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剛剛被馬來西亞踢出聯邦的新加坡，種族關系緊張、失業率高、基礎設施搖搖欲墜、自然資源匮乏，住房危機，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貧民窟，還有許多人吸食鴉片。

而60年後的新加坡，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基礎設施，全亞洲最好的大學，高科技制造業的領導者，也是整個東南亞的金融和物流中心。

這60年發生了什麽？讓新加坡得以發展的如此順利，今天讓我們走進這段曆史一探究竟。

亂世重刑

1965年，剛剛被迫獨立的新加坡是一片殘破景象，住宅短缺，工業水平低，缺乏土地與天然資源短缺，而且馬來西亞的保守勢力也在對新加坡虎視眈眈。

而且當時的新加坡人並沒有一個國家認同感，如何建立這個國家，並讓它繁榮起來就要考驗李光耀的智慧了。

首先面對的就是新加坡的亂象

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政局動亂、社會秩序混亂、高失業率的國家，國內情況非常複雜，所以李光耀認爲亂世必須用重刑。

當時的新加坡，個人自由會受到限制，政治反對者會被監禁，宗教極端分子，種族主義者都會被壓制。面對騷亂、暴力和吸毒進行零容忍。甚至包括公開鞭打口香糖 塗鴉和公共醉酒。

李光耀對潛在的潛在種族沖突和社會緊張局勢的解決方案就是嚴刑峻法。盡管這很可怕，但它確實在新加坡初期減少暴力和穩定國家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李光耀看來，首先要保障的是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至于其他，要邊吃飯邊解決。而且新加坡在後期吃飯的過程中也確實取消了嚴刑峻法，改變了政府形象，減少了對公民的約束。

隨著社會和政治形勢的穩定，李光耀開始進行經濟改革。

首先最緊迫的問題就是住房

當時新加坡作爲地球上最大的貧民窟人口之一，70%的人口居住在簡陋的臨時建築中，只有9%可住條件較好的公共住房，“房荒”問題十分嚴重，“罷工”事件頻發，社會極不穩定。

李光耀的解決方案就是出台土地征用法，政府可以低價購買私人土地，並在這些土地上建造大量的經濟適用房。

當然新加坡並不想養懶漢，所以居民需要以低價購買，爲了讓大家積累財富，可以負擔的起購房款，新加坡出台了中央公積金政策。

該政策強制將一個人的收入的一部分存起來，公司也將繳納一部分，稱之爲中央公積金。是不是很耳熟，沒錯，中國的住房公積金就是參考的新加坡的這項政策。

這項政策非常成功，居住在貧民窟的所有公民都得到了安置，大多數人開始能夠擁有自己的財産。

截至1990年底，新加坡的住房問題基本得到解決，89.8%的人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組屋裏。這讓新加坡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其他類似國家地區的極端房價。

轉口貿易

當時新加坡 沒有資源，也沒有制造業，而且與鄰國關系緊張。既然無法利用馬來西亞的資源和市場，那就只有一條路可走了，運用其地理優勢大力發展轉口貿易。

把歐洲、美國、日本這些強大經濟體，通通轉化爲自己的腹地，從而賺取比單單依靠馬來西亞市場豐厚得多的經濟利益。

吸引外資

爲此，李光耀想盡一切方法吸引外國投資首先是把英語定爲官方語言，並在國民教育中著重培養國民的英語能力，讓新加坡所有人都可以流利的用英語進行交流。

消除與歐美先進國家之間的語言隔閡，方便外商與新加坡人合作做生意，或是聘請當地人爲其工作。

第二就是早年發展新加坡的工業時，集中資源發展造船、煉鋼等與海洋航運相關的産業。

第三就是保持新加坡的低稅收和對經商友好的法規。

比如在十年內完全免稅，禁止成立工會，並且新加坡法律禁止罷工，並積極鼓勵企業在面臨罷工時解雇所有工人。

當然對于勞資糾紛，新加坡也設置了很多解決渠道，爭取從源頭解決矛盾，但是對于罷工，新加坡政府一直是非常強硬的。

除此之外，政府還開始向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並創建龐大的現代工業區。

因爲這些政策，很多簡單型、勞動密集型的外國企業開始湧入。在短短 10 年內，新加坡的經濟每年以驚人的 13% 的速度增長。

建立國企

初期的新加坡基本沒有自己的企業家階層。缺乏資金和技術很難讓新加坡人建立自己的大企業，如果只甘心做一個貨物中轉站，那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加坡了。

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李光耀組織了一批有才華的公務員和國際商人來打造高效的國有企業。

這包括新加坡航空公司、鋼鐵、鋼鐵和化學制造等許多資本密集型企業。這些國有企業的首要目標就是盈利。

新加坡國有産業不斷經曆轉型，從最初的造船業、交通運輸業，發展到後來的石油化工與高科技産業，一直是新加坡經濟的中流砥柱。

事實上，盡管新加坡資源匮乏，但它已成爲世界第三大精煉石油生産國。

反腐

但是隨著經濟開始越來越依賴政府，腐敗問題開始發生，對此李光耀采取了嚴厲措施治理腐敗。

首先是大幅增長政府官員工資，高薪養廉，減少公務人員從事腐敗的欲望。

其次是給予反貪局最大的權力，李光耀把貪汙調查局的權限提到最高，只向總理一人負責，而且，李光耀規定，如果案情涉及總理本人或總理不明確表態，貪汙調查局可繞過總理尋求總統的批准。

其三，定制嚴格的反腐敗法，新加坡出台了很多針對性極強的法律法規，對國家行政管理的人員規範提出了嚴格的要求。

根據法律規定，任何新加坡公民，上至高官下至平民，乃至僑居海外的新加坡籍公民都屬于其監察對象。還有一項“有罪推定”法律條款備受關注，那就是“異常財富”可以成爲指控證據，無法解釋的財産就算貪汙。

其四，在新加坡更容易營造廉政氛圍，公衆被反複提醒腐敗的危害與後果。公衆對腐敗的容忍度幾乎爲零。

當然新加坡反腐的成功，也與新加坡國家小有關，行政梯度較短，這對反腐工作幫助很大。

如今，新加坡穩居幾大機構評選的全球廉潔國家排行榜前五位。

腐敗問題的解決大大提高了政策實施的有效性，並增強了投資者信心。

但李光耀不希望新加坡總是專注于簡單的廉價制造業。

發展教育

李光耀認爲新加坡自然資源匮乏，只有人力資源是沒法被挖盡的資源。

因此，建國初期，盡管國內經濟凋敝。李光耀仍然對教育事業大力投資，進行全民平等教育，重視教育和就業的關系，支付外國公司培訓工人。

這反過來又帶來了更多技術性公司，從而帶來了更高的工資和更多的稅收，然後繼續用于對教育進行再投資。這創造了生産力提高的正反饋循環。

到1980年代，新加坡已涉足石化、制藥、先進計算機組件、造船、化學制造等行業。新加坡制造業增加值一直穩步上升，其GDP占比大部分年份維持在20%以上，比例超過同期美國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成爲亞洲新興的工業國。

國企改革

爲了適應時代的發展，到90年代，政府開始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對最賺錢的國有企業采取了部分私有化的模式，政府在國有企業中同時兼具管理者與股東身份。

爲使這兩種身份被有效“隔離”，新加坡建立了以淡馬錫爲代表的國有控股公司這一平台。

並對國有企業采取了“政府——國有控股公司——國有企業的三級管理模式。

該模式之精髓在于將政府定位爲一個無爲而治的投資者，不介入國有控股公司的經營管理，同時保障國有控股公司的獨立性與自主性，促使其代表政府股東積極行使對國企公司的股東權益。

這些公司有助于實現經濟多元化並填補市場空白。産生的收入用于進一步資助醫療保健、基礎設施和教育。

發展金融

1968年10月，新加坡設立“亞洲貨幣單位”，開始經營以美元爲主的國際離岸金融業務。

1978年，全面放開外彙管制，實現國際資本自由流動，金融業的發展也恰逢其時，因爲許多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的崛起，使得新加坡成爲外國投資的物流和金融中心。

新加坡政府一直擁抱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盡量減少政府對市場的規管，把稅率維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並致力把這些特點向世界宣傳。

國家認同

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又成功讓新加坡人形成超越了民族社群差異的強烈國民身份認同。

國民還是兒童時，就開始愛國教育，培養他們對新加坡國民身份的認同感，並將國民身份塑造成壓倒所有其他民族宗教文化身份的第一身份，對一個多民族國家而言，這是殊不容易的。

新加坡人一直就有危患意識，李光耀生前不時發出警告，一旦國際形勢大變，新加坡可能將不複存在。

「新加坡人必須不分種族，團結一致，才有活路」這種思想，從新加坡成立之初就植根于新加坡人的思想中，成爲新加坡人國民身份認同的堅實基礎。

而這股隨時會「國破家亡」的危機感，也成爲新加坡人發奮自強建設國家，造就傲人發展成就的推動力。

今天，新加坡已經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先進和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它經營著第二大港口，是亞洲的金融中心。

它的人民擁有負擔得起的住房，他們可以獲得世界一流的醫療保健服務，他們的學生可以就讀世界最高水平的學校。

可以說新加坡一直很幸運，因爲它的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全球航線之一。它很幸運地在20 世紀下半葉搭上了全球化的發展，很幸運的迎來了亞洲的崛起。

但最幸運的可能是，新加坡遇到了李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