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衛視資深評論員，擅長分析國際關系、中國外交和地緣政治；思維缜密，視角獨特，觀點新穎，在中國內外具有廣泛影響力。杜平笑稱自己是“中國出産、新加坡加工”的國際化産品。早年供職于中國國家級電台，任首席外交記者、駐歐盟和北約總部記者。1995年開始供職于新加坡《聯合早報》，任社論執筆者之一，前後長達十多年。其署名專欄評論，曾在中國政治和學術界受到高度關注。至今出版的評論文集包括《現代中國的面孔》、《中國新面孔》，及譯著數種。
《我在媒體這些年》這本新書就是杜平先生的“我的前半生”，把他參加工作以來的四個階段——派駐布魯塞爾、北京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新加坡聯合早報、鳳凰衛視——做了一次徹底的回顧與總結，毫不保留地分享了他在媒體這些年的酸甜苦辣。我們會連續推出幾期精彩內容以飨讀者。
我加入聯合早報的時候，鳳凰衛視還沒有成立，但香港有一家台資背景的衛星電視台叫中天頻道，以新聞報道爲主，我很喜歡看。很巧的是，我到新加坡不久，台灣的朋友何善溪離開中時晚報，到香港擔任中天頻道總編輯，隔三差五地打電話，希望我加入中天頻道。
我在一個周末飛到香港，在明報工業大廈感受了一下中天頻道的工作氛圍。何善溪告訴我，中天頻道將加強亞太新聞的報道，希望我來協助他。這裏的工作氣氛讓我覺得很興奮，甚至還有點心動，但看到簡陋擁擠的辦公條件，我又有點猶豫。我並不是嫌棄工作條件艱苦，而是不能確定這個工作能否長期穩定。我知道，中天頻道雖然在海外很受歡迎，但卻不能在大陸落地，市場潛力局限很大。回到新加坡之後，我考慮再三，下不了決心。何善溪知道我爲難，就不再提及此事。就這樣，我和中天頻道的緣分擦肩而過。
如果說當初加入聯合早報是一見鍾情的“閃婚”，那麽，我後來加入鳳凰衛視就是漫長的“愛情長跑”。與很多人一樣，我最早知道香港有個鳳凰衛視，源于朱镕基總理在那次記者會上點名讓吳小莉提問，而我對鳳凰衛視的直觀了解則始于一個晚會節目。
不記得是哪一年了，只記得鳳凰衛視那天播出了台慶節目，充滿朝氣和活力，給人以積極進取、自由開放的很好印象。我一邊看著電視，一邊不由自主地心生感慨。想當初，在國際廣播電台的時候，我就是身處這樣的氣氛之中，自信昂揚、精神飽滿。可如今，我偏居南洋一隅，遠離文化母體，自外于洶湧澎湃的中國改革與進步大潮，意志消沉，蹉跎歲月，思前想後就禁不住顧影自憐起來，而對鳳凰衛視的羨慕和親近感也就油然而生。
但是，在後來很長時間裏，由于工作和作息時間的原因，我並沒有多少時間看電視。直到有一天很偶然看到《時事開講》節目，才對鳳凰衛視真正産生了興趣和尊敬。
作爲主攻國際政治和中國外交的評論員，我對《時事開講》有一種天然的好感。雖然報紙和電視評論不盡相同，但兩者在本質上是共通的。其基本的方式和目的，就是梳理新聞事件的脈絡，挖掘其中的含義，分析其可能的影響，評估其演變的方向。憑直覺就可以看出，《時事開講》就是從報紙評論演變而來。而我後來了解到，這個節目的主創者之一就是資深報人曹景行先生。一般而言，報人改行做電視，對內容的重視程度要多于對形式的重視，在運用電視元素方面不很擅長。《時事開講》的形式很傳統，主持人董嘉耀和評論員曹景行對面而坐，一問一答，畫面和背景都比較單調。如此簡單的形式卻能把觀衆吸引住，靠的就是內容，也就是對話中所表達的觀點和思想。就像報紙的評論版一樣，雖然排版很簡單，但讀者並不在乎，他們所注重的就是文章的觀點。
後來，在《時事開講》節目中亮相的評論員不斷增加，其中大多也都是報紙出身，例如何亮亮、馬鼎盛、楊錦麟、阮次山、邱震海以及後來的鄭浩。雖然石齊平和朱文晖兩位不是報人出身，但他們都爲報刊撰寫過評論。同樣的從業背景，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和共鳴，所以我對這個節目越來越感興趣，繼而産生了躍躍欲試的沖動。可是，在很長時間裏，由于各種原因，沖動並沒有成爲行動。
參與北約采訪時的杜平
時間過得很快。2004年，我在聯合早報的工作進入第九個年頭。那一年，楊錦麟先生來新加坡出差。在聊天中，他感覺我對鳳凰衛視有興趣，便說：“考慮來鳳凰衛視吧！你是電台出身，劉長樂老板很念舊，對電台出身的同行都有一份特殊的情結，他肯定要你。”
就這樣，一次不經意的聊天，竟然真的變成一樁很正經的事情。在楊錦麟的熱心牽線之下，鳳凰衛視資訊台時任助理台長、《時事開講》主持人董嘉耀代表資訊台台長鍾大年以及管理層，開始與我聯系，探討我以後加入鳳凰衛視的可能性。此後，趁我路過香港的機會，董嘉耀好幾次邀請我錄制《時事開講》，一方面讓我親身體驗一下鳳凰衛視的工作情況，另一方面也讓鳳凰衛視管理層對我有更多的了解。
那個時期，主播劉芳經常隨丈夫來新加坡探親，每次聚會聊天都讓我對鳳凰衛視增加一層認識。又過了一段時間，曹景行先生專門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說，他不久之後將轉到北京做《景行長安行》節目，評論員的人手就會少一個。如果我願意到香港工作，正好可以補上空缺。
可是，有些事情說起來容易，但真要付諸行動的時候，就立即變得複雜起來。那一年，我的兒子才五歲，正面臨著報名上小學的問題；我們翹首以待多時的新公寓再過一年就可以入夥，而我知道在香港是不可能住上這樣的房子；我妻子的工作稱心如意，收入很不錯，但到了香港之後就不那麽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所有這些，若要全部放棄，那就等于全家的生活被全部打亂，一切都要從頭開始。畢竟，我們在新加坡已經生活了十年，方方面面千絲萬縷、盤根錯節，理清不易，剪斷更難。看上去都是微不足道的細節，但一旦挪動，就是牽一發而動全身。諸如汽車、住房、銀行、貸款、保險、稅務、教育、家私、寵物狗等等，維持現狀則安安穩穩，但若稍一動彈，就牽出一連串的麻煩事。就這樣，越是考慮，就越是犯難，一時下不了改變的決心。在電話裏，我和董嘉耀談了這些爲難之處，希望先把去香港的事擱置一段時間。他表示完全理解，說等我有了成熟的想法之後再說。
此後幾年，我們再也沒有提及加入鳳凰衛視的事情，但我和鳳凰衛視的接觸卻越來越密切。只要鳳凰衛視的同行到新加坡采訪，董嘉耀必定都把他們介紹給我，我偶爾也會接受他們的采訪。楊錦麟先生對我依然是關愛有加，我在聯合早報發表的每一篇評論文章，他都在《有報天天讀》節目予以介紹。而邱震海也是頻繁地邀請我參加他主持的《震海聽風錄》節目。
杜平與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行政總裁劉長樂
2008年下半年，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劉長樂先生應邀到聯合早報進行業務交流，隨行的有吳小莉、楊錦麟和時政記者張淩雲等人。林任君總編輯讓我參加接待，那是我第一次和劉長樂直接接觸。
在報業中心大樓的頂層宴會廳裏，他一眼便認出我，隨即從座位上起身，向我伸出手來，口中親熱地重複著：“哎唷、哎唷，杜平、杜平！”他然後打量著我說：“怎麽變黑了？是不是經常打高爾夫？”這簡單的幾個動作、簡單的兩句話，完完全全是一見如故的感覺，讓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他謙和敦厚、知人善解的性格特質和人格魅力。
坦白地說，我對劉長樂的認識遠遠多于他對我的了解。于心深處，我對他敬仰已久，而且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自從鳳凰衛視引起我的興趣之後，我就一直追蹤著他的足迹。他在媒體與文化發展方面的很多言論和作爲，我不只是了然于胸，而且更有心有靈犀的共鳴。我畢竟是媒體業的同道中人，對全球主流媒體的現狀和動向有著切身的認知。我很清楚的是，一家媒體的面貌其實就是一面鏡子，其管理者的基本特質都在這面鏡子裏映射出來。鳳凰衛視令我最欣賞的地方，就是其廣闊的視野、強烈的進取意識、極其敏銳的觸角和快速反應的能力，同時更有一種隱然若現的使命感。可以這麽說，鳳凰衛視就是劉長樂及其管理團隊的化身，我對劉長樂的敬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鳳凰衛視的敬重。
就個人而言，我對劉長樂的崇敬和親近感，還有一層特殊的淵源。劉長樂從事傳媒事業的生涯最早源于廣播電台。他曾長期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從最初的一名軍事記者一直做到軍事新聞部的主任。而我最早就職的媒體是國際廣播電台，與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同屬一源，都在北京南禮士路的廣播大樓裏。軍事新聞部位于五樓，正好就在我們國際新聞部的頭頂上。只不過我那時是初出茅廬的無名小卒，而他卻是“高高在上”的領導，所以一直無緣與他相識。
那天午餐之後，劉長樂在報業中心的禮堂發表演講，間中就聯合早報的評論版多有贊賞。他說早報評論版的文章都是高水平，很多作者都很優秀，比如早報自己的評論員杜平，比如北京的作者馬玲，他們對中國事務的分析和評論都非常到位。在這麽大的公開場合，聽到這樣的點名誇獎，讓我心裏有一種“他鄉遇故知”的感動。而令我驚訝的是，北京作者馬玲的每篇文章都是經我編輯發表，我當然至爲欣賞，只是她不怎麽輕易投稿，名字見報率不高，一般讀者是不會有很深印象的。沒有想到是，劉長樂竟然能對她的名字脫口而出，這說明他一直關注早報的評論，而且獨具慧眼。
演講結束之後，我陪同林任君送別劉長樂。他坐進汽車，搖下車窗玻璃，徑直地沖著我說：“杜平，什麽時候來香港？”這突如其來的問話，讓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林任君很敏感，好像是聽出了話中有什麽特殊的含義，便立即半開玩笑地大聲說：“不行！不行！劉老板不能挖我的牆腳啊！”
第二年，2009年9月，董嘉耀和我之間的一次通話，重新喚醒了我與鳳凰衛視的緣分。那時，董嘉耀已經升爲鳳凰衛視資訊台的副台長。他在電話裏問我是否還有意願來香港工作，說鳳凰衛視的條件已經比幾年前好很多。至于香港的大環境，雖然並不一定比新加坡好，但也不必然地比新加坡差。他希望我以開放的態度，對來香港工作的利弊予以綜合衡量。最後，他補充一句說：“在鳳凰衛視不可能發大財，但生活一定還是不錯的。”
那通電話讓我很感動。雖然好幾年過去了，這個話題再也沒有被提及，但董嘉耀依然放在心上，而且依然是那樣地誠懇相邀。其實，我也一直沒有放棄過加入鳳凰衛視的想法，一直認爲鳳凰衛視最能滿足我對職業的追求。我告訴他，經過這麽長時間的沉澱，我和家人已經做好了心理准備，願意接受新的變化。以我妻子的話說，鳳凰衛視是我改變從業軌迹的最後一個機會，所以她不再排斥、不再阻止、不再拖後腿。
這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在新加坡舉行，鳳凰衛視記者張淩雲帶領一個報道組前來采訪，我受董嘉耀的邀請擔任現場嘉賓評論員。那時候，我還沒有正式加入鳳凰衛視，相關的就職手續還在悄悄辦理之中，但鳳凰衛視已俨然把我當作自己人看待了。我知道，這樣做的用意，就是讓我多體會一下鏡頭感，以便將來能夠很快地進入角色。而那幾天與張淩雲及其團隊的合作，確實讓我學到了很多新的東西。
張淩雲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播音主持專業，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學業之後就一直在鳳凰衛視擔任記者，頻繁地奔走于世界各地，出入于重大的外交場合，已經是一名經驗豐富的媒體人。看到她在鏡頭前那麽從容老練，音色清量，表達清晰，我就不由地心生感歎：所謂“學無止境”，這句話對任何人都是適用的。而我雖然比她資深，但每次站在攝像鏡頭前面就容易語無倫次，早就想好的台詞變得七零八落，越是緊張就越容易錯亂。直到有一次，張淩雲對我說了這麽一句話：“杜老師，您是專家，有什麽好怕的？”這句簡單的話，讓我心頭猛然一驚，隨之就逐漸放松了情緒。我冷靜地一想，她說得對啊，我怕什麽呢？雖然我從來沒有把自己當成專家，但我畢竟是資深媒體人，當了十年的記者，寫了十年的評論，爲什麽就不能自信起來？
幾個月之後，當我和張淩雲已經成爲同事的時候，我向她回憶起那段合作的經曆。我說：“你當時說的那句話讓我一輩子都忘不了，因爲我找到了從未發現過的自信。雖然我比你資深，但在電視這個領域，我還是學生，你是我的第一位電視師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