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1938年，我出生于新加坡，但在我心裏，自己不是“海龜”，而是結著紅領巾、戴著共青團徽、身著綠色軍裝，在黨培養下長大成人祖國的“親兒子”。如今，我一刻都不想再離開祖國母親的懷抱，我要將余生所有精力繼續奉獻給奮鬥一生的國防衛生事業，直至心跳停止的那一刻。
好事多磨，參軍從醫夢終實現
上世紀30年代，我的父母一代在戰亂和災荒中背井離鄉從廣東省下南洋，先是前往印度尼西亞謀生，後來又輾轉到了新加坡。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我出生了，加上哥哥和姐姐，父母希望我們仨當中能有一條“根”留在祖國大地。1941年，3歲的我被母親送回廣東省梅縣黃沙村老家，而就在那一年，積勞成疾的父親因肺結核離世。母親回到新加坡料理後事，我從此跟著叔叔在老家生活。
童年的日子在我印象裏是青山綠水的美，也是一貧如洗的拮據。小學畢業後，因爲交不起學費，我辍學了半年，直到隆文中學爲貧困生設立助學金後，我才憑借優異的成績重返校園。漸漸地我發現，在農村，沒有知識沒有技術，就不會有出路。上了初中後，我的生活幾乎都靠人民助學金維持，心無旁骛的我每天腦海中只有一件事——讀書。
1956年，我從省立廣東梅州中學高中畢業。那一年，“國民黨圖謀反攻大陸”的消息傳來，青年人都義憤填膺，因此我的第一個心願就是參軍報效祖國。可惜，參軍之路好事多磨：第一次因爲有海外關系，空軍沒有去成；第二次因爲體重不達標，海軍也沒去成。直到第三次，第四軍醫大學來招人，前來招考的老師告訴我，“出身無法選擇，但革命的道路可以選擇；身體瘦小不要緊，可以鍛煉。只有一個問題：你願不願意爲國防衛生事業服務？”“我願意！”就這樣，我終于如願以償，實現了又當軍人、又當醫生的夢想。
要做好一名“人體工程師”
其實，我的學醫之路深受兩位叔公影響，一位名叫廖壽南的是梅縣當地的中醫，小時候經常看見他走街串巷爲鄉親們開藥治病；一位名叫廖羅士，是早年畢業于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的博士，新中國成立後擔任了首任梅縣人民醫院院長。從事中西醫的兩位叔公，雖然領域不同，但都讓我把“救死扶傷”的觀念深植于心，要做好一名“人體工程師”。
我所在的醫療系共有280人，我在1956級的第三班40余名同學中，是年齡最小的一個。當時，班級裏除了像我這樣的應屆生外，還有不少解放戰爭後從各部隊保送來的幹部學員。雖然因爲戰爭，他們沒有接受過正規系統訓練，但豐富的經驗與思考處理問題的能力，讓18歲的我受益匪淺，只有遇到學習中的難點問題時，大家才可能爭到面紅耳赤。
除了吃飯、睡覺、鍛煉，剩下的時間我幾乎都用來看書。大一那年，解剖課老師李繼碩即興在黑板上畫出人體結構圖的本領讓我們非常佩服，但輪到自己做時，就碰到了難題：我描述能力還不錯，但醫學繪圖卻不是強項。我提醒自己，醫學是一門嚴謹的專業，唯有刻苦鑽研、悉心觀察才能取得成功。努力沒有白費，畢業時，我成爲了“五好學員”。
1961年夏天，我和另外18名同學一同幸運地分配到了第二軍醫大學（現海軍軍醫大學）。這個《夜上海》中唱到的“不夜城”，就此成爲了我的人生新舞台。
從零起步的皮膚科
1962年初，我在二軍大完成了曆時3個月的培訓，新問題擺在面前：選擇哪個科室作爲未來方向？大內科與大外科是“香饽饽”，但我卻選擇了不起眼的皮膚科。因爲在實習期間，皮膚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病人多、病種多、解決方法少。我希望能投入所有的精力，解決患者的傷痛，做出一些成績報效祖國。就這樣，我來到了長征醫院皮膚科，當時連同我在內一共只有5名醫生，幾乎算是從零起步。
那一年，全國大規模開展向雷鋒同志學習的活動，我們也深受鼓舞。一些皮膚病重症患者已經潰爛，我們主動上門換藥；下了班，我們到附近的鳳陽路菜場幫助農民拉菜；1963年的大年初一，我們又一同前往上海圖書館義務勞動。
1962年夏天，門診來了一名41歲的患者，雙手、雙肘、雙膝關節等都出現了暗褐色結節和壞死血性結痂，前臂有流膿的水疱，臉頰與臀部有斑丘疹等。這名十多年久治不愈的患者引起了我的重視：他的症狀與結節性皮膚過敏疹和過敏性皮膚脈管炎都很相似，究竟是什麽病？反複觀察臨床表現和病理變化後，我發現其皮膚損害與肝髒大小有直接聯系，可能是結節壞死性皮炎。可使用了3種常規藥物後，他的病情依舊原地踏步，我又重新反複查閱文獻，終于找到了治療方法。1965年，《中華皮膚科雜志》刊登了我以病例報告爲基礎寫成的文章，這也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
“文革”期間，因總後勤部命令，四所軍醫大學“調防”，因此我又回到了西安。直至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在京召開，我意識到，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來臨了。當了17年皮膚病“全科醫生”的我，從此將目光牢牢鎖定了真菌病。
被全球收藏的“上海”菌株
1975年，調防結束回滬後，我參加了上海皮膚病普查。結果發現，47.6%受訪者罹患頭癬、手癬、足癬和體癬等各類淺部真菌病。我非常震撼，但同時意識到，雖然會看病，可我對“真菌”並不了解。爲了打好基礎，我聯系了複旦大學微生物學系，希望能在工作之余做走讀生，張繼忠老師爽快地答應下來，我成了班級裏特別的軍裝“大叔”。
1978年，科室收治了一名隱球菌性腦膜炎患者。這種疾病一年病死率達86%，兩年病死率達92%，即便經過抗真菌治療後，病死率仍高達25%至60%，存活患者也有20%的致殘率。我也聽到過同仁的抱怨，“隱球菌性腦膜炎不是皮膚科的事，爲什麽要到我們科裏看？”但我不這麽認爲：如果有挽救生命的能力，爲何不去做呢？從第一例成功搶救開始，我反複推敲綜合診療方案，將治愈率提高至97.5%。這一成果讓我榮獲軍隊科技成果一等獎、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的殊榮，後來，2010年的美國感染病學會也將該方案收入隱球菌病治療指南。
1980年末，我在對一名初步診斷爲“結核性腦膜炎”的患者進行腦脊液塗片檢查時，發現菌體並非常見圓滾滾的新生隱球菌，而是奇異的細長形。爲了弄清到底是什麽菌種，我就在醫院實驗室窗外吊了個籠子，自己養小鼠，同時利用所有業余時間在複旦大學、中科院上海分院等單位查閱資料。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終于發現：這種神秘的菌是格特隱球菌的變種！長征醫院實驗室、複旦大學實驗室與南京皮膚病研究所的三方論證證實了我的研究，我也給它取了名字——格特隱球菌ITS C型（S8012）。S代表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第一個字母，8012則代表1980年12月。
如今，S8012作爲唯一由中國學者貢獻的菌株，被收錄于美國、比利時、荷蘭等全球各著名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向世界各研究機構的出售價格爲295美元/株。但是，只要是國內有關單位進行研究使用，我都免費贈送。以往大家都說“同行是冤家”，但我不這麽認爲，醫學需要更多人才一同合作，互幫互助，創造更多造福于民的新成果，因此同行應該是“兄弟”，是“親家”。
人生四大夢想，至今仍在奮鬥
其實，我的人生有四大夢想，第一個就是入黨。1973年，在經過了17年的申請與考驗後，我終于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圓了自己兒時以來的夢。之後的兩個夢想是做教授和評院士，不是爲了所謂的名譽，而是希望通過更上一個平台，帶領團隊研究更多有價值的臨床問題。發現S8012之後，我很快破格晉升了副教授、教授，直至2009年，我70歲那年，第4次申報工程院院士時終于成功。如今，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實現第四個夢想上：帶好一支團隊，培養青年接班人，甚至培養院士。
今年初，我和吳孟超院士一同從行政崗位上“光榮退休”，但我們依舊雷打不動天天到醫院報到。創建長征醫院皮膚病與真菌病研究所後，2011年，我又在國際上首次發現肺青黴球，菌種號以我的名字命名爲“liaowq2011”。我想，下一步就要看青年人的了，終有一天，他們會踏上更多國際矚目的舞台，將屬于中國學者的成績帶給全球需要幫助的患者。
生在舊社會、長在新中國，從農村放牛娃，到爲人民服務的軍醫，我如今的所有成就都離不開黨的培養，因此我對祖國的情誼說不清道不完。“爲理想追求不斷，矢志不渝；爲事業百折不撓，堅忍不拔。”這是我的座右銘，只要國家需要、人民需要、部隊需要，院士就是戰士，我還要繼續戰鬥，爲培養更多的優秀人才而努力。
欄目主編：顧泳 文字編輯：顧泳 圖片編輯：項建英
圖片來源：長征醫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