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憶遠
十多年前，很少有人會預見到螞蟻集團對中國的金融體系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螞蟻最初是阿裏巴巴的一項支付服務，它幫助中國晉升爲數字交易領域裏的全球領導者，讓企業家和消費者獲得貸款的機會大增，並改變了人們的理財方式。現在它自身已長成一個巨頭。2019年，螞蟻的活躍用戶超過10億；處理了110萬億元的支付交易，是中國以外最大的在線支付平台PayPal的近25倍。
在截至2019年6月的一年內，螞蟻集團向大約5億人提供了1.7萬億元人民幣（2550億美元）貸款。它運行著世界上最大的數字支付系統，管理約1730億美元的天弘余額寶貨幣市場基金在全球同類基金中規模位居前列。
2020年聖誕前夕，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和中國人民銀行幾乎同時發布公告，前者對阿裏巴巴集團涉嫌壟斷立案調查，後者與其他監管部門將再度約談螞蟻集團，要求規範金融業務經營與發展。
上一次螞蟻集團被約談發生在11月初、該公司正爲當周晚些時候的滬港兩地股票上市做准備。據稱是因爲螞蟻被視作金融控股公司，需遵守與銀行類似的資本和杠杆監管規定。那次約談後投資者對其350億美元IPO仍熱情不減。直到第二天，上海證交所正式叫停螞蟻上市。隨後，螞蟻表示香港上市計劃也一並暫緩。
擺在螞蟻面前的是業務調整的巨大壓力。其實，整個互聯網金融行業也由此承壓。監管部門已經召集二十余家科技巨頭的代表就整治壟斷、假冒僞劣進行指導。
全球範圍內，大型科技平台確實引發了對公平競爭的擔憂，特別是Facebook、谷歌和亞馬遜。曾經的支持者也發出警告，指出它們勢力過大，可能會利用自身實力來保護和擴大其主導地位，進而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這些超級巨頭不只是在市場上競爭，它們正日益變成市場本身，爲大部分數字經濟提供基礎設施（即“平台”）。許多服務看似免費，但用戶在交出自己的數據時實際就在“付費”了。盡管它們已經實力強大，但其巨大的市值表明，投資者期待未來十年它們的規模能再增加一倍甚至兩倍。
政策制定者面臨的棘手任務是既要約束它們，又要避免過度約束而扼殺創新。
去年7月底，谷歌CEO桑達爾·皮查伊和亞馬遜、蘋果及Facebook老板們一起，接受了華盛頓的國會議員們的質詢，因爲他們擔心美國科技巨頭的利潤過于豐厚而需要加以限制。
美國的反壟斷機構對科技巨頭使用了無罪推定。它人要先找到消費者受害的證據，但在價格下降、服務“免費”的情況下很難做到。
然而，行業門檻在不斷擡高。Facebook不僅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個人數據，還有最大的“社交圖譜”——用戶名單以及用戶之間的聯系。亞馬遜掌握的定價信息比其他任何公司都多。亞馬遜的Alexa和谷歌的Assistant這些語音助手將能讓它們更好地控制人們的互聯網體驗。
中國科技巨頭的競爭實力有目共睹，但螞蟻們與谷歌這類全球巨頭遠不在同一個量級。
美團創始人王興表達過這類見解：
“國內的SNS做得有好有壞，但離Facebook差得太遠了。一方面，國內有QQ，搶占了不少市場；另一方面，我們與美國整體差距挺大的。做一個頂級公司，不是一個人、也不是一個團隊能搞定的。從IBM、微軟、Google到Facebook，是四代頂尖IT公司。做到這個程度，不是個人和團隊的努力，是綜合國力和社會水平的體現。差距是全方位的，如果我做，我也做不到Facebook那級別。”
亞馬遜搶占了美國網購總額的40%以上。Facebook 的月活用戶超過20億，掌控著媒體行業。企業離不開谷歌，在一些國家，90%以上的網絡搜索用的都是谷歌。Facebook和谷歌這兩家公司控制了美國在線廣告收入的三分之二。
Facebook一直在收購那些有朝一日可能會分流其用戶的公司：先是Instagram，然後是WhatsApp，接著又是tbh——一個讓青少年匿名贊美對方的應用。盡管亞馬遜總體而言仍在促進競爭，從食品雜貨到電視等行業都可以證明，但它也有可能識別出競爭對手並將其擠出市場。
如果任由這個趨勢發展，消費者利益也會因而受損。投向創業公司的資金會減少，大多數好的創意都將被巨頭買斷，而且，利潤總是被巨頭收入囊中。
從五、六年前開始，歐盟委員會就一直在指控谷歌壟斷，最近的指控包括：谷歌利用其移動操作系統安卓預裝自家的應用。
不是所有“精英”都能同意監管方對“壟斷”的看法。只要追求經濟增長，自由（動態）競爭帶來的壟斷無法避免。彼得·泰爾就尤其推崇谷歌、蘋果這類公司的“創造性壟斷”。他反對的是靠政治關系、權力尋租而獲得的壟斷；“在一個靜態的世界裏，壟斷者只是尋租者”。（詳見越競爭，越窮？）
一百多年前，約翰•D•洛克菲勒詳細論述過壟斷的重大意義，他在幾十年時間裏發展出了強大的石油托拉斯，成爲讓同時代的人噩夢連連的八爪“章魚”，這一壟斷實踐的成功引發了曆史上最早的反壟斷監管法案。
然而，1910年的“大企業”在“二戰”後只能算條小魚。1911年，洛克菲勒的標准石油信托基金由美國最高法院裁決而被分成14份。不到30年後，1940年這些繼承公司中的每一家都比原來的母公司更大——在人員規模、銷售額、投資額等方面都是如此。這14家子公司中只有3家是“主要”的國際石油公司（Jersey Standard, SoconyMobile 和 Standard of California），其余公司按1940年的標准只能算是“小型”或“中型”，但又過了30年後，這些公司都只是“小公司”。
過去各國處理壟斷企業的辦法或是將其拆分，比如1911年對標准石油公司的拆分，或是將它們當作公用事業來監管，例如1913年對AT&T采取的措施。
對互聯網科技企業來說，這兩種方法都有很大的缺陷。價格管制和利潤上限等傳統的管制工具難以應用，因爲大部分産品都是免費的，而且還會抑制投資和創新，代價高昂。同樣，完全肢解將削弱這些平台的規模經濟，導致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質量下降。而且，即使拆分了谷歌、Facebook這樣的企業，由于網絡效應無可避免地會重新發揮作用，某個“小谷歌”或“小Facebook”還是很可能再次橫掃市場。
人們在思考，是否有更好的反“壟斷”方式。首先是更好地利用現有的競爭法規。反壟斷機構應該仔細審查兼並案，判斷某項兼並是否有可能消除潛在的長遠威脅，即使當時兼並對方的規模還很小。以前如果有這樣的審查，Facebook可能就不會收購Instagram，谷歌也許就不會收購導航軟件Waze了。對內容免責的豁免也必須取消。
同時，反壟斷機構需要重新思考科技市場的運作方式。消費者實際上是用個人數據作爲貨幣來購買服務，從這個角度看，科技巨頭通過産品獲得了關于用戶行爲、人際關系和購買習慣的寶貴信息。美國在19世紀制定了有關知識産權的複雜規則，現在它需要一套新的法律來管理數據的所有權和交換，以便讓個人能切實掌握自己的權利。監管機構可以要求平台公司向競爭對手提供匿名的批量數據，換取一定的費用，有點像專利的強制許可。企業越大，要共享的數據就越多。這些做法能把巨頭爲了抑制競爭而囤積的數據變成可供用戶分享、促進創新的數據。
這些事只能一步一步做起來，讓科技巨頭收斂，同時又不破壞它們帶來的好處。用戶轉換服務也會更容易。股東們則再也不能指望未來幾十年都獲得壟斷利潤了。
隨著中國全面改革金融科技行業監管規定，螞蟻集團在2021年重啓IPO的機會渺茫。但在一個動態競爭的環境中，螞蟻仍然不乏其他機會。
一個多月前，螞蟻集團獲得了新加坡數字銀行牌照，這爲它在這個東南亞樞紐拓展金融服務鋪平了道路。作爲快速發展的財富管理中心和通往東南亞的門戶，新加坡數字銀行市場料將在五年內增長三倍。
新加坡跟隨英國和中國香港的腳步，向純數字化的新入局者開放銀行體系。新加坡金管局研究近一年後于12月4日宣布發出四張數字銀行牌照，其中一家企業就是螞蟻。預計這幾家銀行將于2022年初開始投入運營。
盡管如今美國也在仔細審視中國公司，新加坡金管局局長孟文能(RaviMenon)表示，金管局不會受國外各種監管行動的影響。他接受采訪時稱：“中國收緊監管不會影響到這裏的數字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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