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限的人生裏，爲買房賺錢占據我們大部分時間。
一套小200萬的房子，加上30年的貸款利息，可能是一個普通工薪階級一輩子的工資收入。
這是大多數普通人繞不過去的坎，不少人會幻想，如果不用花錢就有房住該多好。
如果不用花錢，每一個人都想啊。但是誰來保障，又怎麽保障？
前段時間，在《樓市重逢1998，二次房改走向香港還是新加坡？》裏和大家探討了一下深圳二次房改，二次房改是一次風向標，代表我們很可能將迎來一個不需要錢，或者說很少的錢就能住上公住房的時代。
今天，我們以其他國家爲樣本，就這個問題繼續討論，看看相似的新加坡和香港，又交出了兩套怎樣不同的答卷。
同一個世界，你的夢想，被其他國家、地區實現了嗎？
1
香港—難圓的公屋夢
1953年，大陸剛剛解放不久，新加坡還沒有誕生。
彼時的香港發生了一起嚴重火災，爲了安置火災中數萬無家可歸的人，香港成立了徙置事務處和徙置區，幫助安拆寮屋。
這是香港公屋，也就是公住房最初的雛形。沒有什麽宏偉的藍圖，只是單純的應急，而這一應急，誰也沒想到就過去了60多年。
在這60多年裏，香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是房子，卻始終沒有變，遵循嚴格的雙軌制。有錢人住大豪宅，窮人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住寮屋，住居屋，住公屋。
香港的制度沒有辦法打破這樣的規律，特首梁振英在其專欄文章中說：“政府有責任確保每個香港人都有合乎一定標准的居所”。
但是，所謂的合乎標准的住宅，肯定不是合乎梁振英居住條件的住宅，因爲窮人實在太多，而允許開發的土地卻太少。
根據香港的制度，政府將土地免費劃撥給房屋委員會，由房委會招標建設並“分配”給有需要合資格的市民租住，每套通常30—50平方米。
2018年，在香港，大約有半數人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或者居屋裏。
雖然面積不大，公屋還有著不少的問題，比如說環境差，隔音差，有老鼠，但卻仍然一房難求。
在網絡上看過一個香港人寫的公屋申請經曆，給大家分享一下。
那年十八，生日那天晚上回家，以爲家人會跟我好好慶祝，自己的成人典禮。
誰料，他們只淡淡的送我一份表格，表格左上方，印著香港房屋委員會，旁邊還有「公屋申請表」五只。
「你是個大人了，現在可以申請公屋了，再遲就要等十年八年了。」母親淡淡的抛下這句話。
我在飯桌上默默填著個人資料，看著上面意義不明、于我而言像火星文的字詞如「優先配屋計劃」、「天倫樂」，時不時問家人這是什麽、那是什麽。
他們只說：「不懂就不用理，反正都不是你要填的資料。」填好的一剎那，我開始幻想要是排到公屋，每月只需交千多元租金，省下不少旅行錢。
填完申請，父母終于把生日蛋糕捧出來，與我慶祝了十八歲的生日。
在那之後，每隔兩三年，我都會收到房屋署的信件，每次都以爲終于輪到自己；打開信封，卻是一份名爲「非市區公屋輪候意願問卷」之類的文件，叫我選一些從未去過的地方，如天水圍、青衣，甚至離島，據說能縮短輪候時間。我卻每次都因爲這地方不熟路、那地方交通不便，而沒怎麽填，于是繼續等。
今年，我二十六歲，八年間，從來沒有收過一封看房子的通知，哪怕是凶宅、偏遠地區，也都沒有。
根據房委會數未，說公屋輪候人數突破28萬，平均輪候時間爲4.6年，彷佛創造出什麽輝煌壯舉一樣；
前些日子，在網上看到一個非正式數據，說「（非長者）單身人士要排到公屋上樓，可能要等31年」。
偷偷瞄了一下年事已高的父母，「十年八年十年加八年都未必得！」不禁沖口而出。
在故事裏，他等了8年也沒有排到公屋，而在香港還有幾十萬這樣的人，他們排不到公屋，住不起商品房，于是只能住劏房。
一個幾平方米的空間裏，一張雙層床，上層住兩個小孩，下層住父母；
爲什麽香港的公屋這麽難以保證呢？
香港的土地並不少，目前開發的土地還不到整個島的1/4。香港不缺錢，更不缺成熟的地産商。
或許某些關于公租房的吐槽可以給我們靈感。
在香港，公住房是可以買賣的，如果補齊地價，就可以在私人市場上賣，而這種買賣政策，給了不少人套利的空間，因爲傻子都知道，土地是世界上最稀缺也是最保值的資源。
一個香港人說：
想當日，政府要求的補地價費用不足現時的十分一，所以，現在一般公屋住戶都不會賣走他們擁有單位，除非經濟出現問題。
即使他們已經擁有私人物業（商品房），已經不在那些公屋居住，政府規定不能出租，他們也不會賣，而這無形中浪費了政府資源。
這種抱團效應使得公屋的價格也像商品房一樣不斷上漲，初初50萬一間的公屋很快漲到90萬一間，每一個業主都希望，政府宣布免補地價。
而這種手段，不就是過去瘋狂囤地的港商們，慣用的手段嗎？
2
新加坡—政府的手
2015年，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去世的時候，前往送別的道路兩旁民衆，在蓋上國旗的靈柩出現那一刻情緒激動，有些甚至失聲痛哭。
李光耀給新加坡留下的政治遺産頗多，其中和普通人最爲相關的就是他的“居者有其屋”房産政策。
這項政策給李光耀帶來了近乎“獨裁”的統治，因爲他真正滿足了普通人的需求。
新加坡和香港的大小，人口數量都非常相似，但是居住條件卻大有不同，這得益于李光耀的組屋政策。
在新加坡，87%的居民都是通過低價購買或租住政府組屋獲得自己的居住權，這87%的人指的並不是少數貧困人口，而是與少數富裕人口相對而言的大多數。
組屋的價格市場價基本是在30萬新幣到70萬新幣之間，而這是在二手市場上轉售的價格。
政府首次出售的價格會大概打一個6折，也就是說，最低可以以不到20萬新幣的價格買到一間組屋。
新加坡大學畢業生月薪在3-4千新幣，而一般的超市收銀員的工資大概是千把多新幣，再加上或多或少的補帖以及完全能夠cover掉房貸的公積金。
即使是低收入的年輕人，兩個人2-3年的工資就可以拿到自己的房子，一般來說，也有90平左右。
但是，任何政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規矩之下的，好處越多，則意味著規矩越苛刻，魚和熊掌永遠不能兼得。
新加坡的組屋，也有著不少這樣的規矩，不僅僅包括低收入要求。
首先，組屋是銷售給家庭的，也就是說，單個年輕人不可以購買，年輕人要購買組屋的話，必須先結婚。
有個新加坡笑話，說年輕人要求婚的時候，是跟對方說：“我們去買個組屋吧。”
要是找不到人結婚就必須等，等到年滿35歲才可以買，雖然看起來對一部分群體很不友善，但是無形之中，保證了新加坡的人口出生率，相當于用一個小孩換一套房。
其次，組屋每個家庭只能購買一套，要買第二套的話，就要把第一套賣掉，而且下一套沒有資格跟政府要6折。
雖然大多數人都知道，買組屋是一件一本萬利的事。許多年輕人會盡快買一套自己的組屋，住幾年後賣掉，賺上一筆。
但是，也僅僅是一筆而已，而且大多數都是新加坡的外地人接盤。
當然，新加坡組屋最大的問題就是，組屋實際上是過去的99年長租房的變形。
也就是說，新加坡人擁有的組屋，産權並不是永久的，只不過是和政府租了99年。
拿到新屋的那一天，屋主就知道，組屋的年契是99年，並且自動延長的可能性極小。
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在國會上表示，政府若自動延長高齡組屋的年契，將須做出一些取舍，後代國人也將爲此付出代價。
當然，目前組屋屋齡最高也就50年，大多還有超過60年的屋契，因此問題並不迫切。
目前來說，新加坡已經早早的解決了住房問題，不少組屋還在花式創新，甚至拿到了不少的建築大獎。
（新加坡的圓形組屋，民衆反映不太好放東西）
3
我們能走哪條路？
新加坡的組屋帶有明顯的計劃經濟色彩，並且可以說是計劃經濟的奇迹。
新加坡國家小，面積只有廣州的1/7，再怎麽分配組屋，公平性的問題都不會太大。
這種政策顯然無法照搬到中國，在中國，拿到北京組屋和十八線小縣城組屋的人會産生不可調和的矛盾。
那麽只能從了香港嗎？
很顯然，我們並不喜歡香港人的生活，哪怕他的工資再高，再“民主”。
但是，在批評香港的同時，我們應該看到另外一面，香港的市場化經濟到底是對是錯？
房子的問題如果不能通過公住房解決，那麽能不能夠通過市場自己解決呢？
或許不少朋友認爲，市場化三個字就是炒房，越市場化房子會越貴。
但是我認爲，香港最大的問題並不是過度市場化，恰恰是不夠市場化。
香港的房地産市場被幾大巨頭壟斷，這能夠叫市場化？土地得不到開發，房子滿足不了普通人的居住需求，價格又憑什麽不上漲呢？
房子是商品，和所有的其他商品並沒有什麽不同。供給增加價格下跌，供給不足價格上漲。
經濟差的時候，不少人會賣房，這個時候供給增加，房子價格下跌。
經濟好的時候，大家都買房，這個時候需求增加，房子上漲。
如果足夠市場化，房子則會遵循這個規律，直到供需得達到平衡，因爲只要有最後一個人想要買房，有錢可以賺，就會有最有一個開放商拿地。
政府可以通過改善交通，增加居住用地，限制炒房等辦法調控房價，但絕對不是控制商品房土地供給。
說到這裏，雖然我們很明白，新加坡的幸福很難來到中國，但還是希望，能夠在有限的將來裏，比香港人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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