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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愛工程的種子教師爲學生講授艾滋病防控知識。 申 堃攝
位于河南省林州一中的青愛小屋。 本報記者 劉 峣攝
孩子們在認真聽講。 申 堃攝
學生在性教育課堂上體驗懷孕狀態。 申 堃攝
“關于性，孩子們知道什麽，想了解點什麽？”
不久前，成都大學教授胡珍舉行了一場以“談性說愛”爲主題的講座。地點在當地一所重點中學，聽衆都是高二年級的學生。
孩子們興致很高，胡珍讓大家用紙條寫下自己想聽的內容。打開一看，胡珍有點意外。
“我統計了一下，70%學生都在問LGBT(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的統稱)、‘嗑炮’和‘文愛’(通過語音或文字聊天來滿足自身性需求)、‘耽美文學’……這些內容無一例外都是從互聯網上看來的。”胡珍說。
在近日于河南省林州市舉行的全國學校防艾和性健康教育交流會上，胡珍以此爲例，向來自全國各地的老師抛出了問題——“我們知道青少年在關心什麽嗎？我們怎樣從青少年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的需求？”
性騷擾、性侵害、艾滋病低齡化……近年來，多起惡性事件的發生讓性教育得到了社會各界的重視。盡管如此，什麽是“性”、如何開口談“性”等話題依舊是社會的敏感點。性教育的開展與普及，也常常成爲圍繞在政府、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間的一場“無聲博弈”。
面對阻力與不解，仍有人負重前行。交流會期間，來自性教育領域的專家與教師，講述了自己的故事與困惑。
是堵，還是疏？
大三學生小光，受大學同學邀請一起出去玩，在一家會所中和來自中國台灣、新加坡的同性朋友吃飯、唱歌。在朋友的誘惑下，小光嘗試了性興奮藥物，並與朋友發生了性關系。等到過後因發燒到醫院檢查時，發現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在交流會上，北京地壇醫院紅絲帶之家辦公室主任王克榮講述了諸多自己親身經曆的病例。“很多孩子沒有自我保護意識，直到得了艾滋病才感到‘一切都完了’。”王克榮說，艾滋病感染的低齡化令人心憂，很重要的原因是青少年缺乏防艾等性健康教育。
事實上，如今的孩子並不缺少性知識的獲取途徑。互聯網帶來的信息爆炸，讓“性”內容幾乎觸手可及。“父母和老師要認識到，你不教性知識，不意味著我們的孩子不知道、不接觸、不思考。”胡珍說。
但性教育的進行，絕非“百度一下”就能解決。
“真正的性知識應該是科學的、系統的。互聯網上的信息良莠難辨，充斥著大量誘惑性、挑逗性內容。孩子很可能從中受到錯誤的引導，認爲這就是性，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胡珍說。
遺憾的是，面對海量信息的沖擊。不少家長和老師的選擇是“堵”——恐慌和禁止，而非“疏”——交流和教育。正如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葉小文所言，我國青少年性教育存在兩大主要矛盾：一是學生對性知識了解程度與性教育供給不足的矛盾；二是國家政策高度重視和家庭與學校教育缺位之間的矛盾。
囿于文化和觀念等因素，家長和老師不了解性、羞于談性，是我國性教育普及步履緩慢的重要原因。中國教育學會名譽會長、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顧明遠說，現在社會上很多人對性健康教育有顧慮，實際上是對性教育的意義和內涵不夠了解。性教育是青少年成長過程中不可回避的話題，這對他們的身心健康乃至一生的健康和幸福都至關重要。
胡珍形容，自己每次給老師和家長做培訓和講座，都像祥林嫂一樣——“不斷告訴大家性是什麽。它不只是性交、性行爲。”
“有些家長覺得，艾滋病離我的孩子遠得很，對這些性教育聽都不愛聽。結果呢？孩子就像小光一樣，受到了傷害。”胡珍說，“性教育的目的並非解決艾滋、性侵等單一問題，而是爲了讓孩子有能力保護自己，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作出負責任的選擇，成爲一個全面發展的、幸福的人。”
很多性知識更豐富的“80後”“90後”爲人父母，爲性教育的開展掃除了障礙。但胡珍表示，面對互聯網等海量信息的挑戰，很多家長和老師仍然缺乏相關的知識和技能。“作爲教育者和父母，面對互聯網帶來的挑戰，我們自己應該有高于孩子的性知識和態度，並有教育方法上的積累。”
孩子太需要這些知識了
“媽媽懷孕真辛苦啊。”在課堂上，學生們輪流在胸前挎上書包，模擬媽媽懷孕時的樣子。看到肚子裏的“寶寶”讓自己“臥立難安”，幾名小學二年級的男孩兒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性教育課該怎麽上？在交流會期間舉行的青愛工程種子師資教學成果展示會中，13名中小學教師針對我從哪裏來、預防校園欺淩、認識艾滋病、正確處理異性交往關系等課程舉行了課堂展示和交流活動。
“《小霸王與受氣包》《月經與衛生巾》《青春的秘密花園》……談及這些不同主題的性教育課，青愛工程辦公室主任、北京青愛教育基金會理事長張銀俊別有一番感觸。
“我們把性教育叫做‘幸福一生的教育’，不同的年齡段要有不同的學習內容，如果到了高中和大學再去補課就太晚了。比如說幼兒園的孩子就應該知道，自己的隱私部位別人是不能觸碰的，如果這樣的知識早點兒給到孩子，本可以避免很多兒童性侵害案件。”
張銀俊介紹，于2006年啓動的青愛工程(中國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以“青愛小屋”作爲推手，已在全國1073所學校開展了防艾和性健康教育，累計培訓師資9000余人次，受益學生、教師和家長達1340萬余人次，初步探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國國情與青少年年齡特點的學校性教育模式。
而所謂的“種子教師”，則是青愛工程從2015年開始的“種子師資培訓計劃”，針對青愛小屋的教師，進行爲期4年、每年兩次、每次7天的性健康教育專業培訓，旨在建立起全國性的性健康師資培訓平台和後備團隊。
培訓老師，先從“脫敏”開始。參加培訓的老師，有不少原來並非專業心理健康老師。別說講課，就連開口也成問題。
河南省林州市桂園學校語文教師李豔，因爲拿到了心理咨詢師資格證，“懵懵懂懂”地被校長“拽”去了種子教師培訓。
“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性教育是講什麽的。在北京聽專家講課，我覺得每個字眼都很敏感，心裏也有點排斥。”李豔說。
可沒過幾天，李豔就脫敏了。“我越聽越發現，孩子太需要這些知識了，而我們之前的教學忽視掉了這一塊。”
對此，張銀俊感同身受。“很多老師都是這樣的情況，都是被‘逼’上講台的。可一旦老師跟學生互動了、開了口，都會非常熱愛性教育，真心願意去做這件事。”
開了口，還得開了課。針對不同孩子的階段特點，專家和老師設置了一系列課程。例如小學一年級的“孵蛋寶寶”，用保護雞蛋的方式感受母親懷胎的不易；二年級了解“我從哪裏來”；三四年級了解如何預防性侵；五六年級則開始學習男女的不同性征和艾滋病預防。
“對于這些課程，孩子們沒有任何排斥。他們就像一張白紙，不像我們成人一樣頭腦裏有那麽多畫面。”李豔說，“老師講課也不是知識的灌輸，而是讓孩子自己體驗和感受。”
四川省都江堰市頂新新建小學教師杜麗也認爲，青少年的性教育開始得越早越好。
“現在很多青少年的初次性行爲提前了。如果我們的性教育及時跟上，孩子就會知道做這些事情會有什麽後果，知道自己要承擔的道德和法律責任。”
越做心裏邊兒越敞亮
接受了性教育的孩子，變化顯而易見。很多孩子發現，原來性這件事，是可以和老師溝通交流的。
“體育課遇上生理期，女孩子會明明白白地告訴老師，而不是像以前那樣扭扭捏捏。還有的女生主動跟老師借衛生巾，這在以前都是沒有出現過的。”李豔說。
雲南省盈江縣第一小學教師張改說，性教育課的開設，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貢獻良多。
“在少數民族地區，有些剛滿18歲甚至未成年的孩子，互相看對了眼，寨子裏放一通炮仗，男孩就把女孩給‘拐’過來結婚了。上了性教育課，很多女孩認識到，不能過早地同男性有性接觸。目前我們地區的懷孕低齡化趨勢已經有了好轉。”張改說。
杜麗也有很多類似的案例。“一位女老師有個5歲的兒子。以前每次都是爸爸給孩子洗澡，有一天爸爸出差了，媽媽打算幫孩子洗。沒想到兒子抗議了：‘媽媽你給我洗澡，不要看我的隱私部位’。”
在很多學校，性教育課都成了最受學生歡迎的課程，性教育老師也變成了校園裏的明星。“在校園裏碰到學生，很多孩子都問我，‘李老師，你什麽時候再給我們上課呀？’當全校3000多名學生都能毫不費力地認出你時，你不會感到自豪嗎!”李豔說。
改變的不止孩子，還有家長。
除了面向青少年的性教育課程，青愛工程還開設了“家長課堂”。張銀俊說，每年青愛針對家長的課程就有五六百場。“做性教育，如果家長不認可則很難推進。所以我們要給家長掃盲，講清楚性教育的重要性和價值。家長同意了，這門課才能開下去。”
“到現在，爲青愛工程捐款的人中，大部分是學生家長——因爲他們感受到了性教育的價值和意義。”張銀俊說。
李豔說，現在每個學期自己都會在每個年級開一次家長課堂。除此之外，一些學生課堂也面向家長開放，讓家長打消疑慮。
“通過家長課堂，所有的家長都同意我們開設性教育課。很多家長說，性教育課幫他們說出了不好意思對孩子談的話題。很多孩子上完課後，還會主動同家長溝通——‘原來我是從媽媽肚子裏出來的’‘爸爸媽媽把我生出來真不容易’。”李豔說。
在青愛小屋的經驗分享交流中，杜麗的一席話感動了在場的老師。
“做了10年青愛，回過頭來看一看，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人。2008年汶川地震，我擔任班主任的班級一共有60個孩子，只剩下了4個。這10年間，我學會了怎樣更好地和父母、丈夫、孩子相處，學會了怎樣去愛他們。”杜麗說，“做性教育，越做心裏邊兒越敞亮。”
“這些默默無聞的一線老師，因爲性教育課成爲了全校最受歡迎的老師、成了全地區最美的老師，讓他們得到了人生出彩的機會。讓學生、家長、老師從中受益，正是這樣的動力，驅使著我堅持把青愛工程做下去。”張銀俊說。
用心耕耘這些種子
在談及自己的教學經曆時，很多老師都提到了來自學校的支持——在林州，當地政府投入1500萬元爲青愛工程提供資金保障；在盈江，青愛小屋的種子老師遍布全縣，很多緬甸同行也前來交流經驗；在都江堰，校長的支持讓杜麗從語文教師轉崗成爲專職的心理健康老師……
但並不是每個老師都有這樣的幸運。張銀俊說，很多青愛小屋的老師得不到學校的認可，上課不算課時費、沒有獎金。“陝西寶雞的一位老師，上了幾百堂性教育課，跟校領導磨了半天，最後折算成兩節課的課時。但就是兩節課，也讓他很高興，至少自己的工作被認可了。”
性教育課程、性教育老師得不到認可，是張銀俊最難過的。“青愛工程剛啓動時，我們帶著資金和專家到學校，一所一所地談，平均100所學校裏有一兩所願意接納就不錯了。”
很多專家和老師表示，對于性健康教育，無論是教育部門還是衛生部門都已有相關規定，將防艾等性健康教育納入教育規劃之中，對于課程的開設也有明確要求。但由于缺乏具體的實施細則和監督規範，導致課程的落實情況難以令人滿意。
“我在各所學校介紹經驗時，很多學校負責人和老師都來加我微信，希望我把性教育課程帶過去。既然大家有這樣的需求，性教育就不該成爲某些學校的‘特色’，而是應當成爲一門真正的課程。”李豔說。
國家很支持、學生有需求、教師有熱情。盡管如此，青愛小屋在各地的建設，仍常常要面對前功盡棄的風險。
“明明知道這個人快渴死了，需要喝水，我想給他送一杯水，但是卻給不到。”張銀俊打比方說，很多血淋淋的案例讓她感受到，盡早接受性教育，就可能避免艾滋病和性侵害等傷害。
爲此，張銀俊逐步改變了青愛小屋的進入“策略”——以政府主導的形式，同學校進行合作。目前，青愛工程涵蓋了艾滋病防治、性健康、心理健康、公益慈善、傳統文化等五方面的教育內容，學校可以從中選擇一項或幾項建立平台，隨後再逐步引入其他方面的教育。
例如在林州，青愛小屋最初是以公益慈善教育的角度來推進的；而在都江堰，則是借助災後心理援助和疏導，逐漸爲性教育的普及打開了心理的窗戶。除此之外，青愛工程還將在今年年底推出視頻課程，以期解決師資短缺和培養成本過高等問題。
很多專家和老師也期待著，希望將性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並加強師範院校在這方面的師資培養。
“現在我們通過青愛工程培養的性教育老師都是在職教師。如果能夠在師範院校加入通識課或輔修專業，那麽未來老師的工作會順暢不少，孩子也能從中受益很多。”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張玫玫說。
“社會組織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將性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變成一種國家行爲，才能長期、持續地開展下去。我希望有一天，性教育能夠納入義務教育體系，並在全部學校中開展。”張銀俊說。
“10年前，我們這些性教育老師是種子。其實，我們的孩子、家人，我們的家庭、千萬個家庭都是種子。只要我們用心去耕耘這些種子，總有一天會開花。”杜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