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國際頻道 原創稿
2004年9月，香港，劉新生在新中國外交五十五周年座談會上發言
1956年7月高中畢業後，考入北京外國語學院(現爲“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劉新生被分配在英語系學習。1958年9月，劉新生被外交部選拔到北京大學東語系學習印尼語，後又被派往印尼大學文學院留學進修，1961年加入外交隊伍，並先後在中國駐印尼、印度、菲律賓和文萊使館工作。
作爲外交戰線的普通一兵，劉新生在近 40 年的外交生涯中，見證了中印(度)關系從解凍走向正常；在菲律賓政變頻發期間，親臨過政府軍與叛軍荷槍實彈、兵戎相見的現場；在中印尼關系中斷23年後，參與了兩國複交談判；其後，作爲首任常駐文萊大使，出使富甲一方、禮儀獨特的國家，肩負起新建使館、開拓兩國關系的重任。“這些經曆至今仍記憶猶新，銘刻心間。”劉新生說。
親曆菲律賓五次軍變
1983年8月21日，菲律賓著名政治活動家、反對黨領袖貝尼格諾·尼諾伊·阿基諾在馬尼拉國際機場慘遭槍殺。阿基諾被槍殺，在菲律賓以及國際社會都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成了菲律賓政局發展的轉折點。1986年2月，菲律賓人民奮起發動“二月革命”，把統治菲律賓長達20年之久的馬科斯獨裁政權趕下台，科拉松·阿基諾夫人在人民的擁戴下登上總統寶座。
此後不久，劉新生被派往這個當時亞洲的“熱點”國家，也是世界輿論關注的地區任職。在菲律賓工作3年多的時間裏，他前後經曆了5次軍變，其中以1987年8月28日發生的第五次軍變(又稱“8.28軍變”)最甚，其來勢之猛，戰鬥之烈，傷亡之重，差一點讓剛剛誕生的阿基諾新政權夭折。一個國家在兩三年時間裏連續發生5次軍變，實屬罕見，而作爲一名外交官，在駐外使館工作期間碰上5次軍變，想必爲數不多。因爲曾經身臨其境，此次軍變，給劉新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7年8月28日淩晨1時30分，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市和外地幾個省份同時槍聲大作。曾任菲律賓前國防部長恩裏萊的衛隊長霍納桑上校爲首的1000余名軍人，分頭攻打總統府、國防部軍營、警察保安司令部、靠近馬尼拉國際機場的維拉莫空軍基地和政府四號電視台等處要地。
淩晨2點，一位朋友打來電話說：“軍人又鬧事了!”劉新生接完電話後立即向使館領導作了口頭彙報，並根據使館領導的指示，與一名同事一起驅車前往總統府，進行“實地考察”，了解情況。只見總統府四周一片漆黑，通往總統府大門那條馬路口除有幾個行人外，十分冷清。當劉新生驅車靠近總統府時，被躲在暗處全副武裝的政府軍擋駕，不讓前進。只能站在原地不動，好在從遠處也能把當時的情形看個大概。此時，總統府周圍已布滿士兵，旁邊還停放著好幾輛坦克。劉新生發現，國內新華社和《文彙報》派駐馬尼拉的兩名記者已捷足先登，在那裏進行“陣地采訪”。
據劉新生回憶，當時記者的介紹說，當時大約300多名倒挂菲律賓國旗(象征戰爭)胸章的軍變士兵企圖攻占總統府，與總統府衛隊發生了約20分鍾的激烈戰鬥，兩名政府軍士兵中彈身亡。因久攻不下，軍變士兵開始撤走，鄰近的居民對這些後撤士兵高喊“滾回軍營去”的口號，但叛軍不分青紅皂白地向群衆胡亂開槍，並扔手榴彈。頃刻間，10余名無辜百姓當場死亡，數十人受傷。來自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的兩名攝影記者按動快門搶拍交火鏡頭，不幸閃光燈成了瞄准點，他們也倒在血泊中身亡。臨近中午，約1000多名軍變士兵集中攻打離總府約10公裏的阿吉納爾多軍營，並奪占了這座武裝部隊總參謀部和國防部的大本營。
軍變的槍聲打響以後，阿基諾總統非常震驚，同時也焦慮不安。他果斷派出自己的顧問洛克辛前往警察保安司令部，傳達總統“立刻粉碎軍變”的命令。下午2時30分，阿基諾總統出現在尚在政府控制下的7號電視台，呼籲人民保持鎮靜，勸告軍變士兵向政府投降，並發出最後通牒：如不投降，政府軍將用軍事手段嚴懲叛軍。下午5時，一場平叛戰鬥打響。第二天清晨7時，所有在阿吉納爾多軍營內的叛軍殘余都向政府軍投降。其他幾個據點和外省的叛軍大多數放下了武器。拉莫斯將軍重新進入阿吉納爾多軍營後，向記者宣布，政府軍已控制全國局勢，曆時30小時的叛亂宣告平息。
自1986年2月阿基諾夫人在人民的擁戴下當上總統後，菲律賓局勢跌宕起伏，事端不斷。僅頭3年，就先後發生了5次軍事政變，而且軍變規模一次比一次大，沖突一次比一次激烈。擺在一位初登政壇的女總統面前，形勢是何等的險惡。阿基諾夫人在拉莫斯將軍支持下，平息了5次軍變，保住了新生政權。
在印尼智鬥台灣“代表處”
1990年7月1日至4日，應時任錢其琛外長的邀請，印尼外長阿拉塔斯對中國進行了爲期4天的正式訪問。訪問結束時，兩國外長簽署了“中國和印尼複交公報”，最終完成了恢複兩國外交關系正常化的進程，終于使兩國關系掀開了新的一頁。1990年8月，中印尼複交後，劉新生被任命爲中國駐印尼使館臨時代辦。離京赴任前，外交部領導交代了兩項“政治任務”，一是抵達印尼之後，要設法盡快開館，正式對外辦公；二是要舉辦 41 周年國慶招待會。
經過雙方協商，中國大使館定于 1990 年9 月27日正式開館。在開館儀式上，一面嶄新的五星紅旗在下榻旅館二樓陽台的旗杆上冉冉升起，迎風飄揚。先遣組七位同志在籌備有關開館事宜的同時，全力以赴准備國慶招待會。
劉新生“因地制宜”在旅館租用了一個小宴會廳，搞了一個冷餐招待會。晚7時，客人們陸續光臨。7時30分，時任印尼國防部長兼代理外長貝尼·穆達尼將軍作爲主賓在外交部禮賓司總司長陪同下步入宴會廳，在播放中、印尼國歌之後，招待會正式開始。
在穆達尼將軍抵達15分鍾後，禮賓司總司長通知劉新生，穆迪奧諾國務部長要來出席招待會。禮賓司總司長說，穆迪奧諾國務部長有“兩個特點”，一是他除陪同蘇哈托總統出訪外，本人很少出國訪問；二是他很少出席外國使團的國慶招待會的社交活動，今天國務部長親臨中國大使館國慶招待會是個“例外”。 “我一見到穆迪奧諾國務部長，首先轉達了錢其琛外長對他的問候，並感謝他爲實現兩國關系正常化所做出的積極貢獻。”劉新生稱贊穆迪奧諾國務部長是兩國關系正常化的開路先鋒。他謙虛地說，決策者是蘇哈托總統，他只不過是做些具體工作。
一個半小時國慶招待會時間已過，但來賓們個個不願離去。前來出席招待會的除印尼內閣兩位“重量級部長”外，還有雅加達特區省長、衛戍司令和外交部一些高級官員。印尼外交部禮賓司一名官員說，“你們招待會出席人數雖不多，但出席的印尼官員規格之高，恐怕在雅加達使團慶祝國慶招待會中也不多見。”
中、印尼兩國自 1990年8月8日正式複交的消息在亞洲，特別是在東南亞國家引起了巨大反響。新加坡外交部發表聲明，歡迎中、印尼兩國實現關系正常化。新加坡《聯合早報》在一篇評論中指出，中國和印尼恢複外交關系，隨後可能與新加坡建交，其沖擊作用，“將不僅是改善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也將開辟一個合作的新紀元”。與此同時，泰國、菲律賓等國官方人士及輿論界也紛紛發表談話或評論，歡迎中國與印尼複交。但引起了台灣當局的恐懼和不安。爲阻撓中、印(尼)兩關系發展，縮小兩國複交後給台灣帶來沖擊的負面影響，台灣駐雅加達機構精心策劃了一起政治事件。
劉新生說，10月10日，“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就在當時中國大使館所在的“普羅浮屠旅館”舉行大型招待會，慶祝“中華民國”成立 79 周年，企圖在我們立足未穩的情況下，給我們一個“下馬威”，這是明目張膽的挑釁。我們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進行研究，決定先摸清有關情況，然後分頭交涉。當我們乘車抵達印尼外交部院內時，發現時任政治司代理總司長阿塔米先生正准備駕車回家，此時我也顧不上必要的外交禮節，一步沖上去攔住阿塔米先生，說明了我們的來意。我向他簡要陳述了台灣駐雅加達機構擬于當晚在“普羅浮屠旅館”舉辦“雙十國慶”招待會情況，並提出了三項要求：一、要旅館立即撤掉通告牌上的“中華民國”稱謂；二、宴會廳內不能懸挂僞“國旗”；三、招待會上不得奏僞“國歌”。阿塔米先生重申，印尼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印尼和台灣只保持民間關系，“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只是一個民間機構，不享有外交地位。他將中國大使館提出的要求，立即指示有關人員處理此事。
據事後了解，招待會開始前，旅館值班經理凱馬爾先生按照印尼外交部指示，立即找了台灣“代表處”有關人員，宣布了“三不”。台灣“代表處”人員聽後十分惱火，並要凱馬爾先生出示書面函件。凱馬爾先生說，他是奉命執行印尼外交部有關指示，如果招待會主人不理會此事，他將命令旅館保安人員強行降下台灣僞旗，否則將由招待會主辦人承擔一切後果。台灣“代表處”人員見凱馬爾先生態度十分強硬，看到大勢已去，不得不灰溜溜地降下懸挂在宴會廳主席台上的僞旗。這場鬥爭最後以台灣的失敗而告終，駐雅加達“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真可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見證中美外長不尋常的文萊會晤
1995年8月1日，時任中國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和時任美國國務卿沃倫·克裏斯托弗在文萊會晤。這是在中美關系陷入緊張時期舉行的一場特殊的中美外長會晤，引發全世界輿論關注。當時，劉新生作爲中國駐文萊大使參與了這次高級會晤前前後後的全過程，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
1995年5月22日，美國政府不顧中方堅決反對和多次嚴正交涉，悍然允許台灣當局領導人李登輝到美國進行所謂的“私人”“非官方”訪問。美國的行動嚴重損害了中美關系，把兩國關系推向危險境地。當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就美國政府允許李登輝訪美提出強烈抗議。同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召見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代表中國政府向美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緊接著，中方宣布推遲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遲浩田原定6月對美國的訪問。一時間，兩國副部級以上的高層訪問和一些雙邊磋商戛然停止。
就在中美關系陷入緊張之時，美政府官員也多次表示希望安排高級會晤，修補中美關系，美國選擇當年東盟外長會議輪值主席國文萊作爲中美外長會晤的地點。劉新生回憶，6月26日，美國駐文萊使館臨時代辦科蘭凱威茨打電話給我說，他接到美國國務院指示，詢問錢其琛副總理兼外長是否有興趣在出席即將在文萊舉行的東盟有關會議期間會晤克裏斯托弗國務卿。我當即意識到這是一件大事，回答說，我現在還不清楚錢副總理來訪的具體日程安排。如果方便的話，請美國大使館給中國大使館來個照會，或他本人就此事給我寫封信，以便我向中國外交部報告。
6月28日，科蘭凱威茨代辦根據我的要求，致函給我。來函最後說，美方期待著中方的回複。爲體現對美鬥爭“有理、有利、有節”的外交策略，我館于7月20日按照外交部指示通知美國使館，中方同意在文萊東盟有關會議期間舉行中美兩國外長會晤，時間爲8月1日下午5時至7時，地點在文萊國際會議中心一個中性會客室或中方會客室。後經過反複交涉和多次協商，中美雙方最終就兩國外長會晤日期和地點達成協議。
8月1日下午，兩國外長進行了正式會晤。兩國外長文萊會晤達成一致，美國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彼得·塔爾諾夫于8月底來華，與李肇星副外長就改善中美關系問題進行磋商。根據克林頓總統的授權，塔爾諾夫向中方通報了美方今後對台灣當局領導人訪問將采取的若幹措施，其內容爲，首先，這類訪問必須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是爲個人目的，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這類訪問不僅要避免實質性的官方性質，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認爲具有象征意義的禮節性和標志性；第三，這類訪問是很少的，只有在特定的情況下才能被允許，並且是“個案處理”。考慮塔爾諾夫的通報基本上回應和解決了中方的嚴重關切。于是，中央決定逐步恢複中美間的高層往來。
同年10月，江澤民主席在出席聯合國成立50周年大會後，中美兩國元首在紐約林肯中心進行會晤，就加強和發展中美關系達成戰略共識。這次會晤取得了積極成果，爲日後中美關系恢複和發展鋪平了道路。此後，中美兩國高層互訪和政治磋商逐步恢複。至此，圍繞李登輝訪美問題與美國進行的鬥爭基本上告一段落。
“無悔外交人生”
撫今追昔，感慨萬千。劉新生深切體會到，要成爲一名合格的外交官很不容易，需要具備全面的素質：一要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和飽滿的愛國熱情，銘記“外交工作是爲了國家的根本利益”；二要有嚴謹的工作作風和嚴格的組織紀律，銘記“外交工作授權有限”和“外交無小事”；三要具備紮實的調研功力和善于交友，銘記“調研是外交工作的基礎”和“了解別人，宣傳自己”是外交官必備的特長；四要培育全面的知識結構和良好的人格修養，銘記“在知識面前,你永遠是小學生”；五要有甘于奉獻和勇于進取的精神，銘記“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回想這幾十年走過的道路，劉新生感到聊以慰藉的是，終身是熱愛外交事業的，也是忠于職守的。由于幾十年中多數時間任職國外，在家庭生活中，對自己的父母與子女疏于照顧，這是他深感遺憾與愧疚之處。他說，“如果我有第二次生命，還要義無反悔地選擇外交事業。那時，我會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同時也能對家庭和家人有更多的投入。”
劉新生說，“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外交部成立70周年，可謂‘雙喜臨門’。1949年10月1日，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曆史揭開了新的一頁，中國外交也開始譜寫新的篇章。70年來，中國認真執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爲捍衛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保障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促進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如今在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國綜合國力日益強大，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深得人心，全世界都重視中國，中國的外交使節到處受人歡迎和尊敬，我有幸作爲新中國外交隊伍中的一員曾了這種幸福和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