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新加坡經濟社會狀況整體向好，但還是有一個“定時炸彈”牽動著大家的焦慮情緒——國人近視率的不斷上升。
不斷攀升的近視率張牙舞爪地宣告著，這個熱帶小國將面臨一場無法避免的視力危機。如今，新加坡青年人的近視率已經到達了80%，新加坡也被因此被稱爲“世界近視之都”。
“我們已經和近視問題糾纏了二十余年了，但如今情況不進反退，新加坡幾乎所有人都已經近視了。”新加坡國家眼科中心（SNEC）高級顧問Audrey Chia（奧黛麗·賈）副教授如是抱怨。
更可怕的是，新加坡正面臨的視力危機，也正在世界範圍內上演。美國1971年的近視率大約是25%，而如今已經激增到了40%，英國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但這相比于東亞地區韓國、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的情況，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東亞的青少年和兒童的近視患病率在84%到97%之間，其中，中國較大的學齡兒童的近視率可以達到76%甚至90%。此外，全球近視增長速率也在飙升，按照目前的態勢，到2050年，世界上將會有一半的人口是近視。
近視本身看起來並不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不是還有眼鏡嘛。但是專家對此發出了警告：近視問題不容小觑，它是導致視力受損和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發現和治療近視的過程會影響兒童正常的學習和生活。
那麽，到底是什麽導致了這場“視力危機”呢？
“教育悖論”
相比于遺傳，人們認爲生活方式對近視率飙升的影響更大，其中“教育”格外被人們聚焦。
教育本身是一項非常積極的社會實踐，但是由于現代世界中，兒童受教育的方式主要是在教室上課，也就導致了戶外活動的缺乏，繁重課業的高閱讀量導致了用眼過度以及用眼錯誤，兒童的眼部健康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
Ghorbani-Mojarrad團隊做了一項研究，調研20世紀70年代英國將畢業年齡從15歲提高到16歲對近視率的影響。“數據圖呈現出來的是，畢業年齡提高一歲即規定學齡增長一年，近視率就會有極其明顯的一個突增。”
調研結果表明，室內教育可能的確對于近視存在客觀影響，其中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室內的照明方式與自然光的差異。
針對這個情況，中國已經有“模仿戶外環境建造教室”的案例了：中山眼科中心在2017年進行了一項研究，發現與傳統教室相比，師生更喜歡類似玻璃溫室的仿戶外教室。但問題在于，夏天和晴天的戶外光照強度其實大于常規所需的光照強度，對視力也存在消極影響；此外這類教室的建造成本也是普通教室的兩倍。
收入效應
與教育類似，收入通常與兒童的健康狀況有著緊密的關聯，其中，高近視率與高的社會經濟地位呈一定程度上的正相關。
圖爲20世紀60年代初，新加坡的孩子們在海港邊玩耍。隨著國家越來越富裕，孩子們在室內的時間也越來越多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近視率仍然維持較低的水平——孟加拉國和印度的成人近視率僅僅約爲20-30%。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低收入國家也缺乏診斷和糾正近視的醫療資源：非洲的社區報告中提到，人們很難獲得基本的眼部護理，也很少有人有眼鏡，這就導致近視的人群很難正常生活和進行溝通。
由此可見，雖然低收入國家的近視率普遍較低，但是近視給人民生活造成的實際消極影響遠大于高收入國家。
更令人擔憂的是，眼部護理醫療水平停滯不前的情況下，如果近視率開始有了高增長，近視危機就會更加嚴峻——這是一個非常現實且可能發生的問題，因爲低收入國家對教育的重視和投入正在不斷增長，這必然會導致青少年近視率的陡增。
疫情與隔離
“由于疫情和隔離的原因，兒童在室內的時間大量增多，我們正在進行數據分析，很擔心疫情會對近視率産生很大的影響。”奧黛麗說。
而來自中國的數據已經明確顯示，疫情隔離確實對幼兒的眼睛健康造成了消極影響。一項研究比較了不同年度兒童的近視率，發現在疫情爆發之前的2015—2019年，6歲兒童中測得的近視率最高爲5.7%，而2020年6月，經過疫情爆發初期約爲5個月的居家隔離，該年齡組兒童的近視率飙升至21.5%。
因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疫情正對兒童的眼部健康産生實際且巨大的消極影響。
如何保護孩子們的視力？
面對這一現實的視力危機，大家都在尋求解決的辦法。例如，中國正在采取一系列不同的策略，包括警告公衆近視會影響特定領域的擇業，進而導致一系列行業勞動力短缺；在先前推崇的眼保健操被證明不足以預防長期近視之後，將兒童的視頻觀看和遊戲時長進行統一限制。
此外，還有一些國家試圖運用技術進步解決此問題。例如，新加坡正在大力開發特殊的隱形眼鏡和框架鏡，研發更具療效的眼藥水，並且開發紅光近視療法。
而對于一部分國家，最有效的辦法其實就是提供更多的眼鏡。國際奧比斯組織是一個爲中國和印度的250萬兒童提供低成本眼鏡的慈善機構。有學者以此開展了調研，而對中國廣東2萬名兒童的研究表明，贈送一副均價不足30元的近視眼鏡對兒童成長造成的影響，遠超父母教育和家庭收入的影響力。這意味著，一個簡單的而低成本的幹預措施，完全有機會扭轉一個孩子的很多先天“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