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總統令，宣告台灣地區，自76年（1987年）7月15日零時起解嚴」。1987年7月14日，操著一口東北口音的新聞局長邵玉銘向在場的200多名中外記者宣布了這一消息。自此，作為人類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戒嚴，伴隨統治強人的一聲號令，在台灣划下了句點！當時解嚴只限台、澎兩地，不及於福建省的金門縣、連江縣。金、馬直到五年後才解除戒嚴，同時廢止戰地政務。
1987年12月25日，在台北中山堂的行憲紀念日大會上，當國大秘書長何宜武代總統致辭時，台下的民進黨拉起了布條，大聲地抗議，這或許是蔣經國生平第一次近距離感受從潘多拉魔盒中釋放的「民主」魔力，只是此時他的雙眼幾近失明。蔣孝勇後來回憶說:「父親變得很沉默，不太講話。」20天後，蔣經國吐血而逝。
強人領導蔣經國在其生命的最後階段打開了台灣民主化的大門（圖源：VCG）
2016年1月16日，在蔣經國逝世後的第28年，伴隨初冬的瑟瑟寒風，在攸關國民黨存亡絕續的總統大選一役中，黨內天王望風而潰，最終一敗塗地。一年多前，國民黨在2014年底的「九合一」地方選舉慘敗。六大「直轄市」僅存其一之後，全黨上下瀰漫著一股集體從沉船逃亡的氣息。唯一不同的是，如今引咎辭職的黨主席從馬英九換成了被拱上戰場的朱立倫。
而將這個「百年老店」漸漸推向歷史舞台的邊緣的：一個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毛澤東，另一個是幼承庭訓、溫良恭儉讓的馬英九！惶惶67年，兩個湖南人，像是歷史跟國民黨開的一個玩笑。
派系鬥爭的歷史宿命
100多年來，國民黨歷經西山會議派另立中央、寧漢分裂、汪精衛集團叛黨叛國、左派脫黨、新黨出走、林洋港陳履安分別獨立參選總統、宋楚瑜出走和開除李登輝等多次大的分裂。無論是在大陸時期還是轉進台灣，派系傾軋、你爭我斗似乎是這個黨無法擺脫的宿命。而2013年的「馬王之爭」，更成為三年後國民黨大選慘敗的最直接導火索。
2013年9月，台灣特偵組意外監測到時任立法院長王金平打給民進黨總召柯建銘的一通電話。王在電話中透露：柯所涉及「全民電通背信案」更一審案承審法官林秀濤，是法務部長曾勇夫的人，表示一切搞定。兩天後，馬英九舉行記者會，以「台灣民主法治恥辱的一天」痛斥王「侵犯司法獨立」。以領導人身份出手，對同黨籍的國會議長開鍘，掀起一股政治風暴。
其實，所謂的「馬王心結」由來已久，2005年二人競逐國民黨主席時，馬團隊曾暗指王金平黑金。馬英九接任黨主席後，二人矛盾愈演愈烈，形成「馬團隊」、黨中央與部分「挺王立委」及地方派系的矛盾。「馬王心結」表面上看是私人恩怨，事實上牽動頗多。國民黨執政後，馬英九大力主導的包括油電雙漲、證所稅等政策，在「立法院」都遲遲不能通過，王金平不肯動用「警察權」，民進黨杯葛議事的功力得以盡情發揮，這不僅使行政團隊政策推行處處掣肘，更讓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走到歷史新低。
作為「外省精英」與「本省精英」的代表，馬王恩怨的背後，也是國民黨內部派繫結構性矛盾的外顯。
國民黨內的派繫結構，是台灣政治轉型的產物。威權時代，強人領袖說一不二，不允許黨內派系的公開和正常運作。經過1950年代初的黨務改造運動，國民黨構建了從中央到省、縣、區、分區直至黨小組的等級制組織體系。兩蔣時期，由於「政治強人」掌控掌權，各派系雖山頭林立，也只能在隱性狀態下運作。
引爆「九月政爭」貌合神離的馬英九與王金平（圖源：Reuters）
但是，外省精英壟斷政治的合理化基礎建立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維持全中國的代表性。而民主化必然引發政治權力由外省集團向本省族群分配的政治訴求。與此同時，也可能引發國家認同的危機，使得反對勢力可以運用這兩個矛盾凝聚本省籍選民的支持，嚴重威脅國民黨的執政地位。
對此，國民黨執政者很早就開始重視這些矛盾，並採取細膩的設計來沖淡省籍對立的潛在威脅，在蔣經國「吹台青」政策的驅動下，徐慶鍾、謝東閔、林洋港、李登輝等一大批本省籍技術官僚紛紛入閣，在無形中消弱了反對陣營利用省籍或國家認同議題進行政治訴求的力道。
但是民主政治轉型後，這股矛盾在國民黨內部也開始浮上檯面，1990年的「二月政爭」，展開了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與大陸籍元老為主的「非主流派」之間的角逐。在國民黨政權完成本土化過程後，「新國民黨連線」出走國民黨，郝柏村、林洋港等「非主流派」脫黨加入1996年總統大選，原本跟李登輝情同父子的「主流派」代表宋楚瑜與國民黨決裂另立親民黨，角逐2000年總統大位。而李登輝更在被開除黨籍後轉向「台灣團結聯盟」，追求激進的台獨路線，這背後都反映了國民黨內部的意識形態正統與非正統的黑白之辯，屬於不可調和之矛盾。
馬英九就任國民黨主席以來，雖然力主擺脫這種派系文化的影響，但其個人性格固執保守，加之核心團隊多具有同質性，除了外省二代外多為學者型技術官僚，這種依靠理念趨近的結合是非正式的「派系」，與建立在恩惠基礎上的「侍從型」派系在理念上大相逕庭，最終引爆改寫台灣政治版圖的「九月政爭」，某種程度上講，也屬偶然中的必然。
資產階級政黨屬性與基層民意的原生矛盾
或許馬英九不曾想到，「九月政爭」的餘音未散，2014年3月18日，一場風起雲湧的「太陽花學運」，幾乎成為壓垮國民黨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
毋庸諱言，太陽花學運的後續發展，仍沿襲了「九月政爭」的余續。2014年4月6日，立法院長王金平走進了被太陽花學運占領的國會議場，彎腰跟學生握手、撫摸學生的頭髮。這一天，他反擊了自3月18日以來，來自馬英九對他不斷施加的強大壓力。
在20多位挺王立委的簇擁下，王金平在議場門口前，發表了680字的聲明，進而宣布了這句「石破天驚」的關鍵語：金平秉持院長職權，鄭重向各位報告，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完成立法前，將不召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相關黨團協商會議。
風暴過後，給國民黨的形象與兩岸路線致命一擊，到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慘敗，台灣政治版圖藍綠易位，重要縣市悉數落入敵手。此時馬政府的處境，好似1949年初歷經三大戰役後的歷史重演！和公元2000年不同的是，此時的選民結構已「藍小綠大」，年輕世代不願與之為伍，民意的鐘擺，似乎再也回不到國民黨這邊了。
回顧整個318學運，總體表現為學生及公民團體反對自由貿易、反對分配不公、反對財富集中的政治訴求。對台灣來說，當今的中國大陸既代表了大資本主義，又代表了大國家主義，恰恰就是一個「國家-資本-國族」的緊密結合體，而當下的服貿協議，正是一個將台灣進一步併入這個結合體的強大工具，面對著「進去就再也出不來了」的可怕威脅。
2014年風起雲湧的太陽花學運（圖源：中央社）
但是當反對者將此訴求投射的一個將江浙商業文化、城市資產階級政黨文化根植於骨髓里的國民黨時，顯然是緣木求魚，註定無法收穫預期的效果！
遙想當年，在江浙財團支持下，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清共，將政治上代表農工等社會底層利益的中國共產黨清除出國民黨。據統計，整個清黨運動中，共有31萬餘人被殺。1927年4月清黨前，國民黨有黨員60餘萬，1928年3月只剩下22萬。此後，蔣介石通過在上海發行債券，江浙財團負責承銷或直接購買，籌集資金，壓倒了黨內胡漢民、汪精衛，軍中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等實力派。
而伴隨蔣介石嫡系的黃埔系軍事集團崛起，這時，蔣已不再滿足於成為江浙財團的代表，而是要以權力為後盾，向資本出手，建立自己的經濟基礎，這就出現了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國民黨的資產階級本性，決定了它們不可能真正與工農結合，分享革命成果，最終與中共分手。
國民黨轉進台灣後，扶持民營工業發展的政策，成功地帶動民間投資的風氣，許多叱吒風雲的財團，藉由國家特權保護而興起。隨著政治民主化，台灣的政商關係在1980年代後逐漸從過去的威權侍從關係，走向「大小夥伴關係」，擁有經濟資本的資本家開始與擁有政治資本的政治人物平起平坐。甚至，逐漸壯大的財團也企圖利用地方派系等政治勢力的結盟，改變與國民黨之間的侍從關係。
1998年國民黨十三全會，企業界出身的黨代表有55人，中央委員有6人，中常委則只有辜振甫和許勝發2人。十四屆全會時，企業界黨代表增加至187人，工商界代表的人數位居第二，僅次於行政人員，中央委員高達15人，中常委則首度將三大工商團體理事長納入其中。民主化後，國民黨與資本家建立了更緊密的聯盟，資本家在黨內的地位有顯著的提升。在政治轉型過程中，一方面看到國民黨的財團化，另一方面看到財團的政治化。
與此同時，新崛起的年輕世代成長於網絡時代，相對於經濟增長，他們更關心公平、環保、參與等非物質訴求。國民黨引以為榮的兩岸政策，在他們看來不過是兩岸權貴的搖錢樹。他們的政治能量在反服貿、反核四、反媒體壟斷、太陽花學運等一系列社會運動中得到了充分展現。
在選民藍綠結構易位，綠營基本盤穩固的前提下，國民黨如不去除內部的家族化政治，打開固化的上升渠道，不傾聽年輕世代的訴求，大陸的失敗還將會在台灣重演。
曾經叱吒風雲的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圖源：VCG）
無力的兩岸論述與無法消弭的認同歧見
台灣解嚴的30年來，令蔣經國無法預料到的是，政治民主化並未成為國民黨提升自身統治合法性、解決內外合法危機的成功路徑。在新的政治語境中，這個帶領人民陸續挺過70年代的外交危機、石油危機，並在80年代末期迎來相對平和的民主衝撞轉型過程的國民黨，在民進黨構建的「台灣主體性」的論述下， 已無力提出兩岸及國家發展的論述。
1990年，台灣的政治場域發生著急速的巨變。在強人統治結束後，當年的「海外黑名單」團體紛紛返台，初期他們和過去來自地方的美麗島世代、律師團與家屬、新興社運人士，形成民進黨內部的分化競爭，並且在台灣民主運動的光譜中，成為代表台灣民族主義路線的主導，進而改變了民進黨創黨時期的組織與屬性。其政治效應，就是「台獨」言論與結社自由在「刑法100條」被廢後獲得空前保障，過去的政治衝突也從威權民主化轉向台灣地位、國家認同的矛盾。
與此同時，國民黨也面臨內部鬥爭與自我轉型的危機。1990年的「二月政爭」以李登輝為首的「主流派」與蔣緯國、俞國華為代表的「非主流」派的博弈，最終主流派大獲全勝。但是李登輝接手的國民黨是一個依賴台灣地方派系、中央-基層恩護關係統治台灣的列寧式政黨。由外省精英組成的國民黨與台灣草根社會仍然脫節。
當李登輝要把國民黨「起源自中國近代衝突的革命政黨屬性」轉化為「歸屬於台灣的現代的民主政黨屬性」，藉此解決「黨意」與「民意」脫節的問題，必然選擇新的歷史觀點，認同台灣人受外來者欺壓、爭取自決的歷史意識。但是當其說出「台灣人的歷史悲情」，承認國民黨的外來統治者身份，也就更加深化了台灣政治社會中的「省籍」「族群」矛盾，也必然造成國民黨的進一步分裂。
儘管解嚴之後，國民黨的威權地位逐步失去法律庇護，但在民主化的前14年里，國民黨始終能透過選舉維繫在政治上的優勢地位，歷經四次國會改選，依然能維持多數黨的地位。公元2000年總統選舉，國民黨遭遇有史以來最大的挫敗，雖然政黨輪替在民主國家已經成為常態，但國民黨的失利還是拜李登輝棄宋保連的個人意志所賜，最終導致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漁翁得利。
但是國民黨更深層次的危機在於面對「福佬沙文主義」的話語霸權，為了避免被打成「中共同路人」或「賣台集團」，國民黨開始選擇拿香跟拜，2008年政黨二度輪替，馬英九領先200萬票的勝選結果，蓋因扁政府的績效不彰與其個人的貪腐行為，而馬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的三不主張，某種程度更是李登輝執政中後期國民黨本土化路線的延續。
蔣經國（中）最終將權力交給了只敢坐椅子1/3的李登輝（左一）（圖源：VCG）
回顧歷史，蔣經國領導的國民黨在1980年代中期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時，並未充分意識到被殖民半個世紀的台灣，隱藏在省籍矛盾背後的是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衝突。「二月政爭」表面看是不同陣營的權力或改革路線的博弈，但內里仍是國家認同的分野。當前台灣民主體制難以整合的困境很大程度是因為國家結構出現了正當性危機，國族身份認同變成了台灣內部最具破壞性、撕裂性的矛盾。
平心而論，在民主轉型中台灣民眾的本土化訴求有其合理性，但是當人性層面的種族主義、排他意識、歷史仇恨等陰暗成分大肆橫流，甚至依靠發動民粹主義表達對外省人核心的話語體系和權力結構的反彈，服膺「台灣人出頭天」的政治正確。這種「本土化」的政治訴求卻將台灣社會導向另一種「反民主」的話語霸權與政治邏輯中。
而對國民黨來說，如果喪失了國家方向的主導權，在政黨核心價值的論述上繼續選擇消極、被動與逃避，勢必無法感動人民也再難以吸納新的支持者，在民主政治的遊戲中，它好似一葉孤舟，伴隨戲劇化的宿命，在政海中翻騰，於風雨里搖曳，行渡百年卻始終難現彼岸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