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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傲的中國人在和條件更爲先進的西方人接觸中，感受到了羞辱，這最終導致他們不惜一切代價在中國推動工業化的龐大計劃。”
——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
148年間，輪船招商局經曆了風風雨雨，始終都屹立在中國的商業浪潮中，沉浮曲折的大潮背後，有著不爲人知的創業故事、政局動蕩、中外商戰以及商戰傳奇；
輪船招商局
那麽，中國曆史上第一家近代企業是如何誕生的呢？很多人可能會說李鴻章，但是，今天我們要說的是實領其事的實幹人物——盛宣懷；
01美英巨輪來襲，帝國航運業被壟斷的危機
鴉片戰爭、太平天國之後，帝國的臨海和江面上出現了極爲不協調莫名場面：
在浪濤滾滾的萬裏長江上，一艘艘巨輪鐵甲快如奔馬，往來如梭；浩瀚無際的東海、黃海海面，輪船的馬達聲此起彼伏，這一巨大的鐵皮怪物噴射出一股股黑色濃煙，或來或往，籠罩著這古老帝國開放的海岸；
而在這些巨輪身旁的江面上、海灘上、，一只只帆破地漏的小船靜靜的躺著，桅杆傾倒、風風雨侵蝕的破樓露沙船（一種平底木船，主要是帝國道光以來國家漕運的主力船只）；
而這個看起來令人哭笑不得的名場面在道光同治年間，可謂司空見慣，這也是對這個個龐大帝國的莫大的刺激；因爲奔馳在帝國萬裏水域的巨輪並不是帝國的財産，而是屬于美旗昌輪船公司、英國太古、怡和輪船公司的資産；
漕運沙船
1940年夏季，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後20年間，中國東南沿海舊式航運遭受毀滅性破壞；
到了1858年，在英法聯軍的威逼下，帝國在中英、中美、中法的《天津條約》上簽下了恥辱的一筆，這一條約的簽訂直接爲美英等國送上了中國的長江航運權；
其後不久，第一批擠入上海的外國央行，如寶順、怡和、瓊記、旗昌、廣隆、吠禮查、沙遜等紛紛在長江水道行駛輪船，利潤頗豐；據1861年史料記載：寶順洋行曾從香港買來總督號舊輪船一艘，行駛于上海、漢口之間；
當時“客位每客價銀75兩，每噸貨架銀25兩，往來一律加以下水時拖帶本地釣鈎船四艘，或帶鎮江、或交上海，每艘裝貨5、6百噸，每噸水腳價15兩，故獲利最厚。”
大利所在，趨之若鹜，帝國新式航運業的優厚利潤幾乎使得每一家二流洋行都爭先恐後置備輪船，參與競爭；
所以，到了1862年，出現了洋行在華設立的第一家專業輪船公司，也就是著名的鴉片經營走私公司——美國旗昌洋行出面創辦的旗昌輪船公司，專門經營中國沿海及長江沿海的客貨運輸。
這是一家擁有100萬兩巨額資本的輪船公司，在我國的領海和內核橫行一時。在短短的幾年間，他的資本迅速增長爲225萬兩之巨，船只和噸位都迅速增加位近20多艘，其業務主要集中在長江航運業，也委派船只在沿海口岸進行活動，總收入的75基本來自長江的內河航運；
太古鐵輪
隨後，進入70年代，中國航運業上出現了旗昌和太古的競爭，這時美國和英國在帝國航運業上的較量；
1872年1月，太古洋行組建中國航業公司，通稱太古輪船公司，資本36萬英鎊，約合白銀150萬兩，實力屈指可數；，成立的目的很明確——與美國旗昌公司在長江航運霸權的問題上決一雌雄；通過幾輪的價格戰，太古洋行占據了長江航運市場份額的30%；
而此時，又一家怡和洋行憑空出世，1872年，怡和洋行組建了華海輪船公司，資本50萬輛；實力排在第三位；
這樣中國航運業的市場份額，就被旗昌、太古、怡和三家輪船公司所壟斷；
時人李鴻章言之：”各口通商以來，中國沿海沿江之利，盡爲外國商輪侵占“
02帝國漕運的尾聲，漕運沙船的黯然沒落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沙船是一支擔負漕運和南北物資交流的龐大帝國帆船隊伍；而牛莊豆貨和江南漕糧一直是沿海沙船獨占的營業；
漕糧原本是用漕船從運河北送的，但是由于運河年久失修，日漸阻塞，自從1826年，漕糧改由沙船運送，南北交流的物資貨物也逐漸由沙船運送，分走海運和河運兩線；
這一情況在道光年間達到鼎盛，據載：在上海口岸一帶沙船多達3000多艘；
1861年11月，太平天國攻克甯波，天國奪取了一個出海口；帝國恐懼，于是尋求美英支持，隨即“許開豆禁”；結果，關東和東南的運輸貿易輕而易舉的被英美等國奪取；
于是，導致了兩個嚴重後果：
一是太平天國的發展，在定都南京後，阻斷了內河航運的北上路線；
二是英美等國在“豆石開禁”後將大批輪船集結在海路航運的重要港口；
1864年，也就是同治三年，豆石開禁不到三年，沙船一落千丈，無力運轉；時人江海關道 丁日昌統計：當時“無赀販賣”，停泊在上海港的沙船以千百號計；沙船特點: 木制平底船，以運動爲靈，若半年不行，由朽而爛，一年不行，即化爲有爲無；1866年，在洋船的劇烈沖擊下，這些沙船背後的江浙大商都面臨著有船無業，盡目朽船的境地；
不到十年的時間，一直擁有3000多艘船的商業團體竟落得如此慘狀；與此同時，帝國漕運業遭受了巨大的挑戰；
破落的帝國漕運
03招商局初立，昙花一現還是革新有成？
帝國內部如何應對漕運的巨大危機呢？
首先做出反應的是：買辦化商人提出了興辦新式航運業的要求;
1867年，知名留學人物時任候補道同知容闳最先創議：“聯設新輪船公司章程”，經應寶時轉呈曾國藩，並由曾國藩轉至總理衙門；“章程”強調創議人目睹了旗昌、太古、怡和輪船公司壟斷長江航運，偏護洋商，對華商貿易大有所傷，，故而倡設立新輪船公司，讓中國人自己合資合股而成立；（容闳提出的章程，旨在振興國家航運業，並未提到漕運事宜）；
這是中國商人籌劃組織的股份公司的最早的一個章程，在集資辦法、內部管理、股東地位、利潤分配都模仿西方企業的辦法，引起了總理衙門審閱時的懷疑。曾國藩也對此疑慮重重，最終容闳的倡議無疾而終；
其後又有沙船商人多次提及此事，曾國藩皆予以駁回，個中原因不明；
洋務衆臣
其實，新式輪船公司的成立與否的背後是晚清洋務派與守舊派以及清流派的博弈，在漕運問題日益突出以及新式輪船公司成立日益聲囂的情況下，發生了一件大事：
70年代初，時任內閣學士的宋晉，以“靡費太重”爲理由，上折批駁並請旨停止閩滬兩局的制造與運作，此處的兩局就是《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引發了一場關于繼續造船與否的爭論，其實是洋務運動是否深入的爭論；
清廷下令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桢等通盤籌劃，總理衙門重提各局輪船由商雇買的主張，企圖以局部的企業和化來解決軍用工業經費的困難。
不久，三人複奏皆說：宋晉之言，是守舊勢力的迂腐之見，並提出，在千年來一大變局時，後千年之何以安內而制外；同時提出福州船政局應當像曾國藩曾打算在江南制造局所做的那樣制造商用船只，以此來和控制了中國沿海貿易的外國運輸公司進行競爭；最後，李鴻章提出自籌自立公司的設想，爲輪船招商局的設立奠定了基礎，也是半年後輪船招商局設立的具體由來；
最後，帝國決策層在此次事件中，權衡利弊後，支持了李左爲首的洋務派的倡議，于是，輪船招商局的成立呼之欲出；
04
籌國計先顧商情，飄搖中的新生
盛宣懷的洋務企業活動，就開始于1872年輪船公司的創辦；
盛宣懷在中國航運業的呼聲人群中，認識的較爲透徹，提出了較爲實用的解決辦法：“試辦招商”。李鴻章作爲其幕主，認爲其想法可行，于是，1872年4月，盛宣懷“遵李相國面谕，擬商輪船章程。”在《上李傅相輪船章程》中提出：
使用先進輪船運輸客貨，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是必行的舉措；
認爲已設的造船廠是不“可言廢”的；
輪船航運業的利權不能全讓外人，應該收回自辦；
同時，還認爲，洋人能辦好的事情，中國人也能辦好，所以他提出了，輪船航運是致富之道；但是，當時的盛宣懷還是太過年輕，才20多歲，李鴻章認爲其不能兼任此職，故而，只把此建議當作幕議；
1872年，8月，李鴻章敕令浙江海運委員、候補知府朱其昂籌辦輪船招商局事宜；
朱其昂，輪船招商局第一任總辦，是最初的創辦人；其人祖籍江蘇寶山，世代沙船經商，後來靠錢財捐了一個通判，升至候補知府，應該說對航運業是比較懂行的，于是，他擬定了《輪船招商局章程》二十條，其大意在于官商合辦，將官股置于首位，李鴻章表示同意；
于是在1872年12月，輪船招商局經過李鴻章批准成立，主要任務是運送漕糧；
朱其昂在籌議過程中說到：各商界大佬胡光墉、李振玉皆出資入股。實際上，他在招股方面幾乎一籌莫展；而當時的帝國首富胡光墉也在左宗棠幕府宗經辦洋務，以“畏洋商嫉妒”而裹足不前，始終不肯加入輪船招商局；
于是，朱其昂在招商局成立後，只募集到十余萬兩，而且還是不繳現銀；這也大大出乎李鴻章的預料；
于是李鴻章准予允朱其昂從直隸練饷局借用官款13萬兩白銀，于是，輪船招商局實際上最初是依靠李鴻章的撥借官款創辦起來的。因此，最初，招商局屬于官辦企業；
朱其昂
這件事讓朱其昂只懂沙船和漕運的缺點暴露了出來，她所購買的“伊敦號”船大而舊，“福星號”船通而小，其他船只也不合用；
由于朱其昂一方面不懂新式輪船業務、一方面剛成立的招商局只能參與漕運，無法進入到商業航運業，導致招商局在半年之中虧損4萬兩之巨，于是，朱其昂不得不辭去總辦職務；請求專辦漕運，輪船招商局隨即開始籌議改變官辦的局面；
05招股商辦，招商二虎的經世之功
李鴻章再次啓用盛宣懷，又有哪些奇招挽救初生即遇險的招商局？
在招商局面臨虧損的轉型期，盛宣懷提出了招商局轉型的16字方針：“氣脈寬展，商情踴躍，持久不敝，由漸擴充”，。成爲了其入局的建議；
1873年春，李鴻章敕令盛宣懷制定招商局章程的命令，盛宣懷此次議章程六款：
”委任宜專“、”商本宜充“、”公司宜立“、
”輪船宜先後分領“、”租價宜酬定“、”海運宜分與裝運”
盛宣懷說：要做好近代航運的工作，第一應該成立招商局，創立規矩，聯絡官商，而後官有責成，商亦有憑籍；第二是由總辦刊發章程，章程依照外國央行，招集商股50萬兩，100兩一股，人票不認人，一年一小結、三年一大結；
1873年，招商局進行重大改組，李鴻章委任唐廷樞出任總辦，重訂《章程》、《局規》，廣招股份；同時任命 朱其昂、徐潤、盛宣懷、朱其召四人先後成爲會辦，唐、徐專管輪船運輸、招股事宜，朱、盛負責漕運和官務；
從1873年起到1876年止，唐廷樞的活動主要在輪船招商局。1876年他受李鴻章的委派，開始籌辦開平煤礦，1885年以後，則完全脫離招商局，專管開平煤礦。
這裏需要重點強調的有三人，此三人依次爲唐廷樞、盛宣懷、徐潤；
唐廷樞
唐廷樞可謂是此三人中商業眼光最佳者，基本上，在招商局商股商辦的主張中，唐、盛二人最至；
不過，唐廷樞堅持的是“商”居于企業主導地位，比之與盛宣懷“官”居于企業主導地位更勝一籌；但是在此時，招商局基本朝向了商辦的前路走了起來；
在招商局的日常事務中，唐廷樞和徐潤基本完全成了招商局的兩大代表人物，招商局的業務拓展迅速，並且獲得了很多國內商業運輸的業務量；
旗昌、太古、怡和中國內河航運三巨頭看到招商局站穩了腳跟，于是開始了不同程度的多維打擊；
一方面打擊招商局的遠洋航運業務，招商局在創辦的前十年中，曾經數度試圖開辟遠洋航線，從1873年到1881年間，先後去過長崎、神戶、新加坡、檀香山、舊金山、海防、倫敦等地，但是東洋、呂宋定章多有偏袒該國的商船國，東南亞、歐洲的路線，不是因實力羸弱容易招致匪患，就是無法與洋商爭奪利潤；基本上，開拓的東亞、東南亞、歐洲航線相繼停航；
另一方面，外國資本是在運費上跌價競爭，
招商局開業後，受到當時形勢的影響，具體有：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戰爭、1878年滇案的影響，都招攬股份不利，很多人認爲中國海防將發生大事或者中國海防羸弱，所以導致未能踴躍投股；但是，輪船招商局成立兩年來，依靠官方支持和唐、徐等人的努力，船只達到了十艘船左右，初具規模；但是，三大輪船洋行在漢口、甯波、天津、汕頭、廣東等沿岸、內河航線的運價一律降至四成左右，例如，在上海到甯波的運價由每噸噸2.5元降到了0.5元；
這種削價競爭讓招商局帶了了巨大的虧損，難以久支；
那麽，帝國的應對措施有哪些呢？
首先，帝國政府認爲招商局不可半途而廢，被洋人恥笑，所以給予多種貸款，支持分期還款和緩繳利息的形式支持其業務發展；
其次，通過加撥漕糧、承運官方物資來增加招商局和洋商競爭的力量，通過政令下達直接說明蘇浙海運、沿海官運物資皆由招商局承運；
再次，准令華商輪船在沿海沿江以及內河不通商口岸自行貿易，依次擴大招商局的經營範圍；
在帝國各界的支持中，招商局勉強存活並且獲得了利潤；時載：“通盤之利，尚有七厘之利。”
招商局在此時也獲得了一定的市場份額，而國內航運業的巨頭旗昌洋行卻在1876年的時候，以舊式木船爲主力的無以抵抗以設備先進的新式鐵輪船爲主的太古輪船公司，失去了一向的優勢；同時，美國國內的內戰以後出現的經濟繁榮，對他轉移投資也産生了強烈的誘惑；于是，1876年8月旗昌輪船公司放出收縮、出讓的消息，而此時盛宣懷看到了這一機遇——輪船招商局擴張；
1877年初，旗昌通過瑞生洋行的經理加士達向徐潤示意，願意以250萬兩的代價出售他所擁有的輪船、碼頭、棧房等全部航運業務財産，並強調需要盡快出售；（此處爲何找徐潤，是因爲徐潤作爲當時較大的買賣商人實際上擁有一重身份——旗昌的主要股東之一）
于是，徐與唐、盛等人共同上書，由盛宣懷遞交時任南洋通大臣的沈葆桢痛陳厲害，並建議：
首先，勸令旗昌原有華商股本20萬兩投資招商局；
其次，請兩江總督奏撥官款100萬兩、免息發交招商局，分十年還清；
第三，請兩江總督敕令兩淮鹽運司和兩淮運商皆出銀入股，這樣就可以招股79萬兩
第四，希望各地蕃司和各海關道向通商口岸的商人隨時入股；
當時，能夠直接接觸沈葆桢的唯有盛宣懷，于是，盛宣懷“始毅然請于幼帥，以定此意。”（沈葆桢，字幼丹，故稱幼帥）
關于籌款議價，據徐潤回憶：系杏翁一人之力；于是，沈葆桢敕令江蘇出銀50萬兩，浙江、江西各出銀20萬兩，湖北出銀10萬兩，作爲官股本入招商局，並規定“息無定額，厲害同之”；于是，在與旗昌的交易過程中，盛宣懷主導了整個交易過程，並以220兩的價格成功交易；對于這次交易，曆史上褒貶不一，有以下原因：
旗昌公司之所以基于出售資産是因爲其舊式木船已經過時，太古、怡和因本身船只爲新式鐵船，故而不會以高價收入該資産，又因對于招商局而言，少一個敵人總比多一個敵人要好的心態，才對招商局抛出橄榄枝；
1877年，3月11日，雙方正式簽訂合約，交割了公司資産；
此時，招商局的輪船噸位便突然增加到了400萬噸，占總數的37%左右，基本上擴充到了33艘航運船只；
此後，太古、怡和、招商局三分了中國內河航運業的天下，從此，也便開始了更爲激烈的競爭；
在競爭中，招商局雖然有了短暫發展，但是，劣勢依舊，盛宣懷此時身處會辦之職，于光緒三年，即1878年提出“整頓八條”的意見：
這八條意見多被唐徐二人接納實行，大多變成了招商局的局章條款，讓招商局的經驗有所改進；在這一時期，招商局借由巨大的資金投入開始了快速發展時期；
在旗昌交易後的三年中，總稅務師的赫德已想染指招商局的管理，唐廷樞七次發信催盛宣懷解決此事，不到半月隨即解決了赫德插手的意圖；
1880年招商局也因此招致了朝廷清流的彈劾，時任國子監祭酒的王先謙上奏指責並購旗昌公司，使得招商局局勢將決裂，並痛斥唐廷樞、盛宣懷等人
“挾詐漁利，若任其逍遙法外，是無國法也”
慈禧再次下令嚴加整頓，由直隸總督李鴻章和兩江總督劉坤一總查其事，光緒七年正月十五，也就是1881年2月6日，過年的喜慶還未散去，招商局卻籠罩了緊張的氣氛，劉坤一是在沈葆桢去世後，接任兩江總督的，他在嚴查當天就上奏說：先爲唐廷樞和徐潤開脫，說他倆是招商局必不可少之人，功過相抵免于議處；接著，就把矛頭指向盛宣懷，一方面說他攻于鑽營，一方面指責他在旗昌交易案中飽私囊，
盛宣懷毫不示弱，寫下了洋洋灑灑的辯駁詞，並禀告李鴻章不預局務，辭去會辦一職，這個要求經過總理衙門的上奏，批複是不准再幹預招商局事務；
而招商局最具發言權的唐廷樞向李鴻章提交詳細報告，系統的敘述盛宣懷被誣陷的實際情況，另外，盛宣懷寫給胡雪岩的信中也說這是莫須有的奇案；
1881年3月，李鴻章上奏，對王先謙彈劾各項逐個澄清，其中特別強調，盛宣懷不可能中飽私囊20萬兩銀子，並提交了核查證據，因爲旗昌賬目皆由董事會監管，20萬兩數目太大，董事會不會予以通過，而且，旗昌收購案的款項是分20次結清，分四次結算利息，賬目流水皆在上海各大銀行錢莊經手，旗幟=昌收款則在彙豐銀行經手，可以說是委托第三方的金額走款；
就在劉坤一堅持嚴查的時候，突然轉變了態度，同意李鴻章的上奏意見，原來是此時朝廷清流一派，陳寶琛彈劾劉坤一“嗜好過深，廣蓄姬妾”，隨後，張之洞上書讓朝廷貶黜劉坤一，劉坤一自顧不暇，即將調離兩江總督的要職位，于是1882年4月，招商局彈劾案以否定結案，李鴻章上書帝國，認爲盛宣懷爲可用之人；
實際上，並購旗昌的曆史功過都由招商局的業績說明了，僅實際入款就從1877年到1881年達到了300多萬兩，年度淨利潤就高達60萬兩左右，招股情況也業績斐然，1881年不僅招股了100多萬兩，而且入股不斷，股價也從100兩增加發到253兩，1882年以中國第一個股份制公司輪船招商局的興盛爲標准，洋務運動進入了第一個高潮期，從188年到1887年，《申報》上刊載過股票買賣價格的共有36家企業，他們是中國近代第一批股份制企業；
時人評論說：招商局開其端，一人倡之，衆人和之，不數年間，風氣爲之大開，公司因之雲集；
在朝廷不幹預局務的命令之後，寫下了《輪船招商局辦事始末》，此時，他雖然忙于礦務和電報，但在此書字裏行間無不展露他對招商局的情有獨鍾；
輪船招商局辦事始末
輪船招商局自此經曆中國近代與當代的風雨曆程，幾易其主，傳奇不斷，這裏我們限于盛宣懷的視敘述，僅僅是其百年曆程中的艱難啓航。後來民國經濟、改革開放以及現代經濟都離不開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深入了解一下。
下期預告：
督辦電報局，近代通訊如何從側面改變晚清帝國|盛宣懷評傳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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