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文化報
原標題：亞洲藝術何以“融通大道”？
亞洲文明，從來都是在對話中前進。文明的車輪，只有在彼此交流中才能踏平坎坷、真正行穩致遠，才能彙聚合力、走向共贏坦途。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下，以“亞洲文明交流互鑒與命運共同體”爲主題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于5月15日在北京開幕。
作爲此次大會的重要文化活動，“亞洲文明聯展”主展的“大道融通——亞洲藝術作品展”，展出了來自亞洲（包含俄羅斯）41個國家120位藝術家的130件優秀美術作品。通過水墨畫、油畫、版畫、雕塑等豐富的視覺形式與藝術語言，亞洲各國文化的獨特面貌和中國文化的精神氣象得以展示，亞洲文明共生共融的理念得以傳播，一幅美美與共的文明互鑒新畫卷徐徐鋪展。
開放共融的東方寫意
在中國美術館一層圓廳，簇簇“荷花”在齊白石水墨畫《和平萬年》、吳冠中油畫《紅蓮》等作品中盛放。“荷”諧音“和”，寓意和平、祥和。這些作品不僅表現出荷花的清麗之姿、高潔之美，更展示了中國文化以和爲貴、開放共融的精神理念。中國美術館館長、雕塑家吳爲山的雕塑作品《問道——孔子問道老子》置于圓廳的正中央，他說：“《問道》是我們向世界發出一個信號，那就是願與世界各國相互‘問道’，相互學習。”除了8位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展覽的第一部分“東方寫意”還展示了來自38個國家的67件繪畫和雕塑作品，這些作品無論是手法還是觀念，均體現了東方的寫意之美。
在展覽的第二部分“美麗中國”中，各亞洲國家藝術家筆下的中國人文和自然風景多姿多彩，展現了不同文化經驗中美麗而充滿活力的當代中國形象。這一部分共展示了13個國家20位藝術家創作的24件作品，馬蘇德·阿·汗的《長城》以別具個性的構圖營造出長城蜿蜒、交錯的視覺效果；薩烏丁·納賽爾的《西湖之二》以細膩的筆觸刻畫了山、水、雲構成的和諧畫面……據了解，這些作品全部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的收藏。2009年開始的“意會中國”項目，是促進國外藝術家深入了解中國、感受中國的一項重要文化交流活動。此次展覽中的作品，正是參加“意會中國”項目的各國藝術家們到北京、安徽、浙江、四川等地采風、寫生和創作的成果。
展覽的第三部分“美人之美”主要展示中國藝術家表現亞洲其他國家的創作，體現出中國藝術家開放的文化視野和情懷。展廳中，中國藝術家創作的31件作品，描繪了巴基斯坦、朝鮮、越南等國家的風土人情，其中16件來自中國美術館的收藏，另外15件是特別邀約的作品。楊之光的《尼泊爾音樂教師格努》、葉淺予的《巴基斯坦腳鈴舞》等作品通過對人物的精細刻畫，展現了各國多元的民風民俗；周令钊的《緬甸》、紀連彬的《印度·印象》等作品則以景物爲切入點，記錄了各國豐富多彩的自然風光。這些作品的時間跨度近一個世紀之久，其中很多作品帶有強烈的時代特色。
不同于歐洲文明起源于希臘文明這一相對單一的主線。亞洲文明由于宗教和種族等問題的雜糅，似乎很難找到一種統一的調性，因此，可以看到一些冠以“亞洲”之名的展覽往往很難跳出西方式的展覽思維。展覽的形態基本以裝置、行爲、影像爲主，關涉的常常是種族、身份、性別等問題。此次“大道融通”展無疑提供了一種不一樣的展覽形態。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牛克誠認爲，最可貴的是展覽用了東方寫意的概念，抓住了亞洲文化氣質中最爲核心的、具有統領性的精神形態，這也是展覽價值所在。
如何尋找到亞洲文化藝術的同一性，除了尋求亞洲的理論形態、理論特色，挖掘亞洲各國自身的曆史資源，“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我們要創造當代”。牛克誠說，現在亞洲有很多展覽想突出亞洲身份或是主體性。比如，日本福岡亞洲藝術三年展、香港的亞洲藝術雙年展等。但是，這些展覽還是沒有真正成爲代表亞洲藝術的獨特存在，沒有形成能夠與威尼斯雙年展、卡塞爾文獻展相抗衡的展覽。建設未來亞洲的展覽新形態，顯然是亞洲美術人需要進一步思考和探索的課題。
一體多元的現代化進程
漫步展廳，可以發現除了中國的水墨以及越南的漆畫，亞洲國家的美術作品更多是以油畫、水彩和版畫的形式作爲載體。盡管歐洲的造型藝術體系對亞洲藝術家有著深刻影響，但歐洲特別寫實、講究再現性造型的作品，在此次展覽中非常少見。從亞洲藝術家的作品中看到的更多是一種創造性的變化。這種獨特性也體現在展覽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比如，亞洲其他國家藝術家在表現中國的地域和風貌時，明顯帶有其本國藝術自身的特點。同樣，中國藝術家在表現亞洲其他國家的作品中，仍透著我們所熟悉的中國藝術的氣息。可見，不管表現什麽樣的對象，藝術家內核的主體文化是不變的。
《美術》雜志主編尚輝表示：“亞洲國家即使使用了油畫、水彩、版畫的繪畫語言，仍然帶著強烈的亞洲色彩。這種色彩有中國天人合一的老莊哲學，有印度的佛教和神秘主義，有伊斯蘭文明那樣帶有裝飾圖形的承載。很顯然，亞洲文明這種文化中孕育出來的視覺系統，是一種觀念性的形象系統，它和歐洲再現性的主客觀完全對立的藝術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正是因爲這樣的區別，我們可以看到亞洲藝術家在進行形象處理的時候都有一種共同的線條意識，有了線條意識也就有了筆性。線條和筆性構成了亞洲藝術家共同的規則。”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王镛用“一體多元”來定義亞洲百年藝術的現代化進程。以中國、印度、日本這3個在近代聯系比較密切的國家爲例，日本在戰前畫壇分成洋畫派、複興派（新日本畫）、現代派3個流派，戰後則出現了以草間彌生、荒木經惟、村上隆爲代表的物派，無論是複興派還是物派，都或多或少繼承了日本傳統美學的觀念；印度在戰前也出現了和日本類似的3個畫派，即印歐學院派、孟加拉複興派以及現代派，印度獨立以後，主要傾向于表現主義，其中又可以分成西方畫的表現和印度式的表現。
中國畫壇在激變期也出現了傳統派、改良派、現代派。然而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繪畫又出現了回歸傳統的趨勢，並尤其強調寫意精神，這是對中國傳統深層次的繼承。從亞洲藝術內部的不斷碰撞交彙中，可以看到各國都在尋找適合本國藝術發展的可能性，而在其探索現代藝術發展的過程中，都不可能完全脫離本土的文化傳統和審美觀念。
更大區域開展互動創新
當代以來，世界藝術多元共生、平等對話，形成了中西融合的新經驗。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給文明的流動提供了更多通道，美術的交往更加頻繁。中國美術館倡議成立的絲綢之路國際美術館聯盟和金磚國家美術館聯盟，更是爲各國美術館深化交流互鑒搭建了重要平台，建立了國際交流的長效機制。
就亞洲而言，對于近代中、日、韓在內的東亞文化圈的研究在學術界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以現代中國美術爲例，如：清末民初傳統派畫家之于日本畫界；早期留日西畫家之于東京美術學校；徐悲鴻之于新加坡；韓樂然之于朝鮮民族史、革命史等，都是美術跨區域、跨文化的研究課題。中國美術館典藏部副主任韓勁松認爲，亞洲文明對話，眼光已經不再局限于東亞或東南亞，而是以整個亞洲文明的宏觀視野來觀照、研究亞洲區域的文化現象，“我們要以更加開闊的氣度和胸襟把握機會，一方面把美術文化的交流對話擴展到更大區域範圍，放到亞洲文明對話的大背景中，在中國美術與亞洲各國的交流互動中釋放多元、多彩的活力；另一方面通過比較、研究和闡釋，挖掘不同文化觀念、不同藝術方式和諧共生、交融創新的可能性。”
如果說，亞洲文明對話中的“亞洲”作爲區域概念是成立的，那麽，提出亞洲文明或者文化的共同屬性是否存在這樣的問題，顯然已經不新鮮。今天我們面對的不再是共同文化身份的質疑，而是共同的社會問題，只有保持多樣性並進行融合創新，才能尋找到新的可能。“首先是對話的可能，比如，展廳中的《問道——孔子問道老子》，有沒有可能再創作一件孔子問道釋迦牟尼的作品？亞洲的藝術家總是往紐約、倫敦去看，其實我們身邊的這些鄰居是最值得我們關注、交流、互鑒的，因爲我們是一家人。”牛克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