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無症狀感染者以後有可能在家隔離嗎？”
“有這個可能…要看整個情況的發展，如果太多，是有條件居家隔離的。”
那是在上海疫情上升期，人民日報的媒體與上海市集中隔離點醫療救治組組長陳二珍進行了一次真實的對話。
陳二珍回答的背景是上海嚴峻的抗疫形勢。
最近一周，作爲全國抗疫的重點，上海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數從1000、2000人迅速增加到5000、9000人，並持續過萬。
就在昨天，上海新增確診和無症狀感染者17077人。
截至目前，上海感染總人數已達9萬人——大多無症狀，已經超過了兩年前武漢的感染人數，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上升。陳二珍說，上海的疫情規模“比武漢還大”。
面對如此大量的無症狀感染者，在醫療資源緊張的情況下，一些疾控專業人士和民衆開始討論留在家中，這是一種下意識的選擇。
上周，在當地社區廣爲流傳的一段音頻中，上海市疾控中心的一位專業人士在群衆投訴電話中建議，“如果你是輕度無症狀，不要把人拒之門外，在家隔離就好”。
也是在上周，上海一棟居民樓發出倡議。一旦樓房積極，沒有嚴重情況，就自願不去收容所，分擔責任。
複旦大學教授馮岩也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表示，“我最希望的是，一旦出現問題，在輕微無症狀的情況下，我和我的孩子被隔離在家，以免占用社會資源。”
民間的聲音似乎在表明，面對這種病毒傳播R0值超過10，但嚴重率極低的奧米克隆毒株，人們對病毒本身的恐懼正在轉向對隔離及其次生災害的恐懼。
在這種情況下，毒性較低的Omicron成爲新冠肺炎的主要菌株，使家庭隔離成爲一種選擇。
MD安德森癌症中心美籍教授張玉嬌向8點健康報分析，2020年的武漢疫情中，人們對新冠肺炎的了解有限，當時病毒的死亡率遠高于現在。有必要防止微持續，而庇護所幾乎是唯一的解決辦法。現在奧米克隆新毒株重症率更低，傳播性太高，感染規模太大，以及相關疫苗的存在，都使得可以考慮居家隔離。
病毒學專家常榮山進一步解釋說，新冠肺炎原本是一種自限性疾病，感染後幾天內就會與人體免疫系統“戰鬥”。對于無症狀感染者來說，熟悉的家庭環境和輕松的心情可以提供更好的營養和睡眠，可能更有利于康複。但是受到驚嚇、感冒等因素都會對免疫系統産生影響。“無症狀的患者到了收容所就有可能變成有症狀的患者”。
另一方面，大量的感染和隔離嚴重影響了醫療和社會資源的正常分配。
面對這樣一個現有感染者數以萬計，並具有指數級傳播能力的病毒，即使是醫療資源豐富的上海也感到捉襟見肘。
上海有10多家定點醫院、儲備定點醫院、收容所醫院，最大的收容所醫院有15000張床位，用了8天時間才完成。
2020年，面對新冠肺炎的原始菌株，武漢市收容所醫院的床位總數只有幾萬張。兩年後的今天，人口增加一倍多，新病毒原毒株增加數倍，上海還需要建多少收容所醫院？建收容所醫院的速度能趕上感染者的增長嗎？這一切都令人擔憂。
收容所醫院成立後，需要配備物資、人力和醫療服務。根據財新的報道，上海的集中隔離點已經面臨醫療和後勤保障不足的問題:隔離點有10多人，包括一些嬰兒，存在交叉感染的風險；手術初期三餐供應不規律，被子不足以禦寒。一些隔離點缺乏醫療服務。關于嬰幼兒與父母分離的爭議仍然高居熱搜榜榜首。
隨著大量的避難隔離消耗了大量的公共資源，次生災害也逐漸顯現。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由于急救120負荷過重，上海部分透析患者無法按時做血液透析，生命受到極大威脅。上海約有2萬透析患者。
“這麽龐大的感染者數量還要按照甲類傳染病來管理，哪個城市都受不了…這種計劃也必須看起來很美，在實踐中必須兼顧一件事，失去另一件事。”原上海市疾控中心疫苗專家陶麗娜說。
但是面對如此龐大的感染者數量，如果你選擇匆匆忙忙的呆在家裏，會帶來什麽？
香港病毒學家金東燕提到了香港的例子，那是吉林和上海疫情之前中國城市最引人注目的疫情。
香港疫情初期，大量輕症患者湧入醫院，一度造成醫療資源擠兌。老年人、基礎疾病患者等高危人群不能及時就醫。疫情後期，雖然政府一直沒有明確感染者可以在家隔離，但實際上大部分都是在家隔離。前幾天，行政長官估計家裏有30萬感染者。
在這種情況下，到目前爲止，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8000人。
與香港相比，強調在家隔離輕症患者的新加坡，主動采取了各種配套措施，比如動員家庭醫生，保證高接種率等。感染人數和香港差不多，死亡率卻不到香港的1/5。
中國准備好待在家裏沒有症狀和症狀輕微了嗎？
從某種意義上說，居家隔離將新冠肺炎感染相關的風險和壓力從政府和社會轉移到了個人和家庭。但是，在今天的中國，“有多少人和家庭能夠承受這種壓力？”德國華裔病毒學家、埃森大學教授魯·紀萌向《文健八點鍾》提到了這一點。
目前，這位中德病毒學家表示，在中國進行輕度居家隔離的時機還不太成熟。
魯認爲:“在災難時刻，我們不能只考慮某些人的不便。首先要考慮的是最弱的一群人，因爲一旦災難降臨，他們會受到最大的傷害。對于這些人來說，我們是否做好了充分的准備才是問題的關鍵。”
他提到，在德國，“全民已經接受了足夠的關于新冠肺炎治療的知識和經驗，醫療服務由社區醫生爲主體承擔，他們可以提供護理和救助。另一方面，在國內，相當一部分家庭的住宿條件達不到居家隔離的要求，缺乏基本的醫學知識，無法對自身的病情做出合理的判斷。基層醫療力量薄弱。一旦發生意外，沒有預案和分級診療體系來支撐如何急救。”
因此，盧認爲，“在沒有足夠支持系統的情況下，一旦實施無症狀居家隔離，奧米克隆造成的損害可能甚至大于達美。”
與我們在國外的生活狀況不同，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趙大海教授也表示，“在中國，很多家庭並不具備對感染者和非感染者進行物理隔離的條件。一旦他們被隔離在家，一個人的感染大約等于整個家庭的感染。至少從目前的條件來看，這是不符合倫理要求的”。
除了家庭自身條件，還要考慮其他家庭成員、鄰居、社區成員的意願。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呼吸與感染科主任醫師董力曾補充道，“如果在公寓或社區出現陽性感染，老人、孕婦、兒童家屬真的接受病例的居家隔離嗎？他們知道如何保護自己嗎？”
除了客觀條件，另一個問題在于看病的習慣和對新冠肺炎的態度。
基于對控制區人群的管理經驗，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呼吸與感染科主任醫師董力曾說:“如果把幾萬個症狀輕微、無症狀的病例隔離在家，基于普通人的醫療習慣和對新冠肺炎的恐懼，極有可能他一發燒就還想看醫生。一些真實的反應是，120不來感染者就很緊張，甚至哭鬧吵鬧。那麽最後的結果就是大概率要把他轉移到集中隔離點，或者派醫護人員上門服務。考慮到這種情況，相比之下集中管理的成本更低”。
武漢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譚曉東告訴《第八健康新聞》，“外國經驗在中國的移植需要跨越客觀現實的溝渠”。“一個最基本的區別是生和死的概念。現在大多數人認爲政府應該對新冠肺炎感染後的整個過程負責。無論你是普通人還是無症狀者，這種思維模式都很難在短時間內扭轉”。
在中國，公共衛生必須向所有感染者和其他相關需求提供全方位的管理和支持，這不僅體現在對集中控制或個體處置的偏好上——基于這一理念，一旦患者被隔離在家，他們很難不感到被社會抛棄——還體現在家庭隔離所隱含的層層延伸上。
譚曉東教授進一步解釋道，“在當下中國，集中隔離不僅是傳播學上的隔離，也是社會學上的隔離。從家庭和社區中挑出傳染源，不會造成二次感染，從而給大家以社會學上的鼓勵和信心”。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面積的隔離避難所仍然是中國抗擊疫情最可行的方式。
但這種集中隔離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各地儲備不足的現實。
基于對現實的了解，譚曉東提醒，上海、吉林的病例發生後，各地要根據當地的需求，以自己的同理心，按照老百姓的意願，做出科學和人文關懷並重的大規模疫情預案。“比如，測試團隊如何快速擴張？收容醫院、隔離點、定點醫院等集中隔離場所。應該提前預約。准備好了，就要考慮不同的感染者是怎麽進來的，進入哪個層次。如何安排老人、嬰幼兒、基礎疾病患者的護理？如何建設和培養醫療志願者？如果不夠，我們如何進行區域支持…總之，我們應該准備打大仗和惡仗”。
但目前在疫情規模風險更高的奧米克隆，官方尚未就建設多少避難所、如何搭配護床員和志願者、如何分層次管理不同感染者等技術標准出台明確指導意見。
怎麽去那個家？
面對高傳播、低嚴重度、低死亡率的新型病毒，無論是建立更多的避難所醫院來容納更多的人，還是在家隔離無症狀、輕症患者，這些論調都反映出當變異毒株造成超大規模疫情時，我們沒有做好准備。
由于其傳播能力強，疫情發展的速度總能輕松超過當地的醫療資源。而在香港、吉林、上海，醫療資源無法及時擴充，造成治療不及時的時間差。“再加上檢測問題，事實上，有些感染者是在家的，”一位流行病學家分析說。
“當然，居家隔離可以作爲公共資源相對緊張時的一種補充和替代，或者有意識地儲備一定的資源，以應對更大的疫情。當然，就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狀況而言，居家隔離更適合于密切接觸者，而不是感染者。”呼吸內科專家王廣發曾對八大健康新聞表示。
金東燕告訴八大健康報:對比香港和新加坡的疫情，可以看出要努力做好預案，做好“積極居家”的充分准備。
其實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如果家裏的感染者能夠盡可能好的在家管理自己，就有可能影響疫情的進展。
常榮山告訴八大健康報:奧米克隆流行毒株的傳播力是原毒株的4倍左右，任何聚集都會造成感染區域的擴大。但“95%以上的陽性感染者有流感樣症狀，而不是肺炎症狀。他們不用去醫院也不用吃藥就能自愈。自覺做到少出門，少聚集，核酸檢測時保持2米的距離。這些都是積極的預防和控制，這是根本的方法”。
金東燕建議，准備工作應重點關注疫情中最脆弱的老年群體。
目前，中國大部分城市“正面臨窗口期，即快速給老年人接種足夠療效的疫苗。”在醫生的指導下，有必要確保老年人獲得足夠的抗體。可以在疫苗打完之後檢測抗體，個性化接種方案，直到有抗體爲止”。
一旦疫情來臨，“爲保護60歲以上疫苗接種率低、有基礎疾病的老人，可以反向隔離，隔離到賓館、酒店保護”。
對于疫苗接種率高、自身免疫力強的60歲以下的健康人群，爲了切斷感染者與家人、社區成員之間的傳染，“最基本的條件是給感染者一個房間，最好有單獨的衛生間設備。”
張玉嬌教授分享了他的經曆，他的家人也感染了奧米克隆。“我個人症狀是咳嗽和一夜低燒，孩子基本沒有症狀”。“因爲奧米克隆時代的新冠肺炎是一種自愈性傳染病，普通人的症狀會在最初的五天後逐漸消失。比如我們在家待了十幾天，症狀完全消失後再回去正常工作”。
“除了必要的檢查，家裏的感染者還需要一些止咳藥、退燒藥，以及一些常用的醫療設備，可以測體溫、心率、血氧濃度。”張玉嬌教授提醒，“當感染者發高燒或者你的血氧飽和度低于92，就要考慮去醫院了，這就提示了肺炎的可能。”
傷檢分類與醫療支持有關。居家隔離最關鍵的支持措施是及時篩選出有危險因素的感染者，通過各種監測和及時指導，爲其提供及時的醫療救治。
相對于家庭醫生體系健全的發達國家和地區，新的團隊仍然需要加入到疾病的診斷和指導中，比如中國的社區醫生和遠程資源。金東延告訴《八健康新聞》，“那些小醫院其實有分流感染者的潛力。還有一個體驗就是做心理醫生，遠程會診。症狀較輕、恐懼中無症狀感染的人最需要精神支持。”
對于緊急情況下的感染者，及時轉運和醫療支持也需要慎重判斷。“資源要配置好，檢測要分層，醫院也要分層分流”。
另一方面，在集中隔離和家庭隔離之間仍有許多可能性。
“根據我們以往管理控制區的經驗，除了感染者，封閉控制區內的其他人也有各種醫療需求，包括慢性病人、突發疾病病人、燒傷、動物抓傷咬傷等。，這些都需要社區的人們通過閉環管理來部署救護車將他們送往醫院。”董力曾認爲，將數萬名感染者留在社區會讓他們和周圍的人“不安”，並要求現場醫療服務。
但是，一個城市對幾個甚至幾十個感染者的保護，和對幾萬個感染者的管理以及他們之間的緊密聯系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大規模的醫療資源儲備也意味著巨大的成本投入，“可能是儲備用不上，也可能不夠”。
無論是人力還是物力，在“動態清零”的要求下，當儲備資源不足時，可能被分流且能自我管理的非超級傳播者會從各個鏈條上節約醫療資源。
“老百姓要保護醫院，醫院也要保護老百姓。這兩件事是相輔相成的”，金東延提醒道。“疫情下的腎透析、腦中風、心血管疾病患者，也要有醫療資源可用”。
這是對科學認知、醫療資源、處置能力的長期訓練和啓蒙。擔心集中隔離的舒適度的人，短時間內無法與擔心最弱勢群體能力的人和解。ICU資源、藥品、疫苗的地區差異需要時間來彌補。
規模疫情是香港、吉林、上海的遭遇，很快會是更多城市的遭遇。當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遇到公共資源擴張不足的困境時，自下而上的補充力量或許可以填補缺口。
他們正面交鋒，但從長遠來看，殊途同歸。“無症狀居家隔離的區域探索，可以回答很多想象中的問題，從居民區到區域，到城市，再到全國推廣，這是一個可預見的必由之路”。
與近兩年的實踐相比，從任何意義上講，基于科學認知的個人和群體的主動處置能力，都將是最有希望的新生力量。每個人的個體行爲將決定一個城市抗疫的最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