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圖片均來自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秦珍子
8月19日，“亞洲金融危機25周年的回顧與啓示”國際研討會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召開。
研討會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旨在回顧亞洲金融危機，爲應對當下的全球挑戰提供借鑒和啓示。
在當天下午舉行的開幕式上，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李偉發表致辭說：“當今世界正在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之變與世紀疫情相互疊加，對全球經濟造成了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沖擊。當前，各國普遍面臨複蘇乏力、通脹高企、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的風險，如果風險不斷累積強化，有演變成世界性經濟危機和經濟長期衰退的可能。曆史的經驗值得重視。”
1997年，亞洲發生一次世界性金融風波，從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彙率制開始，波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韓國和中國等地。一些國家貨幣大幅貶值，大部分主要股市大幅下跌，各國外貿企業受到沖擊，許多大型企業倒閉，工人失業，社會經濟蕭條，一些國家的政局也陷入混亂。
李偉回顧指出，危機爆發後，相關國家積極采取救助措施，並主動對本國經濟政策、發展模式、金融體制及産業結構進行反思和調整。國際社會也積極參與應對，以緩和金融動蕩的沖擊。中國政府本著高度負責的態度，堅定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並主動對有關國家地區予以多種方式的援助，爲亞洲乃至世界經濟金融的穩定和複蘇發揮了重要作用，“世界經濟的前景如何，取決于各方的認識和行動。應對全球挑戰，需要發展的新理論、新智慧”。
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戴相龍，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樓繼偉，日本瑞穗研究所主席、亞洲開發銀行前行長中尾武彥，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印尼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聯合創始人尤素夫·瓦南迪，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朱民，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等嘉賓發表了主旨演講，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分析，並探討了這場危機爲相關各國帶來的影響、經驗和教訓。與此同時，圍繞當前全球經濟主要風險點和化解風險的策略，嘉賓們提出了建議。
值得一提的是，數位嘉賓都提到中國在應對危機中的特殊作用。樓繼偉表示：“當時中國經濟與東亞各國周期性錯位。爲應對1993年出現的通貨膨脹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框架，1994年開始實行全面配套改革，並實行雙緊的財政貨幣政策，在1996年實現了經濟軟著陸。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外部需求迅速轉弱，人民幣彙率承受巨大的貶值壓力。中國政府宣布人民幣不貶值，一方面是爲了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應對外部沖擊，另一方面也是承擔地區大國責任。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大幅度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有效擴大內需成功應對了亞洲金融危機沖擊。”
開幕儀式結束後，兩場圓桌討論相繼進行。“危機中的亞洲區域合作與政策協調”討論環節由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講席教授、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鞠建東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馬來西亞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赫裏薩爾·阿茲裏，大阪經濟大學教授、原日本銀行貨幣與經濟研究所所長高橋亘，世界銀行東亞太平洋地區宏觀經濟、貿易與投資局副局長艾卡思，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春華資本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胡祖六，東方彙理資管大中華區主席、東方彙理資管集團執委會委員鍾小鋒，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發言。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産業發展和環境治理中心執行理事、研究員、原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際董事長德地立人，中金公司原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朱雲來發表評論。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在圓桌討論中談到過去25年亞洲國家在區域金融合作方面的作爲，包括日本政府1997年提出但未能實現的建立亞洲貨幣基金主張、2000年東盟+3（中、日、韓）簽訂的清邁協議、2002年東盟+3簽署的亞洲債券市場倡議及2005年提出的亞洲貨幣單位倡議等。
在余永定看來，亞洲貨幣合作的進展和趨勢，總體來講，在初期取得了比較大的進展，但是後來，特別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亞洲金融合作逐漸失去動力。在過去的25年時間裏，全球的經濟和地緣政治格局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東亞金融合作的初衷和發展路徑已經不能適應迅速變化的世界經濟與政治格局。“面對新的地緣政治現實，爲了東亞地區的繁榮，東亞國家應該看得更加長遠，應該努力深化，而不是放棄，始于25年前的區域金融合作。”余永定說。
春華資本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兼CEO胡祖六則表示，區域合作，需要本地區的長效機制，也需要領頭羊，需要有國家來牽頭。中國那時候還是新興市場，但卻發揮了積極的、主動的、重要的作用。“中國政府的政策，以及在亞洲危機中的表現受到極高的贊賞。”胡祖六說，“中國的領導人利用亞洲金融危機給國內敲響了警鍾，以此爲戰略契機啓動了全方位國企改革和銀行改革，並積極擴大開放，引進外資，推動准備加入WTO，這樣爲中國崛起，成爲今天的世界工廠，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基地，最大的出口國，最大的貿易國和全球最大的外彙儲備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後危機時代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圓桌討論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方晉主持。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裏·薩克斯，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劉遵義，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郝福滿，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俞喬等參與討論，畢馬威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康勇發表了評論。
在提到25年前的那場金融風暴時，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回憶：“我當時在摩根士丹利工作，負責全球經濟的研究。我親曆了亞洲金融危機以後，覺得自己的研究要向中國偏移，而且要非常專注。”他高度肯定中國當時的應對措施“登上了國際金融舞台的巅峰”，並認爲“中國後來變成了亞洲的領導力量”。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俞喬則表示，全球當前進入了衰退的早期階段，主要國家的措施都是以我爲主，沒有協調，更重要的背景是國際關系持續緊張，“可能全球性的或者區域性的協調現在需要緩一緩，還需要自主可控的，就是中國自己可以做的，我們怎麽樣做”。俞喬認爲，人民幣債券市場應該繼續改革開放、擴大容量。
“今天有這個機會可以回顧一下這一段曆史，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25年曆史，我們可以考慮一下在後危機時代如何進行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提出，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還沒有健全的金融體系框架的國家，不應過早開資本賬戶，在不成熟的時候接納大量資本的湧入，會促成危機的醞釀和發酵。“對發達國家來說，自上世紀90年代末到2008年，主題還是放松監管，然後就有了全球金融危機。在那之後，監管大量恢複，這也表明金融市場是需要監管的，我們需要紀律、需要監管金融機構。這也是危機之後全球金融危機改革的一部分。”樊綱說。此外，他還談到了貨幣體系的改革和變化。
在這場研討會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朱民指出，當下，全球資本的力量比25年前要大不知道多少倍，而系統的脆弱性有加強的地方，也有脆弱的地方，在新的環境上又有新的脆弱性，“風險仍然是存在的”“危機一旦發生就是全球危機”。他警示稱，今天，風險在積累，在高位，要有高度的危機意識。
研討會在19日晚間結束，與會嘉賓普遍表達了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合作”是關鍵的態度。正如樓繼偉強調：“今天回望曆史，不過是提醒各方接受教訓，盡管再艱難，還是要重走合作共贏之路。”
責任編輯：從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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