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0年中國人均GDP超過4 000美元，標志著正式進入“上中等收入”行列。文章對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等國家進行比較，以跨越這個“陷阱”並早已進入高收入行列的東亞“四小龍”爲參照系，指出中國經濟發展已經曆了2次跨越，經曆了市場驅動和要素驅動的階段，目前剛進入效率驅動即“上中等收入”階段，未來將要穿越上中等收入，經曆“創新驅動”的高收入階段。文章分析了中國在效率驅動即“上中等收入”階段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種誘因，提出避免掉進“陷阱”和經濟轉型的動力問題，並提出需要防止的7個主要陷阱。
【關鍵詞】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增長 中國模式 競爭力 社會保障
【作 者】鄭秉文 中國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2010年，中國人均GDP終于走出“下中等收入”組，進入“上中等收入”組的下沿。這是一個重要的曆史節點，它標志著中國現代化進程從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經濟發展水平邁上了一個更高的台階，社會進步將要面臨一次新的跨越，同時也意味著，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未來將面臨一些新的、嚴峻的挑戰。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分析與國際比較
世界銀行將世界各經濟體按年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分爲低、中、高3組，並每年公布調整的標准。根據2010年8月的最新標准，低收入爲年人均國民總收入995美元及以下，中等收入爲996-12195美元，高收入爲12196美元及以上。其中，在中等收入標准中，又劃分爲“偏下中等收入”（以下簡稱“下中等收入”）和“偏上中等收入”（以下簡稱“上中等收入”），前者的標准爲996-3945美元，後者爲3946-12195美元。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幾十年來，拉美和中東的很多經濟體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對不斷上升的工資成本，這些國家作爲商品生産者始終掙紮在大規模和低成本的生産性競爭之中，不能提升價值鏈和開拓以知識創新産品與服務爲主的高成長市場”，即指有些國家和地區長期滯留在下中等收入階段，有些國家和地區則較快走出下中等收入階段，但卻在上中等收入階段徘徊不前。
人們在討論“中等收入陷阱”案例國家時，主要將目光集中在拉美、東亞和中東地區。拉美是中等收入國家最爲集中的地區，在其33個經濟體中，中等收入有28個，其中，下中等收入9個，上中等收入19個。並且，很多拉美國家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就已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例如，智利于1971年人均GDP達到1097美元，烏拉圭1973年達到1405美元，到2009年分別爲9645和9420美元，據預測，這兩個國家2011年將進入高收入行列；墨西哥1974年（1255美元）和巴西1975年（1144美元）也分別達到中等收入水平，2009年分別是8144和8121美元；哥倫比亞1979年人均GDP達1063美元，2009年爲5126美元。阿根廷早在1962年人均GDP就達到1145美元，但2009年僅爲7666美元。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10月的一項預測，在未來5年內，阿根廷人均GDP與高收入標准仍存在較大距離（IMF，2010）。截至2011年，拉美地區上述國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滯留時間37年，其中智利40年，烏拉圭38年、墨西哥37年，巴西36年，哥倫比亞32年，阿根廷更是長達49年。
自19世紀中葉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全球230多個經濟體中只有60多個成爲高收入國家和地區，絕大部分至今還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少數仍未走出低收入行列。值得注意的是，的是，目前的一些高收入國家，在半個世紀前，其經濟發展水平還不如某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例如，1962年阿根廷人均GDP既高于其前宗主國西班牙（519美元），也高于其移民主要來源地的意大利（990美元）；然而，西班牙1969年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1978年跨入高收入行列，2009年人均GDP爲31774美元；意大利的增長速度更爲迅速，1963年達到中等收入水平，1975年就成爲高收入國家，2009年人均GDP爲35084美元，而阿根廷卻未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葡萄牙作爲巴西的前宗主國，1960年人均GDP爲804美元，巴西爲（208美元）同屬低收入國家。但是，葡萄牙1971年達到中等收入水平，1987年又進入高收入行列，2009年人均GDP爲21903美元，而巴西僅處于中等收入水平。
二、中國經濟發展的3次跨越與4個階段
2009年中國人均GDP爲3744美元。2010年中國GDP增長率10.3%，經濟總量39.8萬億元，據此計算人均GDP將超過4200美元。據國際貨幣基金2010年10月的一項預測，2010年中國人均GDP將達4283美元。這些數據意味著，2010年中國已突破世界銀行最新調整的上中等收入標准3945美元，正式跻身于上中等收入行列。
（一）中國經濟發展的3次曆史性跨越：國際比較的角度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1978年人均GDP僅在155美元的起點上，只用了23年便于2001年突破1000美元大關（1042美元），正式進入下中等收入組，實現了第一次跨越；隨後僅用了9年時間突破4000美元大關，從下中等收入一躍跻入上中等收入行列，完成了第二次曆史性跨越。
這是一次“驚險的跨越”，它向世人再現了“東亞速度”。在被譽爲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典範的“東亞奇迹”中，日本、中國香港地區用了7年，新加坡用了8年，韓國用了11年。這個“驚險的跨越”意味著，如果將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視爲“中等收入陷阱”的兩個不同階段的話，中國已成功跨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初級階段。相比之下，在這個跨越中，馬來西亞用了18年，泰國用了20年；拉美國家平均用了22年（1974年拉美國家人均GDP爲1188美元，1996年4042美元），其中，墨西哥用了18年，烏拉圭用了19年，巴西用了20年，智利用了23年，阿根廷用了26年，哥倫比亞則用了28年，而其前宗主國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別僅用了9年和15年，意大利則用了14年。
在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之後，中國面臨的是如何實現第三次跨越，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推測，中國實現第三次跨越、順利進入高收入組的時間大約在“十四五規劃”期間，即從現在起大約需要11-15年左右。如果不出意外，按照這個預測，中國的“第三次跨越”將有可能再現“東亞速度”。在這個跨越中（3946-12196美元），日本用了12年，新加坡用了11年，中國香港地區用了11年，韓國僅用了7年（見表1）。
1.第一階段1978-2000年：“市場驅動”階段
1978-2000年是中國經濟成長的“市場驅動”階段，也是人均100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國之所以能夠保持高速增長、成功飛越“貧困陷阱”，除其他因素外，無論是農村包産到戶，還是城鎮國企改革，一個重要原因是明晰産權性質，引入市場等價交換的激勵因素，使幾十年高度計劃體制壓抑下的生産力得以釋放，尤其是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後，市場經濟制度逐漸完善，增長速度從1992年的14.2%，逐漸回歸到2000年理性的8.4%。這個發展階段是市場經濟制度不斷試錯、試驗、探索和建立的階段，一切改革領域都是爲了建立市場經濟制度，每一屆政府都在爲引入市場和驅動增長而努力。
增長的背後是市場的推動，成長的動力是市場的驅使。在高度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有形之手”突然被市場“無形之手”替代之後，市場勢力的結果必然帶有相當的自發性、盲目性、甚至是瘋狂性。而正是這些原始的市場爆發力，推動中國最終跨越低收入發展階段。
2.第二階段2001-2009年：“要素驅動”階段
2001-2009年是中國經濟增長的“要素驅動”階段，也是進入下中等收入的重要曆史階段。根據現代增長理論，經濟增長取決于勞動、資本及資源和技術進步的投入。在下中等收入階段，發展中國家往往利用比較優勢，以要素投入來拉動增長，尤其對石油、天然氣、礦産、農産品等自然資源豐富的經濟體，要素驅動特點十分明顯，甚至到了“資源詛咒”的依賴程度。毫不例外，此階段中國經濟增長也明顯帶有勞動驅動、資源驅動、資本驅動甚至土地驅動的“有形要素驅動”的曆史特征。
首先，從勞動要素投入看，由于中國正處于人口紅利高峰期，豐富和廉價的勞動力成爲經濟增長的比較優勢，以勞動密集型産品出口爲主的對外貿易自然就成爲一個重要增長引擎。從外彙儲備增長趨勢可以看出，外彙儲備保值增值的壓力主要就是在這9年之中形成的，2001年僅爲2121億美元，2010年末激增至2.85萬億美元。有研究認爲，勞動對增長貢獻率的變動以2003年爲界可大致分爲兩個階段，此前貢獻率較低，此後逐漸穩定下來。其次，從資源要素投入看，土地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年增大，甚至很多年份超過勞動的貢獻率，1997-2008年平均在20%-30%之間；礦産資源的消耗對工業增長的貢獻率更要高一些，有研究認爲高達37%，環境資源消耗的貢獻率是18%，能源的貢獻率爲16%。最後，從資本要素投入看，中國的投資率始終居高不下，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引擎，例如，2000年投資率爲35%，2009年提高到40%以上，而同期消費率則從2002年的60%下降到2006年的50%以下。
這個發展階段，盡管是粗放的，但卻是幸運的，中國加入WTO恰好貫穿了這個階段的全部。這是一個曆史性的機遇，中國抓住這個機遇，帶著2.85萬億美元的外彙儲備，利用9年的時間，順利走出這個階段，進入下一個發展階段。
3.第三階段2010年至“十四五”規劃：“效率驅動”階段
從2010年至“十四五”規劃，是人均GDP達到4000-12300美元的上中等收入階段，是中國經濟增長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轉型的重要階段。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轉型有兩層含義，一是從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驅動爲主向依靠消費、投資與出口協調拉動轉型，屬于一國發展戰略；二是從粗放增長向集約增長轉型，既提高生産力和競爭力的水平，是進入高收入（第四階段）的必由之路。對于轉變發展戰略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在此次金融危機之後已形成社會共識。經濟轉型的關鍵在于粗放向集約轉型，這是效率驅動的主要內涵，既改善投入産出比，提高投資報酬率，提升經濟競爭性，以獲取長期增長的可持續性。相對于要素驅動階段，效率驅動階段強調的是增長的良性循環：報酬率是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改善投入産出比就可提高生産力，生産力水平提高之後就會提高投資報酬率，包括物質投入、人力投入和技術投入；因此，反過來，國民收入的可持續能力決定于生産力，投資報酬率也決定于生産力，而增長潛力又決定于投資。
4.第四階段“十四五”規劃之後：“創新驅動”階段
“十四五”規劃之後，中國開始進入高收入階段，這是一個技術創新驅動增長的階段。衆所周知，雖然改善制度、減少宏觀經濟不穩定性、提高人力資本、修建社會基礎設施等都可獲取收益並帶來增長，但都難逃報酬遞減的鐵律。長期看，增長和提高經濟的競爭力只能依靠技術創新。在高收入發達國家，技術創新無一不是驅動增長的根本源泉。在高收入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中，技術創新的貢獻率達70%，而中國的創新貢獻率還不到40%。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也是提高綜合競爭力的關鍵，同時，也是當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部署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戰略通道。
綜上所述，在中國經濟增長的4個階段中，市場驅動階段的本質是中國經濟史的制度變遷，強調的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轉型；要素驅動階段實際是比較優勢的必然階段，強調的是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效率驅動階段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強調的是市場經濟制度內涵的提升和社會轉型；技術創新階段是高收入經濟體的趨同發展階段，強調的社會轉型和政治轉型。
三、中國積極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7個挑戰
中國成功走出下中等收入階段這個“矛盾突顯”時期，剛剛進入“陷阱密布”的上中等收入階段。未來十幾年，尤其“十二五”期間，是中國避免掉進“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進入高收入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毋庸置疑，與下中等收入階段相比，中國在上中等收入階段面臨的考驗將是全新的，面對的挑戰將是嚴峻的。與其他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相比，中國在中等收入階段遇到的問題更複雜，任何一個失誤都可能存在導致掉進“陷阱“的風險。作爲世界第二大新興經濟體，中國經濟增長備受矚目，甚至被視爲全球增長的一個引擎，稍有波動，對區域甚至全球經濟就會産生較大影響。根據近十幾年來周邊國家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結合中國曾在下中等收入階段遇到的問題，針對中國在上中等收入階段有可能遇到的挑戰，筆者提出如下建議。
（一）避免“轉型陷阱”，抓住增長方式轉變的曆史機遇
中共中央第十七屆五中全會剛通過的《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十二五”規劃建議）指出，未來5年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爲主線，這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爲主線，顯然是指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爲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盡快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但是，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十分突出，這個基本判斷正如“十二五”規劃所論述的那樣，完全“符合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性新特征”。在上中等收入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社會面臨的階段性新特征或落進“中等收入陷阱”的諸多誘因可以主要是：投資和消費的失衡關系難以扭轉，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更爲明顯，産業結構還不合理，城鄉區域發展很不協調，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擴大，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農業基礎仍然非常薄弱，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制約可持續增長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各種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等等。所有這些“階段性新特征”，都是在進入上中等收入水平之後需要在增長方式轉型中逐步加以解決的，這就需要抓住曆史機遇，充分利用各種有利條件，准確把握發展趨勢，以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世界經濟史上，由于沒有抓住曆史機遇導致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滯後並從此一蹶不振的案例也不少見。早在19世紀中後期，拉美國家就陸續踏上了現代化之路。在爾後的百余年內，該地區經曆了初級産品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工業化和新型出口導向這樣3個發展階段，曾經曆過兩次轉型。第一次轉型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以後,拉美的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是迫于30年代大蕭條並主要從40年代後期開始轉型的，大約滯後了15-25年。第二次轉型主要發生在20世紀80-90年代，特別是21世紀以來。拉美進口替代發展模式爲拉美打下了相當的工業基礎，取得一定的成就，但與東亞相比，拉美增長率不可同日而語：1961-2000年東亞新興經濟體增長率年均在7%以上，1973年中國香港地區曾高達17.4%，而拉美平均只有1.7%，在“失去的80年代”甚至跌爲負增長。
縱觀20世紀百年來拉美經濟發展曆程，其兩次轉型合計延遲大約50-70年，尤其第二次轉型的延誤，從一個側面成爲解釋當今拉美國家整體上經濟發展始終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理由這樣認爲，對拉美經濟轉型的機會成本而言，“失去的80年代”只是一個符號，實際上就經濟發展的國際比較來看，“失去的”至少是半個世紀。
（二）防止“拉美陷阱”，實現“包容性增長”
“拉美陷阱”主要是指分配不公，進而指兩極分化的社會、動蕩不安的城市和毫不守信的承諾等。收入分配不合理，甚至與擴大社會消費總需求逐漸脫節，將不利于經濟增長；如果這個自由市場制度的缺陷長期得不到糾正，就意味著分配原則和分配政策沒有考慮到有利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在初始分配環節的分配原則並沒有將社會總消費需求和宏觀經濟總量增長的關系等因素考慮進來的情況下，政府應該及早出面糾正“市場失靈”，否則，將不利于擴大內需和加快增長方式轉變，有損于增長的可持續性。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分配原則及其方式應是包容性增長，即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而不是拉美式的“增長性貧困”，即一方面經濟呈低速增長態勢，但另一方面貧困率也居高不下。
中國基尼系數雖低于拉美的中等收入國家，但卻高于很多亞洲發展中國家，且呈逐漸攀高的趨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減貧成就斐然，舉世公認，但分配不公卻始終受到社會的诟病，並且城鄉之間、沿海和內陸之間、行業之間、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因此，在踏進上中等收入“門檻”的關鍵時刻，從“GDP增長”向“包容性增長”轉變，其本質含義與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轉變具有異曲同工之處，在未來十幾年裏，當曆史行進到上中等收入階段的後期，人均經濟總量大約將是目前的3倍，如不采取有效的措施，貧富差距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社會矛盾將積重難返，對社會安定形成威脅。
（三）跨越“福利陷阱”，保持社保制度與經濟增長的同步發展
中國經濟正處于上升期，社保制度也同樣處于建設高漲期。但目前中國的問題是社保制度沒有跟上經濟高速發展的步伐，制度建設顯得非常滯後，沒有充分發揮保障居民消費和擴大內需的應有作用。在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之後，迅速的城鎮化、大規模的非農化和生活水平的整體提高，必將使社保制度的現狀顯得更爲滯後，尤其是經濟增長的預期使人們對社保制度的要求更高，社保制度面臨的壓力更大。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是要保持清醒頭腦，居安思危，吸取當年歐洲發達國家處于中等收入階段時和拉美國家的一些教訓，始終保持社保制度與經濟增長的同步發展，既不要滯後，也不應超前，滯後將不利于擴大消費和經濟增長，超前會“透支”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成爲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換言之，社保制度建設中要防止出現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傾向。
（四）防止“金融陷阱”，金融改革應慎之又慎
此次金融危機中，中國金融業經受住了嚴峻考驗，受到較大影響的主要是實體經濟。在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因爲中國金融體系還沒有完全開放和融入國際金融體系的結果，但盡管如此，其結果還是受到國際業界的充分肯定和認可，比如，每年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對中國“金融市場成熟度”的單項排名就從一個側面說明一定問題：2008年排名僅爲第109名，2009年前進至第81名，2010年躍升至第57名。
在中國邁入中等收入階段時，一方面應堅持改革，加大金融業的開放度，不要因噎廢食，但同時應采取十分謹慎的態度，循環漸進，這是因爲，從防範危機的實際效果看，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和金融體系的開放程度和進程必須取決于中國國情。同時，還要繼續加強金融監管體系建設，完善監管制度，建立一個健康的金融業和銀行業。否則，金融體系一旦出現問題，勢必拖累整個實體經濟，影響增長，欲速不達，甚至有可能落入“金融陷阱”。
（五）小心“美元陷阱”，確保國民經濟安全
截至2010年第三季度末，全球外彙儲備爲8.99萬億美元；截至2010年12月底，中國外彙儲備爲2.85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由于相當一部分外彙持有美元資産，規模巨大的儲備資産的安全問題越來越引起全社會的極大關注，甚至在2009年3月13日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溫總理在答記者問時說，“我想再次重申要求美國保持信用，信守承諾，保證中國資産的安全。”但是，中國儲備資産的價格主要依賴于一系列不確定、不穩定和不正常的因素，如同保羅•克魯格曼教授曾《紐約時報》載文指出的，中國積攢了2萬億多美元外彙儲備，人民共和國變成了“T-bills共和國”，已經“將其自身推到一個美元陷阱之中，既不可能從中脫身，也不可能從一開始就改變策略不跳入這個陷阱”；即便不考慮美國國債券收益過低問題，由于以美元標價，一旦美元貶值，中國外彙儲備也會遭受巨大損失。事實上，由于美國持續的經常項目逆差、巨額外債、貨幣供給急劇增加、巨額赤字等因素，中國儲備資産面臨著威脅，其持有的美元資産實際已經貶值。
四、結 語
毫無疑問，中等收入發展階段是中國仍可以大有作爲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各種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的陷阱密布期。在這個發展階段，中國既面臨難得的曆史機遇，也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各種風險挑戰，除前述的“轉型陷阱”、“拉美陷阱”和“福利陷阱”之外，還面臨著諸如“金融陷阱”的風險、“美元陷阱”的考驗、“民主陷阱”的誘因、“失衡陷阱”的危險等等，甚至還包括主要來自房地産市場的“資産泡沫陷阱”和來自國際舞台的各種各樣的“惡意捧殺陷阱”等。這些大大小小陷阱，構成了中國獨有的中等收入階段的“階段性新特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國式”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
盡管如此，33年的改革開放爲中國順利度過中等收入階段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積累了豐富經驗，爲中國經濟長遠可持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有理由相信，在中國發展道路上，在不久的將來，在中國的第三次跨域中，“中等收入陷阱”必將成爲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