了明清海島社會中人們在寇、民、商、漁身份中的轉換。這似乎是一種人們面對統治充分實踐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的體現。你覺得這是否能看成一種詹姆士·斯科特所說的“逃避統治的藝術”？或者像宋怡明所說的“被統治的藝術”？
謝湜：您提到的這兩位學者的書被翻譯成中文後，讀者或多或少過于強調了某種對立，甚至對抗的意味。
我自己閱讀斯科特的書也是得到很大的啓發。斯科特聚焦東南亞內陸高地人群和部落，他的敘述起點並不是說有一群人一直有意和國家進行對抗。他強調的是，在那樣一些地域裏，部分人群一直體現出部落性。這種部落性體現在山地人的生活有很強的能動性，山地社會也有很強的適應性。所以，斯科特強調，當我們以國家爲中心，或以國家爲視角來考察曆史的時候，我們同時還要重視一些無國家的區域，或者說沒有選擇國家作爲統治形式的區域。這個區域裏面生活的人群充滿不確定性。他們不選擇國家作爲統治的形式有自己的邏輯，而即使他們不選擇國家，山地社會有自己的組織方式——他們有村落、家庭、交換網絡、社會組織和文化認同，他們也會隨著時間進行秩序更新。
山海和平原社會本來就不是二元對立的，國家和社會就更加不能放在二元對立的角度去思考。理解了這種部落性，我們就能從流動社會的主動性和能動性中得到比較多的啓發。
陷入二元對立會將曆史主體變得簡單化。所謂的“逃避”，並不是指有一夥恒定不變的人群總在逃避國家。斯科特還說過一句話：在某些時候，是國家造就了部落，而不是這些人造就了部落。恰恰因爲國家的擴張，那些本來可以選擇進入國家統治的人，卻被推到國家秩序之外，讓他們成了部落民，這實際上是一種很彈性的關系。
在《山海故人》的最後一章裏我也提到，我將明清時期海島人群的能動性和流動性的理解，帶進了我對山地社會的觀察。曆史中的流動性和能動性，是我們理解曆史的一種角度和觀察曆史的一種方式。
海疆治理的曆史告訴我們最基本的道理，
是因地制宜、以人爲本
新京報：你花了大量筆墨講述明清朝廷處理浙江海島的政策，發現政區的建置興廢無常，官府對海上的秩序缺乏足夠的控制力。這是因爲明清朝廷根深蒂固的編戶齊民的內陸治理思維嗎？朝廷內陸的統治思維和海疆統治思維有怎樣的差別？
謝湜：在關于南田島展複的曲折過程的敘述中，我對此思考較多。的確，許多官員對于疆土管理有不同的觀點，但是我不大希望這被簡單歸結于所謂的“內陸思維”或“海疆思維”。
在這些官員的考量裏面，他們也許沒有把內陸和大海截然分開。他們本質上可能不是認爲海疆不重要，問題在于，他們不一定會站海上人群的視角去思考問題。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其政治處境。我們讀到的大多數材料是站在官方立場上書寫的，或通過官方的渠道傳播的，是從國家、中央王朝的視角上來表明態度的。
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爲內陸思維和海疆思維大多時候是一回事。官員們考慮的是，在行政區劃建立之後，能不能盡快建立穩固的行政秩序、有效地進行編戶齊民、他們的仕途能不能得到保障、會不會存在其他的政治風險。
從這個角度來講，所謂的朝廷思維，就是具體在做事的各級官員的政治考量。很多時候，他們的行動是出于政治考量乃至一己之私，因此你肯定會覺得官員們的行動跟實際情況有時格格不入。若站在政治立場上去思考，我們也許就能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
另外，因循守舊的政治習慣，常常導致一些政策的改變在具體實踐中帶有明顯延滯性。一旦某些權宜之計或推诿之說成爲舊例，後面的官員要做出大的調整只會變得越來越困難。用“積重難返”來形容清代關于海島行政的政治權衡過程，可謂淋漓盡致。南田島的問題一直拖到清朝末年才得以解決，其中就因爲政治上的因循守舊和積重難返。當然，一些偶然事件也可能會對事態産生較大的影響。
謝湜，中山大學曆史系教授。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新京報：你在書裏提到，經過缪燧十幾年的經營，終于在流動性較強的海島社會真正建立具有穩定編戶齊民的大清帝國州縣秩序。你認爲缪燧成功的秘訣是什麽？爲何缪燧在定海的成功經驗沒能複制到像南田島這樣的海島呢？
謝湜：缪燧的成功之處在于，他能理解並順應當時海島中的人際關系及社會形態。跟之前的兩任官員對比，缪燧對待海島上的居民，特別是在明清之際的戰爭所造成的創傷的處理上，做得非常好。在缪燧上台後，清明節他去祭拜南明陣亡的將士。這個舉動首先體現了父母官的慈悲之心，也宣示了新王朝的大義正氣。朝代更叠中發生的殘酷殺戮，對人們的心理創傷是很大的。如果不能平複這樣的創傷，就難以解決人心向背的問題。
其次，缪燧主動適應並接納了閩粵人的權勢，我在書中還提到了總兵藍理這樣的將領，藍理本身是福建人，他爲這些當地商人修建了天後宮和八閩會館。這些官方的主動作爲，適應了當時海島的人地關系和人居情態，得到民衆的擁護。所以，新王朝在一地確立行政建制並派出官員之後，必先會經曆一個適應和調試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地方長官、幕僚得有足夠的智慧、耐心和能力，才能迅速穩定地方秩序。
所以，我對我的學生說，現在閱讀地方史料要特別重視每一個行政區劃新設後初期官員的傳記，哪怕是地方志裏字數不多的記載。如果你把一個新設政區前面幾任官員的事迹都好好讀一遍，我們也許能更好地體會到行政區劃設置後具體的運作，地方政府和地方勢力之間的複雜互動關系，以及他們之間達成某種共識的過程。
新京報：溫州沿海的海島社區有著強烈的閩粵文化色彩，簡單地來說，爲何閩粵人會在這些海島社會上占據優勢？
謝湜：閩粵人在我研究區域的某一些時段裏占據優勢，但是我沒有把這個優勢無限放大。我們只能說，閩粵地區的人們在比較早的時期裏就有活躍的海上活動傳統，他們有相對先進的航海技術、捕魚技術，造船技術和海上協作的能力。
正如陳春聲教授在序言中講，閩粵人在不知不覺中營造出了某種商業傳統。海上的活動一般需要比較多的資本，還需要結成互相合作的關系，這對閩粵人的社會交往方式、人群組織方式、投資經營方式造成了影響，形成了較爲突出的禀賦。
在海上活動被官方禁止的情況下，這種優勢也令他們得以縱橫遊走。在明代中後期的“倭寇”，有一部分就是漳州海盜。所謂“漳賊”與“導漳之賊”，就是讓明朝官府非常頭疼的海上反對勢力。在海上活動逐漸放開後，部分區域的海上貿易也放開了。在海島進行複墾的時候，閩粵人的海上優勢進一步轉化成在定居海島、建立聚落的優勢。
當然，在海上百舸千帆的競爭中，閩粵人並非一枝獨大，其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浙江沿海還有很多值得我們繼續去發掘的人群互動現象。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把閩粵人的優勢擴大化，甚至不能輕易用籍貫將人群標簽化。我們要去看他們形成優勢、集聚成群的原因和方式。
所以，在書裏講南田島的展複中，我特別關注漁船的制造、捕魚的技術，以及漁民組織在浙江象山一帶建立和擴展的過程，去考察當閩粵人在浙江的一些海島不再占優勢的情況下，下一個占優勢的人群是什麽人群？這些人又對後續曆史産生了什麽樣的影響？比如，甯波、舟山人在鴉片戰爭之後，很快占據了浙、滬輪船貿易的主導權，我們要考察其興起的機制，這樣才能把人群活動的節奏跟整個曆史的進程結合起來看待。
新京報：簡單來說，明清官府對東南沿海遷界和複界的變化有什麽規律？明清朝廷對海疆的治理對當下的我們有什麽樣的啓示？
謝湜：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可能不容易歸結爲某種規律。海上貿易的政策、海上活動的政策，在宋元明清經曆了非常複雜的變化，在某一個朝代的不同時期，隨著內外局勢的變化，王朝經略也會做出調整，很難說有什麽規律可言。
不過，傳統帝國在海疆管理上一定會遇到一些比較相似的基本問題，譬如土地和人戶登記。在平原地區，土地和戶口都時常難以清丈和確定，更何況是在流動性較強的海上社會。海上航行是以船爲單位的。在美洲作物沒有傳入中國，海島上糧食相對匮乏的時候，定居式的生活往往不是海上人群的生活常態。他們風裏來雨裏去，處在相對漂泊的狀態，海港只是他們暫時的避風港或中轉站。
在海疆的治理上，陸地上編戶齊民的方式終究不能很好地適應海島社會，這也是官員們在很多時候沒法下定決心在海島建立州縣秩序的重要原因。要對海疆進行清晰化的行政治理，就需要對船只進行登記，對于不同區域的船只進行甄別，對船上的人口進行清查，明清時期的政府對此做過不同的嘗試。
到了蒸汽時代後，海洋航行的動力不再只能依靠風力和洋流。陸地與海島、海島與海島之間，本來大多需要擺渡，後來有的通了橋梁。沿海圍墾的技術、架設橋梁的技術、現代的通訊技術以及監控技術跟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如今的海島的生活條件已經跟陸地沒有多大的不同。
所以，我覺得過去的海疆治理跟現在不可同日而語，不一定有直接的啓示。不過，基本的行政原理，如何處理政府和民衆的關系可能有相似的邏輯。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因地制宜、以人爲本，這是我們今天還一直堅持的疆土治理思路。今天的領土國家和周邊國際格局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對海洋權益的維護，比過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處理海疆問題的時候，我們需要更多超越前人的政治智慧。
謝湜。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好的史學敘述容易
把讀者帶入曆史情境中去理解曆史
新京報：你的第一本著作是研究江南的《高鄉與低鄉》，是什麽原因促使你的研究對象從江南三角洲轉向研究東南沿海的海島社會的？
謝湜：我對明清史和區域曆史地理研究比較感興趣。《高鄉與低鄉》所研究的內容，也曾涉及海上人群的活動。譬如關于太倉衛的設置，我關注到太倉衛軍與海上人群之間的接觸；談到高鄉市鎮的興起，我發現明代創市的“主姓”的先祖曾是元代海上漕運時代經營海貿致富者，但實話說我還沒能詳細論述江南地域社會與海上活動的複雜聯系。
將《高鄉與低鄉》從博士論文修改成書並得以出版的過程中，我回到廣州中山大學工作。幾年間，我和我的同事、學生有機會前往東南沿海部分海島考察，其中就包括浙江的海島，我在《山海故人》的後記裏提到了一些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活動。譬如從2010年起連續4年舉辦的“田野與文獻：南中國海地區的曆史與文化”研習營，在兩周時間的研習營裏，我們會在金門島住一周，進行授課和實地調查，當時陳春聲等師長們曾熱烈地討論海島遷界的問題，令我對明清之際的海島曆史有了一些比較深入的思考，可以說這部《山海故人》的最初寫作就是受惠于他們的討論。後來我開始進一步追尋在不同朝代海疆政策的變化當中，海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海島人群所面對的處境。
特別要提到的是2013年以後我跟廈門大學張侃教授團隊在溫州沿海地區和島嶼舉辦的田野調查工作坊。在工作坊中，我相對系統地收集和閱讀了有關溫州沿海島嶼和半島的文獻，張侃教授以及張衛中先生等浙江各市縣的文史專家給了我許多幫助。《山海故人》以浙江爲主要研究區域，並構築起關于東南島鏈及流動人群的曆史研究框架，都與這段經曆有很大關系。
除了浙江海島，2013、2014年我還有幸帶著學生在雷州半島進行兩次實踐教學，2014年又參加了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舉辦的曆史人類學高級研修班，考察了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吉旦島等地，這些工作坊都給了我很多靈感——啓發我將浙江海島放到更廣闊的海洋世界，以及陸地和海洋交織而成的生活世界中去理解。2016年赴菲律賓馬尼拉參加亞洲曆史地理信息系統會議，2019年去巴西弗洛裏亞諾波利斯參加了世界環境史學大會，會議期間我也走馬觀花地走訪了不同國度、海域的濱海社區，這些經曆都增進了我對海洋人群生計和曆史的了解。我與海島曆史結下了不解之緣。
新京報：你這本書《山海故人》並沒有采取傳統學術專著的寫法，相對而言更加注重敘事，你爲何會采取這種寫作手法？在當下的曆史著作中，你覺得敘事該占多大的比重？與國外相比，你覺得中國的曆史著作會不會沒有那麽重視敘事？敘事在曆史寫作中的優勢是什麽？
謝湜：這個問題挺好。學者們的寫作風格各異，我沒有特別偏好敘事型或論證考證型的風格，每一種風格都有它的妙處。我在中山大學讀本科的時候，多次拜訪蔡鴻生教授，蔡先生的文風十分清麗，譬如他的《尼姑譚》一書，用頗爲特別的曆史考察角度，將讀者帶入暮鼓晨鍾的女性世界，以及嶺南三尼與清初政局、道光禁煙等曆史情境，我非常喜歡這種文風。研究生階段的學習中，我又一直品味著導師葛劍雄教授的文心史識，葛老師非常擅長于將複雜的學術思辨深入淺出、言簡意赅地表述出來，不落俗套，又雅俗共賞。我一直都覺得，自己與前輩師長在學術寫作的水平上還有很大距離。
《山海故人》也算是一種寫法的嘗試，收入“曆史人類學小叢書”。這套叢書從開始策劃時，就希望作者們能盡量兼顧學術性和可讀性。所以我力圖在書中多以講故事的方式，努力把曆史過程和一些細微之處盡可能地展現出來。我覺得好的史學敘述比較容易把讀者帶入曆史情境中去理解曆史，“理解”二字，相較于“解釋”，對曆史學在內的人文學科可能更爲重要。
另一個層面，所謂“曆史敘事”倒是一個相對複雜的問題。敘事本身是20世紀相對主義史學討論的理論和方法概念，大家逐漸把傳統上定義爲史料或曆史文獻的各種各樣的材料，理解爲多種意義上的敘事。
我們自己寫的史學作品也是一種敘事，我們所研究曆史文獻和材料本身也是各種敘事。我們首先要去讀懂敘事，因爲敘事會帶有作者的感情立場，甚至是策略。
在海島研究中，我非常重視在海島曆史敘事裏的敘述結構，包括當時官方或民間的敘事策略或套路。用這樣的眼光去看這些曆史敘事，我們就能從流傳到今天的官私文獻裏找到當時曆史主體的考量，更好地理解當時國家策略的實施者、地方社會各種人群的訴求和關懷。在《山海故人》中，我對溫州玉環島、樂清灣移民故事的解讀就采用了這樣的觀察角度，希望能夠從這些民間文獻中尋找出相似的敘事結構，從而去揭示一些趨勢。
新京報：你深受華南學派“上山下海”結合田野考察與文獻研究的研究實踐熏陶。對比老一輩華南學派的學者們，你覺得你這代學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上有著什麽樣的創新或變化？ 或者在哪些領域可能會有所突破？
謝湜：我覺得好像沒有所謂的“創新和變化”。因爲華南老一輩學者們基本上一直都和我們一起跑田野。他們參與了我這本書裏提到的許多海島和山區考察，在同步的探索中討論、辯論。當然，我更多地從他們過去的研究經驗中汲取智慧，同時，我們也把收集到的新資料還有調查地點的見聞拿去和他們討論，共同深化對一些問題的理解。
在陳春聲教授的一個訪談裏，他提到了學有所本，史無藩籬，華南學者的特點，就在于開放包容，學無止境。
個人生活體驗與曆史寫作之間
有什麽樣的關系？
新京報：在這本書中，你從你在汕頭的童年經曆寫起，你覺得你在海邊生活的個人生活史，以及你在家鄉的一些見聞，如何幫助你考察浙江的海島社會？你覺得我們每個人自己的生活體驗，對于我們了解當下社會有什麽樣的意義？
謝湜：個人生活體驗跟寫作之間是一種自然而然、相輔相成的聯結。書中將我的童年經曆、兒時見聞放在序篇，然後再進入個案的專題寫作，也許讀者會覺得我從自己經曆出發去研究學術問題，其實恰恰相反。我倒覺得我最初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切入海島社會，然而逐漸開展的研究實踐，幫助我更好地理解海邊人群的生活史，從而促使我重新梳理我自己的記憶和見聞，包括我的家鄉和我親人們的所思所想。個人生命體驗、情感寄托、學術研究及反思之間是互相觸發的。
在曆史研究中，我們不可能跟古人直接面對面接觸，我們只能透過他們的文字，或者別人對他們的記載，設法結合自己的經曆去理解和看待古人的生活。
在元明之際，以方國珍爲首的海上枭雄逐漸被征服。我引用了明代鄭曉在《吾學編》中的一段敘述，書中說，這些海上的豪強惡霸，在洪武時期隨著戰事的推進，慢慢地被編入到沿海的衛所裏。在洪武朝二三十年間，“壯者老，老者死”，許多豪強結束了他們的生命周期，沿海社會發生了變化。有時候，當我們設身處地地將曆史時間跟個人生命時間結合在一起來看待，就能了解更多的普通人在曆史過程中的處境和抉擇。所謂的時代變遷，實際上是由一代代人的生命過程組成的。
因此，每一個人的生活體驗對理解當下社會和曆史都是有幫助的。爲什麽史學研究者能夠追溯故人舊事？那是因爲在情感、心理和意識結構上，我們和古人差不多是相通的。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信我們可以通過自己的生命體驗，以及各種各樣文本媒介去揣摩古人的心理，描繪過去社會的情況。
謝湜。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新京報：在你在浙江海島的田野當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麽？你對現在當地風土人情的最大體驗是什麽？
謝湜：這個問題讓我感到慚愧，最近幾年因爲工作繁忙，我好幾年沒有去浙江海島進行細致的考察。那幾年，我在浙江海島跑田野，最大感受是海島的社會變遷很快。另外，我覺得浙江省對海島社會的日常行政管理是非常先進的。過去有些島嶼因爲人口稀少，市政管理相對比較薄弱，會有點髒亂差的感覺。當我去了浙江海島，我發現那些海島的衛生搞得非常好，再小的漁村都是幹幹淨淨的，各種生活垃圾處置都非常得體。
另外，很多海島社區實行了網格化管理。那個時候，網格化管理還是浙江基層管理的先進經驗。如今，海島和內地的管理幾乎是一體化的，內地有什麽，海島就有什麽，山區也一樣。
在文旅資源方面，海島比較有優勢。海島的居住環境比較符合現代人的度假需求偏好，特別是住在內陸城市的人們希望到島上體驗生活，也對海島的民俗文化饒有興趣。許多海島的文旅開發走在了時代的前列。比如，每年的休漁期結束後的開漁節。過去可能只是結合一些傳統的民間信仰活動，相對比較簡樸。近幾年，很多海島的開漁節納入中國農民豐收節的一部分，盛況空前，十分火爆，拉動了當地的旅遊和消費。
海上生活有著獨特的文化魅力，今天人們可能會喜歡島上的生活方式。另外，浙江的海鮮是非常好吃的，這是我對浙江海島最簡單的印象。在我的接觸中，浙江海島的居民非常勤勉，也非常熱情。在考察過程中，我得到了許多居民的幫助，感到十分溫暖。在這一點上，我對浙江海島的感情是非常深的。我希望能盡快安排出時間，多跑跑浙江的山海，再去尋覓故人故事。
采寫｜徐悅東
編輯｜徐悅東
校對｜薛京甯、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