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冰島醫院的床位不夠了。不過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樣，急需床位的不是新冠肺炎的患者，而是即將生産的孕婦。
疫情以來，大多數發達國家的新生兒出生數量大幅下降。如在2020年，美國的生育率達到了曆史最低，法國在當年出生的人口數量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少的。
不過北歐國家一枝獨秀，出生人口不降反升，其中以冰島最爲顯著：在2021年第二季度，冰島出生人數比常年平均高出16.5%；芬蘭和挪威出生率也分別增長了7%和5%。
生活在挪威的華人學者、同樣也是孩子母親的張女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對于這一結果，她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在她看來，主要是因爲北歐國家有社會福利兜底，疫情並沒有造成太大的不確定性；同時因爲疫情導致在家辦公，屬于個人的時間增多，這些都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醫院病床不夠用了
在2021年第二季度的“嬰兒潮”後，冰島一直在努力擴展産科的病床數。
其實早在2020年12月，冰島醫院就首先注意到，來做産前檢查的婦女急劇增加。赫雷達爾斯多蒂爾（ThomsenHreiðarsdóttir）是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最大醫院Landspítali的首席助産士，全國70%的嬰兒都出生在這家醫院。她表示：“我們當時覺得這也就是幾個月的事，再過幾個月數量應該就會下來了。”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出乎她的預料。
到了2021年夏天，大量嬰兒出生，醫護人員嚴重不足。冰島不得不從德國、波蘭，甚至遠到澳大利亞招募助産士，不過人手還是不敷使用，最終只能將已經退休甚至70多歲高齡的助産士召回應急。不過每個月都有那麽幾次，因爲産科的病床數嚴重不足，醫生只能將急需生産的婦女推進急診室分娩。
赫雷達爾斯多蒂爾根據産前檢查的數量估算，在2021年整年，冰島的生育率大概提高了9%。對于赫雷達爾斯多蒂爾個人來說，這意味著更大的壓力，一方面是助産士人手不足，同時還需要考慮疫情防控的因素。總之，用她的話來說，就是“現在發生的簡直難以置信”。
“嬰兒潮”對于冰島的短期影響很快就顯現出來了。一位母親在爲她1歲孩子找白天的托育機構時犯了愁，先後找了28家托兒所，才覓得一個空位。對于未來幼兒園怎麽解決，她說：“我不知道，不過我覺得這是所有孩子都要面臨的問題。”
類似的情況也在芬蘭發生。奧地利維也納人口研究所的研究員庫博特卡說：“就是從疫情開始後，芬蘭生育率在持續增長。”他認爲，在疫情期間芬蘭封禁措施較爲緩和，可能是促進生育率增長的一個原因。
福利促進生育？
張女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生孩子是一項關乎長期的打算，而疫情對北歐民衆來說，不確定性並沒有增加太多，相反還增強了一些平時沒有的保障。
在2021年9月挪威宣布分階段重開邊境之前，每日新增新冠確診人數穩定在幾百例左右，基本可控。雖然在重開邊境後，確診人數大幅上升，但截至目前，挪威已有73.9%的人口完成了疫苗的全程接種，疫情的影響仍然在可允許的範圍內。
張女士說，和歐洲其他國家不一樣，北歐民衆整體而言對政府決策的配合度高，也便于疫情的管控。
張女士告訴記者，挪威民衆對疫情産生擔憂主要是在疫情發生的初期，那時對這一新病毒不了解，社會停頓，邊境進行了封鎖。隨後挪威政府拿出了補助方案，100%補貼普通人因疫情造成的收入損失，之前的失業保險也只能覆蓋原先80%的收入。因此，疫情對普通民衆的經濟狀況沒有太大改變。
“大家已經習慣于政府福利兜底，對未來並不擔心，這爲生育率提高提供了基本保障。”她說，雖然其他發達國家也提供了一定的兜底，但力度難以與北歐國家匹敵，因爲北歐的社會福利已經處于高位。
張女士表示，至今挪威大多數非服務行業依然可以在家辦公，省下了大量通勤和出差的時間。而因爲疫情，年輕人也取消了自己的旅行計劃，更多地待在家中。以她自己爲例，在疫情前她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外，如今在家辦公已成爲習慣。
“生活無憂，再加上時間多出來，生孩子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她說。她進一步解釋道，這主要分爲兩類：一類是原來因爲事業太忙，現在閑下來生孩子的；還有一類是原來就有計劃，而疫情暴發後，幹脆讓計劃提前，在她的朋友中就有這樣的情況。
北歐的生育率爲何成了“優等生”
雖然很多專家表示，社會福利與生育率並沒有太多關系，但在疫情期間，社會福利確實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生育。這些福利政策主要包括經濟補貼、稅收優惠、假期支持和社會撫育等。
冰島國家統計小組人口問題負責人卡爾森表示，對于北歐人來說，“在危機之中，你可以將職業生涯暫停並專注于育兒，你一點都不用擔心家庭經濟情況的問題”。
北歐五國都至少提供11個月的帶薪育兒假。具體的金額視個人生育前的收入而定，從丹麥的53%到挪威的近100%。在冰島，父母有12個月帶薪假，可以拿到原有收入的80%，最高可達約2.8萬元人民幣的金額。
卡爾森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前生了個孩子，他甚至認爲，這實際上對他們家度過金融危機很有幫助。不少人表示，要不是疫情，現在很多嬰兒可能根本不會出生，所以北歐這股“嬰兒潮”或許持續不下去。
張女士也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疫情退去後，如果生育率有所回落，她覺得也是件正常的事。
事實上，北歐的生育率一直有別于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的走勢，有時具有風向標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國家都爆發過一波“嬰兒潮”，然而，北歐卻沒有。自然，北歐在歐洲最早面臨低生育率的困局。
瑞典是北歐人口最多的國家，全國人口剛跨過1000萬的水平線。數十年來，瑞典的生育率呈現“W形”起伏波動，兩度下跌，又兩度回升。
瑞典在1968年總和生育率跌破了2.1世代更替線，而同期整個歐洲的總和生育率還維持在2.5左右。
此後瑞典生育率始終處于緩慢下降的過程中，有周期變化，也有觸及短暫的低位，也有回調擡升，目前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8左右的水平。
在2021年，瑞典的總和生育率爲1.84，和法國並列歐洲第一。此外，丹麥、冰島、挪威這三個北歐國家的生育率均高于歐洲的平均水平。這些曾經率先困于低生育率的國家，如今卻成了歐洲穩定生育率的“優等生”。
世界上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面臨著生育率低迷帶來的挑戰。聯合國公布的《世界人口前景》報告顯示，從1950年至2020年，全世界的總和生育率（TFR）由4.97下降至2.47，其中發達國家的相應指標由2.82下降至1.64。
上述報告指出，長期的低生育率會加速人口年齡結構老化，使人口總量陷入負增長，影響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面對挑戰，不少低生育率國家出台了直接或間接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效果卻差異很大。法國、英國、丹麥、瑞典等國生育率明顯回升，希臘、意大利、韓國等國卻始終在極低生育率水平徘徊。在東亞，韓國、新加坡等國在經曆快速人口轉變後，總和生育率在本世紀初達到極低水平，韓國更是連續多年成爲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2020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爲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