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之等主演的《茶館》劇照
由濮存昕、梁冠華、楊立新、馮遠征等主演的《茶館》劇照
爲紀念老舍先生誕辰120周年，2月23日至3月5日，北京人藝在首都劇場再度公演話劇《茶館》。從1958年首演至今，該劇創造了超過700場的演出紀錄，每一次公演都引發觀衆熱捧，直到今天，盡管網上購票已經如此方便，仍然有觀衆早起排隊，絡繹不絕，幾近一公裏。
《茶館》的每一次舞台亮相都成爲文化熱點。人們不禁要問，《茶館》爲什麽這麽火？它又給了我們哪些藝術啓示？
——編者
老舍編劇，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的《茶館》是一部久演不衰的話劇。時至今日，看《茶館》不再是一次普通的觀劇經驗或文化消費，它更像是一種儀式——向大師、向藝術、向經典致敬;它也像是一種標識——標志著一種超脫的文化選擇和藝術格調;它更像是一種狂歡——參與、見證、釋放某種群體性心理體驗。
《茶館》爲什麽這麽火？它又給了我們哪些藝術啓示？筆者就此問題請教濮存昕、任鳴、謝玺璋等人，他們的回答大體一致：經典之作、深刻內涵、表演魅力、老觀衆的懷舊之情、新觀衆的追星之舉，諸多因素，讓《茶館》成爲當下的文化熱點。
《茶館》是真正配得上“經典”之謂的話劇，也是新中國産生的了不起的傑作。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任鳴說，“老能演，老有人看，幾代人常演不衰的才是經典，時間是檢驗經典的唯一標准，導演要活在作品裏，作品要活在時間裏。”濮存昕說，“《茶館》之所以拿得住觀衆，就在于它的戲劇內涵之中飽含著敬天愛人、悲天憫人的情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時的劇院負責人于是之總是憂心兩個問題：一是劇院怎麽樣才能像個劇院，二是戲劇怎麽演才能上座。《茶館》受到觀衆歡迎，證明我們的路子走對了，我們一直延續著北京人藝的藝術傳統。我們真對了嗎？要時時躬身自問，要謙虛謹慎，不斷進取，不能自以爲是。兜裏有錢、心中無禮的人的通病就是自以爲是。”
今天的《茶館》是如此成功，然而，《茶館》的誕生和培育，卻經曆了不尋常的過程。
在第一幕的開場，焦菊隱安排一個賣福音書的角色前來，他的走動帶動一股氣息，使全場形成一種韻律，一個畫卷，北京街頭叫賣的聲響穿插進來，整場演出猶如一首雄渾的“交響詩”
1949年末從美國回到故鄉北京的老舍先生，看到了共産黨領導的北京城的嶄新變化，內心激動，寫出了《我熱愛新北京》一文，他說“北京解放了，人的心和人的眼一齊見到光明。”“我愛北京，我更愛今天的北京——她是多麽清潔、明亮、美麗!”他寫的讴歌新社會的戲劇，除了《龍須溝》之外，還有《方珍珠》(1950)、《春華秋實》(1953)、《西望長安》(1956)、《紅大院》(1959)、《全家福》(1959)等等，然而在藝術水准上都無法與《茶館》同日而語。老舍對新生活、新環境不夠熟悉，表達沖動蓋過了藝術思維的沉實、缜密與從容。
《茶館》創作于1956年，它的前身是一部歌頌民主選舉人大代表的話劇《一家代表》(一說叫《秦氏三兄弟》)。曹禺看到劇本後，認爲整體結構比較松散，但是卻有一個“古今中外劇作中罕見的第一幕”，如此衆多的人物，活龍活現，勾畫出戊戌政變後中國的整體形象。焦菊隱和曹禺一起在老舍家中長談，統一了修改意見，三個月之後，《茶館》初稿告成。1957年7月，巴金主編的大型文學雙月刊《收獲》在上海創刊，刊發了老舍的三幕話劇劇本《茶館》。此後，它被翻譯成英、法、日、西班牙等多國文字，獲得了廣泛的國際聲譽。
《茶館》之所以是經典，首先是因爲老舍以超凡的文學才華創造了一流的文學劇本。《茶館》透過一個北京大茶館的曆史變遷和掌櫃王利發的命運，以及穿梭于茶館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折射出時代的動蕩和舊社會的黑暗。茶館不僅是一個環境，而且是一個象征，正如老舍自己所說：“一個大茶館，就是一個小社會。”《茶館》結構嚴謹，各種事件接踵而至，卻有條不紊;它把時代變遷的宏大主題映現于個體命運和生命意識中;它不無誇張地勾勒世人表情豐富的嘴臉，卻又入木三分地刻畫了在敗落的曆史氛圍中，普通人所面臨的凶險和欲哭無淚的悲慘。
提到《茶館》，不能不談到它的總導演焦菊隱。若是沒有他的藝術能量，這部戲不可能如此完美地呈現在舞台上。從二度創作出發，焦菊隱幫助老舍整理劇本，根據舞台的動作節奏，對台詞進行前後順序的調整，認真挖掘台詞背後的動作性和人物的心理特征，力求使每個人物都形象鮮明，氣韻生動。
在第一幕的開場，焦菊隱增加了20多個茶客，著意渲染大茶館在繁盛期紛繁、撩亂、熙熙攘攘的場面。上場人物衆多，焦菊隱安排一個賣福音書的角色前來，他的走動帶動一股氣息，使全場形成一種韻律，一個畫卷，北京街頭叫賣的聲響穿插進來，整場演出猶如一首雄渾的“交響詩”。這些詩化了的場面、音響和節奏，就是從中國傳統文化和美學精神中得到啓示，巧妙化用過來的。人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片生活”，而是經過高度典型化、高度美化的“戲劇”。
若是沒有于是之等一批傑出的表演藝術家，也不會創造出中國話劇史上這樣的舞台藝術奇迹。《茶館》中的所有人物，特別是王利發(于是之扮演)、常四爺(鄭榕扮演)、秦二爺(藍天野扮演)、龐太監(童超扮演)、松二爺(黃宗洛扮演)等，他們的一笑一颦，舉手投足，都並非生活中的自然形態，而是經過加工提煉的，是表現力更強、更有韻味、更具美感的藝術創造。整台戲演員們的表演彼此默契、出神入化，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創造了話劇表演的美學境界。
《茶館》中的戲劇性不是靠著外部沖突取勝，而是靠著傳神的語言、生活的細節、典型的場面來加以彰顯。劇中，一幫人爲了張宅的鴿子飛到了李宅，李宅扣住不還，竟然要鬧出一場爭端，見此情景，賣挖耳勺兒的老人說：“八十二了，沒人管!這年月呀，人還不如一只鴿子呢!”一句話構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意象對比，同時也暗示了清朝貴族們無聊奢靡的消費生活。剛剛發生了老態龍鍾的太監要買一個十五六歲的鄉下丫頭做老婆的事件，緊接著一個茶客就打了個拉長音的哈欠，這個哈欠打得十分惬意和舒服。這是多麽冷漠的世態啊，實在是令人悲哀，這樣的世道焉有不變的道理？
1999年林兆華導演以全新的演員陣容重排 《茶館》，黃宗江看了新一代演員演的《茶館》，只說了兩個字：“不易”。老一輩評論家王育生的評價是：“拿下來了”
1980年9月至11月，《茶館》應邀赴德國、法國、瑞士三國進行訪問演出，全程50天，訪問了15個城市，共演出25場，被譽爲“東方舞台上的奇迹”。1983年9月至10月，《茶館》赴日本東京、大阪、京都、廣島演出23場。1986年4月到6月，《茶館》到加拿大、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巡演。然而，歲月催人老，1992年《茶館》的老演員們不得不進行告別演出，如何延續《茶館》的藝術生命，一直是北京人藝特別關注的實踐命題。1999年林兆華導演以全新的演員陣容：梁冠華、濮存昕、楊立新、何冰、馮遠征等人重排《茶館》，在舞台布景上大膽追求寫意化處理，茶館的房屋是傾斜的，象征著舊時代的必然崩塌。然而演出後卻是衆口難調，毀譽參半。據濮存昕回憶，黃宗江看了新一代演員演的《茶館》，只說了兩個字：“不易”。老一輩評論家王育生的評價是：“拿下來了”。
2002年6月，《茶館》恢複了焦菊隱導演的舊版本。2005年8月到12月，《茶館》赴美國演出，在華盛頓、休斯頓、洛杉矶、紐約五座城市演出15場。常四爺的扮演者鄭榕說，“不怕演不好，就是別糟蹋，演不好可以慢慢來，糟蹋了就毀了”。新一代演員演出的《茶館》不負衆望，走向成功。濮存昕說，“到目前爲止，我們這代《茶館》的演員所演出的場次，已經接近前輩藝術家演出的總量了，我們現在也有了一定的藝術自信和舞台經驗。《茶館》對于演員來講就是戲保人啊，演員在角色中生活，體驗，將文學化的一音一詞，都注入了情感，融入了體溫，在台上一出口，瞬間靈性乍現，自然而然地奔湧出來。梁冠華演的王掌櫃、楊立新演的秦二爺、馮遠征演的松二爺、吳剛演的唐鐵嘴、嶽秀清演的小丁寶等等，都已找對感覺了，逐漸進入境界了。演員演戲，觀衆是憑著直覺被帶入劇情，在劇場裏，我們一直是在與觀衆共同創造。”
當然，《茶館》演出市場的火熱，也與現代傳媒的發達和影視劇的影響有關。老觀衆進劇場，是帶著懷舊的心理，《茶館》裏的故事和人物他們已經熟悉，但是仍然有期待，有回味，這就是舞台藝術的魅力所在。青年觀衆沒看過《茶館》，充滿好奇，追求一種新鮮感和追星的樂趣。電視劇《人民的名義》播出後，飾演“達康書記”的人藝演員吳剛火了，後來《茶館》演出時，劇場大廳裏擺滿了粉絲送給吳剛的鮮花。電視裏的狄仁傑是梁冠華演的，金太郎是王雷演的，賈志國是楊立新演的，家庭暴力男是馮遠征演的，青年觀衆想要近距離看到真身，也被卷入了追捧《茶館》的觀衆人群。不演電視劇，演員的社會影響力受限，但老演電視劇演員當衆表演的能力又下降。這是個矛盾，需要拿捏好分寸並探索出解決途徑。
談到《茶館》不竭的藝術生命力，以及觀衆對它的推崇，北京人藝負責戲劇宣傳的孟姗姗說，“我們趕上了一個好時代。《茶館》一票難求，充分反映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在戲劇欣賞方面，觀衆從演什麽看什麽的‘不挑食’階段，已經過渡到了追求物有所值，追求品質、品位的階段了。”這一方面顯示了《茶館》的獨特而持續的藝術魅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廣大戲劇工作者要不斷努力，創造出更多“思想精神、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優秀戲劇。
(作者爲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