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是全球交往互通的一個重要典範，除促進了各國物質上的互通貿易外，也促進了文化的碰撞融合。“可巴雅”是海上絲綢之路上典型的服裝樣式之一，又稱“哥巴雅”或“可峇雅”，是馬來語“Kebaya”的音譯。關于“可巴雅”的起源有“本地說”和“舶來品說”兩種，但至今沒有定論。從大量視覺圖像資料中可以發現，“可巴雅”與曾經流行于中國的服飾“褙子”如出一轍，結合文獻史料推測“可巴雅”起源于中國的可能性很大。
20世紀50年代 “可巴雅”和長衣 曾于新加坡國家文物局展出
起源：“本地說”和“舶來品說”
“可巴雅”服裝樣式盛行地區的氣候常年濕熱，當地人無論男女，成人、兒童都有“赤裸上身”的習慣，這在16世紀的一幅荷蘭雕刻畫中有直觀的圖像呈現。現存于威尼斯國家圖書館的創作于1575年的雕刻畫《收獲爪哇島上的胡椒》中的人物也有同樣的穿衣風格。此外，當地人本就有“身體本身即是藝術品”的意識，他們把人體作爲重要的藝術載體，將是否裝飾身體作爲區分人和動物以及人是否成年的重要標志。
20世紀50年代 “可巴雅”和紗籠 曾于新加坡國家文物局展出
綜上所述，關于“可巴雅”起源的“本地說”很難立足，因爲這裏的氣候和自然環境很難産生“可巴雅”這種外衫服裝，且與當地“赤裸上身”的習俗相背離。那麽“可巴雅”便是一種“舶來品”，是受到外來文化影響而産生的服裝樣式。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 帶刺繡邊的“可巴雅” 荷蘭國立世界文化博物館藏
目前很多學者都認爲“可巴雅”起源于中國，還有許多學者多次闡述“可巴雅”起源于中國明朝這一觀點，但很多研究成果都對這一觀點缺少深入的研究和論證。中國對東南亞的影響主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活動而産生，即在物質生活層面影響東南亞。由此可見，學者們的推斷具有一定的事實依據，但對“‘可巴雅’是受中國哪種服裝樣式的影響”以及“中國服裝樣式通過什麽樣的途徑傳播到這一地區”等問題並沒有深入解答。
19世紀末 “可巴雅”和紗籠 曾于新加坡國家文物局展出
形考：長款“可巴雅”與中國“褙子”
將“可巴雅”與中國直領對襟窄袖“褙子”對比，可以發現兩者在視覺形象上高度相似。以爪哇王室女子所穿長款“可巴雅”與唐寅《山茶仕女圖》中的長款“褙子”爲例進行對比，可發現以下幾點相似的特征：第一，在整體的視覺造型上，兩者同樣爲修長的“H”形；第二，兩者同樣是以人體中心線爲軸左右對稱的直領對襟樣式；第三，從細節上來看，兩者有相同的連肩衣袖和細窄袖口；第四，兩種服裝邊緣均有華麗的裝飾；第五，兩者都爲“上衣下裙”的外衣形制；第六，爪哇貴族禮服“可巴雅”一般爲黑色，很少是當地的褐色、黃棕色等貴族專用色。從上述特征可知，中國的直領對襟窄袖“褙子”服裝對東南亞地區的“可巴雅”服裝樣式有著深刻的影響。
爪哇王室女性成員肖像照
明 唐寅 《山茶仕女圖》 故宮博物院藏
衣袖相連的十字形平面結構，是中國自宋元時期就已經確立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服裝結構。中國的衫、袍、襖等服裝形制多采用這一結構。它體現了中國人不強調人體特征而講究“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是一種區別于西方強調三維立體造型的裁剪結構。明朝服飾進一步加強了這一結構樣式。
明 唐寅 《王蜀宮妓圖》 故宮博物院藏
“褙子”是十字形平面結構服裝的典型樣式，以通袖的肩線和前後衣片的中心線交叉成“十”字形，以直線裁剪結構線爲主。前後衣片連裁，形成連肩、連袖、直身、對稱的特征。對比來看，早期印度尼西亞長款“可巴雅”的結構同樣爲通袖，前後衣片連裁成平面十字形。
宋 素羅單衣（此款式被稱爲“褙子”） 中國絲綢博物館藏
這種衣袖相連的十字形平面結構的背後體現的是東方人的審美意趣，展現了東方女性體態的纖秀之美。同時，十字形平面結構的服裝也符合東方人含蓄內斂的氣質，與西方強調張揚的立體之美截然不同。
宋 《瑤台步月圖》 故宮博物院藏
“可巴雅”與直領對襟窄袖“褙子”的産地雖然相隔千裏，但這兩種服飾都采用了金線刺繡的裝飾方式，可見中國服飾的裝飾方式對東南亞地區也産生了較大的影響。金線刺繡這種奢華的裝飾方式是明朝貴族階層女性區分品階的重要標識，印度尼西亞貴族所穿的“可巴雅”也常常用金線繡來裝飾。
19世紀末20世紀初 印度尼西亞娘惹金線繡品 曾于新加坡國家文物局展出
傳播：“朝貢”貿易和“賜服”制度
中國“褙子”服裝在東南亞地區的廣泛傳播，促進了本地服飾“可巴雅”樣式的形成和發展，而海上絲綢之路爲中國“褙子”服裝傳入東南亞地區提供了曆史契機與傳播途徑。
“朝貢體系是古代世界上重要的國家關系體系之一。無論是宋朝還是明朝，朝廷在納海外各番邦的朝貢後往往會回賜其大量的中國物品，其中服飾衣物、布料便是主要的賞賜物品。在頻繁的朝貢貿易中，無論是各種質地的絲綢，還是中國的圖案紋樣以及紡織絲綢的技術，都對東南亞地區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促進了該地區服飾文化的創新和發展。而這也爲“可巴雅”産生的“中國說”提供了物質載體支撐和佐證。
20世紀初 馬來西亞或新加坡娘惹繡的新郎外衣（部分） 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藏
此外，“賜服”外交直接影響了“可巴雅”服裝樣式。明朝的賜服制度最爲完備，所賜服裝、配飾和絲織品材料的數量衆多，類型多元豐富。在長達一百五十余年的時間裏，明朝的服飾被東南亞地區的王室統治者認可和接納，並主動請求頒賜冠服，這使得中國服裝和絲織品材料源源不斷地輸入該地區，對15至16世紀該地區的服飾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20世紀20至40年代 馬來西亞或新加坡娘惹拖鞋 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藏
據《明史·輿服志》記載，東南亞地區王妃所受賞賜應爲二級命婦級別，而“褙子”服裝正是二品及以下品階命婦的禮服。在繁榮的海上絲綢之路貿易大背景下，“褙子”作爲賜服樣式，在東南亞地區廣泛傳播。“賜服”作爲中國服飾文化的直接輸出方式，爲“可巴雅”起源于中國“褙子”提供了直接證明。
20世紀初 馬來西亞娘惹刺繡作品 新加坡土生華人博物館藏
“可巴雅”作爲“舶來品”，在視覺外觀上呈現出鮮明的中國特征，可以推斷“可巴雅”起源于中國“褙子”，以及“可巴雅”是中國服飾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外溢。當中國“褙子”傳入東南亞地區，當地人又根據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在樣式、裝飾圖案、材料等方面對其進行改造，使其與當地文化融合，逐漸形成具有中國文化底色和多元文化特色的“可巴雅”，成爲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並與當地文化融合共生的例證之一。
本文節選自《中國藝術》2022年第3期
《視覺圖像背後的曆史——海上絲綢之路典型服裝“可巴雅”的中國起源及傳播途徑》
《中國藝術》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