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觀察者網
自去年爆發新冠疫情迄今,中國各地累計確診人數逾萬者有三處:湖北、台灣、香港。因染疫而死亡的人數,也是以這三地最多。
湖北作爲疫情首處大規模爆發地,犧牲最大不難理解。但因爲投入有效的管控和充分的治療,幾乎將疫情鎖在湖北境內,從而使得其他省份的疫情相對輕微。這既保證了各省能有余力支援湖北抗疫,也保證了大陸全境能盡早解封、恢複生産。
但處于大陸邊緣、遠離湖北的台灣和香港,抗疫成績卻是全國倒數。
只不過,資本主義的香港因有內地醫療資源、特別是有內地疫苗的支撐,疫情已見停損。這從在台香港人紛紛離台回港,可見一斑。相反地,以“民主選舉優越性”爲政治號召的台灣,累積一年半來的防疫神話轉瞬崩盤,成爲外媒群嘲的防疫笑話,則令人稱奇。
超前布署的落後成績
就累計染疫死亡人數來看,大陸境內除湖北之外,死亡人數達兩位數以上者,只有河南與黑龍江;而台灣的染疫死亡人數已超過600人,是豫、黑兩省死亡人數總和的18倍,且倍數仍有加大的趨勢。
台灣每日新增新冠確診人數變動情況(圖/台灣《聯合新聞網》)
台灣每日新增死亡病例統計數據(圖/台灣《聯合新聞網》)
海南與台灣同屬大陸邊緣島嶼,也都遠離武漢,後者是前者人口的2.5倍左右。但直至6月26日,海南的累計確診人數爲188人,累計死亡人數6人;而台灣的累計確診人數是14545人,與海南相差77倍,累計死亡人數是623人,相差104倍。
上海作爲大陸的金融中心,2020年的常住人口有2487萬,比台灣多出130萬。但直至6月26日,上海的累計確診和累計死亡人數分別爲2199和7,其確診數是台灣的1/7,死亡數是台灣的1/89。
廣州市自5月下旬爆發Delta變種病毒的疫情,比台灣這波疫情稍晚開始,而且來勢洶洶,在10天內病毒就傳了五六代。但由于疫苗接種的普及,以及對全市1867萬人實施的核酸檢測,有效阻擊了疫情擴張。總計花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清零解封,僅有1人染疫身亡。
無論怎麽比,從疫情數據來看,台灣的嚴重程度遠超過湖北以外的各省市,其染疫死亡人數比湖北以外各省市的總和還多。而且,台灣的數據是在沒有全面普篩也沒有足夠疫苗下的疫情反映,因此還遙遙不見盡頭。
“民選政府”沒有民主究責
不同于大陸抗疫未達標的政府官員會下台,“民主台灣”的疫情禍害至今,卻無任何官員需要負起政治責任。
台灣當局至今無法對疫情停損,且在未經民主協商的情況下,徑自以“取之于民”的纾困金來自救,或以超標的稅收預算去外購疫苗、生産未得國際認可的疫苗來自保。如今弊端醜聞與疫情數據同步攀升,且沒有相應有效的民主究責可言。
與此相比,大陸已經成功研制WHO認可的兩款疫苗,除了免費供應包括香港在內的十幾億人民接種之外,還能援外超過4億劑疫苗。世界各國已共收到大陸提供的2900億個口罩、35億件防護服和45億份檢測試劑。同時,爲海外中國公民優先接種疫苗的“春苗行動”,也陸續在150多個國家展開,包括海外持有台胞證的台灣人在內,共逾百萬人享受這種服務。
5月20日,醫務人員在泰國曼谷邦叻區疫苗接種中心爲中國公民接種疫苗。(資料圖/新華網)
兩相比較,大陸民衆如果沒有中共領導下的政府,肯定無法在一年半內取得如此抗疫成果;而台灣民衆無法享受足夠的醫療救治、無法滿足安心的疫苗接種,甚至需要演藝人員、企業家和出家人來捐助呼告救命的蒼生,則被輿論指向一個失信失能的民選政府所致。
對于台灣人來說,這場疫情如果不是政府因素,而是依照市場供需規律和效能來作爲,則大陸疫苗或陸企代理的外國疫苗無疑是最實惠的解方。可如今哀鴻遍野的疫情,說明台灣的新自由主義路線已走向日暮途窮。
說日暮途窮,還不單指台灣的執政當局,而是走到日暮途窮的相應機制、人心和價值觀。
拒絕大陸疫苗
正如小論《台灣沒有疫苗,但有精神勝利法》所述,被外媒《金融時報》指陳台灣防疫不力的主因,是台灣的官僚文化與相應的人心。除少數小黨、個人和自媒體之外,台灣官方或民意機構無人願直面大陸疫苗,仿佛地表上不存在世衛組織認證的、境內接種占比已占全球份額40%的大陸疫苗。
一個多月來,台灣民衆每天見聞不見盡頭的藍綠白新冠攻防戰。好像這場疫情已不是自己切身的事,而是政黨政治各色明星們的舞台,台灣民衆只能在自己選出的政治人設中接受“同島一命”的精神防疫。
其實足量、有效、合格的疫苗,就近在廈門或上海;而中西結合辯證論治的醫藥處方,也可取自一年半來的武漢經驗。但大陸醫藥和疫苗,完全被排除在台灣的主流輿論場之外。明眼人看出,引進大陸醫藥和疫苗將崩解台灣多年來建構的反共人設,直接打擊當局的政治基礎──反共威權。
加缪的《鼠疫》有言:“真正的不幸,不是絕望本身,而是習慣于絕望。”
由于長年的反共威權與冷戰意識形態精神禁锢,一般台灣人習慣于缺漏大陸原鄉的曆史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習慣于沒有中國主權的政治邊界,習慣于後殖民情境中的文明等級論。無視無知無感于這種精神禁锢的不幸,已成爲一種習慣。
這種習慣既是藍綠官僚共構的反共威權所致,又在反共威權下的民主選舉內卷化。也就是說,台灣既沒有中國政治傳統的素質,又受限于美國冷戰民主的思維,在無力去殖民困境中的台灣人,只能反覆從不幸的習慣中企求“小確幸”,從而鞏固了那種不幸。
資本驅動的民選威權體制
反共威權體制的背後,是買辦型資本以及獨占型資本。
自1970年代以後,美國逐漸興起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資本家通過這種新自由主義機制控制政治,使得選舉花費一屆比一屆高昂,而不是相反。于是,人民選舉所組成的政府,只爲資本服務,而不是爲人民服務。人民竟因此成爲資本的奴隸,這已是“民主”的異化。
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義下的政黨政治只是資本的使者不同,但資本作爲上帝,以及人民作爲奴隸和信徒,並沒有根本的改變。所以美國兩黨輪替執政多年,未曾改變美國政治爲資本服務的傳統,因而也未曾改變人民是資本奴隸的地位,這從美國完全市場化的醫療體系最能看得出來。
研究現代暴政與大屠殺的耶魯大學教授史奈德(Timothy Snyder)指出,在私人保險公司、私營醫院集團和其他利益團體的控制下,商品化的美國醫療體系就像是非法的樂透。整個國家政策的利益只爲少數人服務,而不是爲了多數人共榮。[1]美國總統既然是資本的使者,自然不會以民本和王道爲己任,他的言語就像股價波動的線條。
唯美國馬首是瞻的台灣當局也構建了同樣的“民主”生態。台灣媒體發現,凡在高端疫苗公司股價下跌時,蔡英文必然會出面喊話,而高端股價一年來已翻漲10倍,就是其中例子。
高端疫苗股價走勢(圖/Yahoo奇摩股市)
2021年的台灣,幾乎複制了史奈德形容美國去年疫情時的生態:壓迫別人的人總是在抵制真相,暴君會在面臨自己引發的災難時,編織聳動的借口爲自己開脫,並怪罪于他人。[2]
史奈德表示,拒絕全民篩檢的特朗普已走向威權主義,而威權政府的特點就是隱瞞疫情和漠視人命。[3]這番話提醒人們,拒絕普篩就是威權政府隱瞞疫情和漠視人命的表現。從而讓人理解,在特朗普荒腔走板的演出後,美國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數至今已超過60萬;台灣則在爆發疫情一個多月後,超過600人染疫死亡。
即便如此,威權政治中的巨額資金還不如民間募捐那樣照顧醫護和病人;相反地,威權主義的領導只根據地方首長與自己的親疏來分配醫療資源,以彰顯他/她有權力決定人民的生死。而這樣的威權政府,卻是來自一人一票民主選舉的結果。
疫情政治下的人權
如果在14億人口的中國大陸有這種政府,依照美國疫情的比例,或將造成百萬人級別的死亡。但由于中國政府對確診者盡收盡治的作爲,才將死亡總數截止在5000多人。況且,大陸至今新冠疫苗接種已突破11億劑次,實現了維護生命的目標。
若以平均每日2000萬人接種的效能來計算,只需要一天,便能讓全台灣85%的人完成疫苗接種,而不必上演機場逃難潮、特權疫苗或搶打疫苗殘劑的段子。
但現實是,台灣人要依照當局分配三六九等的類別,奉命等待那不知何日到位的合格或不合格疫苗。“同島一命”的人權,實已成爲扛不起的大纛。新加坡《新明日報》的頭版,擺上“500人命不如1狗”的大字,圖文並茂地嘲弄這島嶼上的人權價值。
資料圖來源:社交媒體
不幸的是,習慣于價值錯亂的人們,只能親手將自己的人權信托給“民選獨裁”的政府。選票是多數人的,鈔票是少數人的。多數民選,少數獨裁,悖論地結合在一座島嶼上,形成扭曲的政治格局。
爲資本服務的官僚體系和選舉體制,利用曆史遺留的反共威權宰制台灣人的言行與三觀,使台灣人相信自己生活在最文明最進步、而中國大陸處在最落後最專制的異次元世界,從而效忠爲資本服務的官僚體系和選舉體制。後者因而能囊括兩岸交流的紅利,使其爲獨占型與買辦型的資本邏輯服務,同時又能避免台灣人的精神世界溢出他們的政治邊防。
這就是去年初綠營以興奮的“亡國感”勝出的緣故。
內卷民主的免責效應
在相同的官僚體系和選舉體制下,參選政黨的政治邊防相同;而最廉價又有效的競選方式,就是向選民恐嚇對手的政治邊防不同。于是,藍營越逆向“亡國感”掙紮,就等于越順從綠營的操作,結果就是拿香跟拜而已。一年多下來,即使疫苗荒的“末日感”來臨,順從政黨政治的政客絲毫未敢造次,蔡政府也依然擁有4成以上的支持者。
這種政治格局和“民主”生態,說明了台灣政治性格的依附性、圖利性、淺碟性和殘酷性。選民的政治認識和格局有限,加上競選且能勝選的政黨更有限,使得任何執政黨不願也不能進圖長遠。長遠的政治敵人是中國共産黨,但因爲自己不是對手,便利用當自己是棋子的美日外力爲中共的對手,以從中牟利。
所以,台灣當局慣用的套路就是“兩岸問題國際化”;而外力幹涉中國疆藏港問題時,台灣當局則樂于率衆助威,這是台灣的政治性格使然,也是台灣去殖民困境的所以然。
另一方面,內卷化的民選體制和政黨政治本身,成爲台灣當局施政免責的機制。無論4年或8年,都屬短期飯票。這就導致執政當局在有限的周期內,必然先滿足自身黨派和少數人的利益,而不去顧及大多數人的需求,也不在乎長遠的、整體的、民衆的發展,橫豎撈完了就換人去頂。
因此,台灣年年編列巨大的預算花銷,除了購買軍火和“邦誼”來鞏固精神堡壘之外,實際的基礎建設和人均薪資卻停滯不前或進展緩慢。執政黨可以任意設定無關民生的政治議題,並包裝爲民主民治的政績,結果是亂花的錢多,可用的人少,在這次疫情又一次吐實。至于債留子孫禍延後代的問題,自有下一個執政黨來面對。
所以,選民在同樣的政治格局內,每次選舉都是對現任執政黨的否定,新任執政黨也是依靠否定前任執政黨而勝出。無論選舉人、候選人或政黨,全都周期地、機械地否定眼前的對象,而不必面對自身作爲否定的對象。這種否定的免責機制,保固了沒有選擇的選舉,保固了真正該被否定的對象,反共威權得以成爲民選時代的政治遺産。
集體領導的曆史任務
但政治難得的是肯定與承擔,否定與免責不過是收割韭菜的廉價民主。李光耀在新加坡的政治實驗,就證明了這一點。
藐視西方民主的李光耀曾對媒體表示,中方在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他日後決定在新加坡推行華語的重要因素。而那場戰爭,也決定了台海兩岸不同的政治實驗,至今70余年。
70多年前,在中國領土上的大多數人民選擇了年輕的中國共産黨,這包括受邀赴天安門觀禮的田富達、李偉光、謝雪紅、楊克煌、王天強和林铿生,以及由日本返國的前台灣民衆黨幹部謝南光等台灣人。70多年來,爲了回應人民的選擇,中共領導下的人民政府承擔起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責任,承擔起慣于否定的台灣社會所不願也無力承擔起的這項曆史任務。
不同于“民選獨裁”或“威權政府”,中共選擇了集體領導的中央集權制,其根本特征是民主集中,有別于分權制衡和政黨輪替。這種選擇既有一個曆史過程,又要經過曆史的考驗,在人多勢衆、地大物博的具體條件下,逐漸形成並健全集體領導制。
南橘北枳,只有從事實和結果,才能評斷一個制度的成績。現在的中共並不向外推銷集體領導的價值或意識形態,而是專注于中國大陸自身的發展。但正是集體領導下連續的“五年計劃”,才能步步經營,建構起前述抗疫的力量和效能。
單以醫藥衛生體系爲例,大陸在中西醫藥方面采行兼容並蓄、實事求是的方針。由中央集體研議和決策,統一調度人力物力財力,完全不受國內外廠商資本家或政治勢力的影響。就在去年,當武漢江夏方艙醫院的中醫藥見效後,通過集體領導的機制而普遍施行中西方法結合的治療,沒有任何偏見或私利可以影響這種治理決策。
事後證明,各醫院確診病患轉爲重症的比率大幅降低。幾千年的醫藥傳統,通過一個百歲政黨的集體領導,而繼續煥發濟世救人的智慧。
幾個月後,台灣“立法部門”負責人在一場中醫藥的學術論壇上致詞,說“中醫”、“中藥”宜改稱“台醫”、“台藥”。今年,台灣本土疫情爆發,確診重症與死亡數目攀升,“台醫”、“台藥”依然無聲無息。
沉默之聲,應該就是這島嶼對百年中共最真實的回響吧。
參考文獻:
[1]史奈德,《重病的美國》(Our Malady)初版,譯者:廖珮杏,新北市:聯經,2020年12月,第48-51頁。
[2]同注1,第164頁。
[3]同注1,第183-1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