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到1945年之間日本帝國陸軍分兩大部分，戰鬥部隊和輔助支援部隊。不過，日軍中這兩種部隊之間的區別與世界其他國家軍隊中這兩種部隊之間的區別是不同的。

戰鬥部隊包括步兵、騎兵、炮兵、工程兵、航空勤務部隊和運輸部隊，輔助支援部隊則包括醫護兵、獸醫和文職人員。在戰鬥部隊中，軍人可以從一支部隊調往另一支部隊，但在輔助支援部隊中這是不允許的，從事技術含量不高的工作且軍銜較低的軍人則可以。此外還有第三種部隊-憲兵。最初憲兵是作戰部隊的一部分，但隨著日本帝國的不斷擴張，憲兵逐漸成了一支獨立的部隊。日本帝國軍隊中的每一個軍人都不希望憲兵盯上自己。

職級與軍紀

二戰前日本陸軍中的軍銜與協約國國家軍隊中軍銜劃分類似，但權力和權威則有不同，陸軍元帥是最高軍銜，但這是一個榮譽大于實際權力的頭銜，由日本天皇授予，通常授予高級將領或戰功卓著的將領而不改變這些將領實際的權力和指揮的部隊。

二戰日本陸軍中一個軍在人數上大約與英美國家軍隊中的兵團相近，由大將指揮，日軍的大將近似同盟國的中將，日軍中的中將指揮一個師團，近似同盟國的少將，日軍少將指揮一個旅團。實際上日軍編制中沒有爲旅團級設置相應軍銜，所以旅團長有時是少將，但更多時候則爲大佐。大佐指揮一個聯隊（團），每個聯隊含三個大隊（營），指揮官爲中佐，除了三個下級指揮官，大佐還有一個副手，稱主事，軍銜也爲中佐。這基本算是一個緊湊的指揮和編制體系，但也有人認爲稍顯疏松。日軍大隊一級編制很接近西方盟國軍隊的營。中隊由大尉指揮，排由中尉或少尉指揮，准士官近似軍士長，下士官中的曹長、軍曹、伍長分別對應上士、中士、下士；士兵分爲三級：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日軍中軍銜之間的權威遠大于英美軍隊中的軍銜差別。

日本陸軍的軍饷遠低于同盟國陸軍，這部分是因爲日本的生活水准和消費水平較低。大將每月軍饷550yen，二等兵月軍饷6yen，當時1yen大約相當于6便士，這種薪金水平反映在日常生活中。日軍士兵能獲得服裝供應，但他們都小心穿戴避免穿壞，盡管可能會給制服打補丁，但一般都竭力保持軍容整潔幹淨。軍官們更注意儀表，即使是在戰場上也是如此。日軍士兵服裝許多方面與平民服裝非常接近，比如綁腿一直打到膝部高度，這是爲了延長軍服的穿著時間，所以日軍軍服與平民服裝的差別比別的國家要小的多。

無論是平時還是在戰場上，日軍食品變化都不大。士兵們隨身帶著大米，可盛在豬腰子型軍用飯盒中用開水煮熟，此外還配有一點點魚幹或豌豆。如果有機會烹饪他們會想辦法炖煮食物，常見的是大豆湯。他們也會盡量搞到所能搞到的副食：雞肉、豬肉、蔬菜、水果和清酒。這些美味不常有。日軍在開疆拓土的過程中常常會因食入過多的異域食品而不適或者患病。日本軍人通常視患病爲犯罪，所以當許多日軍患上熱帶病時他們認爲這是一種報應，認爲自己有過錯，而且他們一直受到這樣的訓誡“病人沒有資格吃，如果他們不能工作和戰鬥，他們就不能吃東西”。日本人從小就被灌輸犧牲和奉獻精神，這種觀念又強化了得病就是犯罪的心理。日本軍人也有這樣的傳統觀念：作爲下級軍人，他的貢獻一定小于他的上級，他也必須服從上級，他不能質疑和提問-他只能做長官希望他做的，甚至做的更多。當盟軍逼近日本本土時，日軍士兵的奉獻精神和自我犧牲精神表現得愈加明顯，沖繩戰役和硫磺島戰役就是最好的明證。

獻身和自我犧牲精神

日本軍人的精神支柱對于西方人來說不太好理解，不過世界各國曆史上還是有一些類似的東西。作爲大和民族的後代，戰死沙場是最高的圓滿，這是軍人期盼的最高榮譽。他不光是爲天皇獻身，更能讓自己成神得以永生。日本軍人沖鋒時視對方的機槍爲無物，在地堡中一直戰鬥到被敵方火焰噴射器噴出的烈焰吞沒，駕駛著“神風”戰鬥機撞擊敵人的軍艦。他們不認爲還有其他的戰爭方式，也沒認識到無休止的自殺和死人並不能帶來勝利。

日本士兵擁有鐵一般的紀律是有其背景的，它是基于組織和某種根深蒂固的信仰。首先，日本社會有著牢固和穩定的社會等級結構，天皇在最頂上，對于日本人來說世界也是如此，日本是世界的“天皇”。雖然現實狀況並不如此，但並不妨礙日本人對此深信不疑。西方軍人把各種軍事任務視爲物有所值的冒險，而日本軍人則將其視爲一種神聖的命中注定，勝利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態度在許多革命運動中都能看到，基督教運動中同樣也有。基督教有句口號：“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將主宰大地”。日本人絕不溫柔，但他們對自己將主宰大地深信不疑。

這種獻身精神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顯然，日本軍人熱情高漲的戰鬥精神是結果之一，另一個就是“神風”特攻隊的自殺精神。其他一些表現則多少看起來還算正常。1944年還在日本的外國人發現日本工廠的工人在工間休息時還會在空地上做體操。考慮到當時日本的食物短缺，也許別的國家的人會認爲最好節省體力不要做操，但這不是日本人思考和看待問題的方式，他們認爲即使生病，如果病人有著積極的精神，仍能從體操中獲得恢複的能量。

如此一來有些在西方人看來不可思議的行爲在日本人看來很正常。比如日軍軍官總是攜帶佩劍，實際上在現代戰爭中這種武器根本沒有實用價值，日軍飛行員甚至在駕機升空作戰時都攜帶佩劍。新加坡當時出版的一份英文報紙《昭南時代（Syonan Times）》講述了這樣一則故事，一名飛行員扔下了所有炸彈，打光了子彈，駕機向敵艦俯沖，掠過敵艦艦橋時他用佩劍砍掉了一名敵艦軍官的頭。這則故事流傳于戰爭初期，對我們來說這個故事簡直太荒唐了。但對後來攜帶著武士劍撞擊敵艦的日軍飛行員來說，這則故事並不那麽荒唐，不是因爲它的真實性，而是因爲對日本軍人來說這是他們的堅定信仰，是犧牲和獻身精神的完美體現。

行爲准則

日軍士兵一旦有了不足，他的上司會很快注意到並想法解決問題。士兵們必須按時閱讀《天皇诏書》，這份诏書由明治天皇頒布于1882年，日本國民必須在節假日和法定日期閱讀诏書，軍人更要加以深入學習領會。诏書明確了日本軍人對天皇、國家和軍隊所負有的責任，以及必須具備勇氣、節儉和忠貞的優秀品質。

日本軍人的獻身精神中包括武士道精神，這是古代日本武士的行爲准則，一種彬彬有禮的騎士氣質。它倡導勇氣、仁慈、有禮、忠誠和自律，被日軍俘虜的盟國軍人和平民肯定不會相信日本人具有這樣的美德，西方人尊重戰俘，但日本人完全不這麽認爲。而且不得不承認的是，日本士兵對待戰俘的態度跟對待他們自己的同伴似乎沒有什麽太大的區別。日本士兵喜歡集體行動，努力工作，無論有沒有正當原因都有可能受到長官的懲罰。西方國家軍隊中一般鼓舞士氣的方式是讀書、寫家信、聽音樂會或休探親假，但日本軍隊根本沒有這樣的概念。日本軍隊以義務兵爲主，基本沒有奢侈品，軍隊有時會供應清酒和定量的魚肉，但這不是爲了鼓舞士氣而是一種獎勵。即使是這種獎勵也很少有，對于日本軍人來說他應該竭盡全力做到最好並超越自己，而不能想著有任何回報。

在其他國家軍人看來，日本軍隊的軍紀簡直匪夷所思。日本軍隊中最簡單的訓斥方式是扇耳光，這是日本人具有悠久曆史傳統的訓斥方式，這種訓斥方式可能發生在任何級別軍人中，毫無疑問，低階軍人中更常見。一名老兵從一群新兵面前走過，如果老兵覺得新兵敬禮不夠迅速，態度不夠嚴肅，他可以命令新兵站成一排，老兵上去挨個抽新兵耳光而新兵必須保持立正姿勢。老兵會繼續走上幾個來回，想抽新兵耳光就抽耳光。有些新兵會被打倒，不過他必須立刻爬起來歸隊立正站好。老兵此時可能就此罷手，也有可能讓新兵繼續保持立正姿勢站一段時間，抑或繼續以各種方式毆打新兵。如果一名軍官感到受到冒犯，他可能會用劍的扁平面抽打對方臉。如果對方行動慢了或遲到，軍官可能會使用武器責罰，武器可能是棍棒，也可能是槍托。如果有人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可能會被毆打到失去意識，躺在地上也會被踢打。被毆打一方清醒過來以後會被再次打暈，而這可能只是個開始。被責罰毆打的士兵也經常不知道爲什麽會被毆打，有時毆打過後打人者會給被打者一碗米飯或一根香煙，但不會解釋打他的原因。解釋是很丟臉的。

日本人認爲這種懲罰方式對嚴肅軍紀十分必要。一個軍人必須學會毫不猶豫地責打，而且不斷會有各種形式的提醒和強調。這並不意味著會扼殺日本軍人的主動性（各種主動的政變可不少），也從沒有人對行爲風格提出質疑。無論是軍人還是平民，都習以爲常地行使權威或習慣于服從權威。有禮和尊重的觀念打小就開始灌輸，日本人的鞠躬簡直是沒完沒了，而且鞠躬的形式和含義也多種多樣，甚至說話發音都有特別的方式表示有禮和尊重，詞彙更是如此。

日本的日常社會生活性質也反映在軍隊內外，這些性質對其他國家的人來說不可思議難以理喻。日本民族性格使得日軍士兵的表現出色，也正是因爲同樣的原因日軍士兵也常常破壞軍紀。不要以爲單個的日軍士兵缺乏主動精神，更不要以爲他限于孤立後會崩潰。一般來說，受傷的日軍士兵會躲藏起來，即使得不到食物和水他們仍會試圖襲擊盟軍士兵。前些年仍有新聞報道二戰期間與部隊失去聯系的日軍士兵存活在熱帶雨林島嶼上，他們認爲戰爭仍在持續，許多日本士兵被告知戰爭將進行二十年或三十年或者上百年，而他們也准備一直戰鬥下去。

對日本軍人來說最理想的死法是在勝利的那一刻死去，但是，他們自己也知道，恐怕大多數的死不可能發生在勝利的時刻，而是失敗的時刻，不過失敗是一種恥辱，這種時候作爲大和民族的子孫知道自己該怎麽做：他應當切腹。切腹是一種頗富儀式感的自殺，自殺者認爲只有這樣才能洗清恥辱。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後，日本許多軍人包括高級將領選擇了切腹。這要求自殺者先切開自己的腹部，然後用手槍對准自己頭部開槍。世界上自殺的人千千萬，但如此自殺的人只有日本人。

日本文化對于西方人來說是神秘的，某些日本人自己都難以理解。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受到多方面影響，但日本不同，它只受中國文化影響，而日本自身又封閉，都是自己影響自己。日本列島礦藏稀少，土地貧瘠，人民需要特別努力工作，所獲勉強可供生存。日本人通常個子不高但結實有力，因爲他們吃的很少但勞動量很大。他們非常講禮，日本人生活的地方人口都很密集，所以有禮不僅僅是美德，還是生活必需。多年來日本完全隔絕于外部世界，甚至依靠墮胎和殺嬰控制人口數量。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日本向世界打開了大門，人口迅速增長，日本列島的産出已經不能養活它的人民，它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

也許以上所述還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日本帝國對外擴張時期，它在中國、馬來亞、緬甸、菲律賓以及太平洋地區其他國家發動的征服戰爭過程中犯下了殘暴的罪行，這些暴行與文化和文明這樣的字眼兒不沾邊。這些暴行對于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來說是不可理喻的，許多書籍和出版物對這些暴行進行了詳細和深入的描述，其中比較著名的一本是英國利物浦的羅素勳爵根據遠東軍事法庭的審判所著的《The Knights of Bushido（武士道騎士）》，該書1958年由卡塞爾公司出版。這本書由于描述的內容過于血腥而流傳不廣，其中一幅最著名的照片拍下了如下場景：日軍即將從菲律賓呂宋島撤退，但醫院中的傷病士兵無法隨隊撤走，于是這些傷病士兵被日軍自己人的刺刀捅死以免被美軍活捉。毫無疑問那些手持刺刀的士兵認爲自己爲那些被捅死的傷病士兵保住了臉面或稱榮譽。那些1941年到1945年間曾經在日軍占領下生活過的人們絕不會忘記日軍曾經犯下的罪行。

不過也不要認爲所有的日本軍人都會犯下如此暴行，有少數日軍士兵在一定環境下也會違背日本軍隊通常的慣例，那些犯下暴行的日本軍人也都收到了國際軍事法庭的嚴懲。而日本，作爲一個國家一個整體，也爲它的軍人在海外犯下的衆多暴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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