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雖不應大于內容，但不可否認的，各對話會具體如何舉行，爲參與者安排哪些討論環節，決定了最終收到的反饋質量。爲“新加坡攜手前進”運動勞心勞力的公務員，在這方面沒有墨守成規，敢于做出種種新嘗試，給運動起了個好頭。
其他對話會的設計也意在確保參與者掌握對課題的足夠知識，並刻意引導他們思考權衡利弊。例如，公用事業局的“護岸有方對話系列”對話會，就穿插了兩場簡短的專家講解。一場由公用局職員解釋我國海岸保護與內陸洪水情況，另一場則由外部咨詢公司介紹其他地區爲保護海岸所采取的自然解決方案案例。
民情聯系組舉辦的華語對話會，試行讓參與者來擔任討論協調員。主持人先是讓大家提議和投選出最感興趣的議題，其中包括如何讓大家買得起住屋、讓教育制度更靈活等。
我很快就發現，不僅年輕一代關注並寄望科技能爲新加坡邁入新的發展階段助力，閱曆豐富的中年或年長者也一樣。一名年長商人提到他在美國舊金山乘坐無人駕駛車時，“體驗了未來”，無奈本地交通規則還沒跟上科技。
果不其然，他們聚精會神地聆聽有關2040年陸路交通發展總藍圖的介紹，期間無人滑手機。進入討論環節後，大家雖難免抱怨巴士和地鐵服務，但並未把對話會當做吐苦水的渠道，而是快速進入如何普及電動車和加速發展無人駕駛車等長遠課題的探討。
另一場由國家發展部和全國青年理事會聯合舉辦的住屋對話會則采用遊戲，由參與者扮演需求各不相同的群體，如首次購屋者、年長者和單身人士，設身處地地決定如何分配有限的組屋單位。這讓參與者做一回決策者，平衡不同群體相互競爭的需求。
我出席的第二場對話會就不同了。這場對話會是人民協會舉辦的集選區對話會，有130多名馬西嶺—油池集選區居民、基層組織義工和社區夥伴參與。兩場對話會雖然都涵蓋男女老幼，但差別在于集選區對話會沒有特定主題，而是囊括了“新加坡攜手前進”運動的六個支柱。這或許注定了它只能追求討論的廣度而不是深度。
一名參與者接著說：“我們害怕邁出第一步，害怕發生事故得承擔後果。我認爲要克服這點、在新加坡開始大規模測試無人駕駛車，就得接受會有後果，並且只能去承擔這個後果。”
第一場對話會有關陸路交通系統，由交通部和陸路交通管理局舉辦。活動在周四晚上進行，有50多人參加。單是自願犧牲下班下課後的休息時間，參加三小時的對話會，就足以讓人感覺到參與者的誠意。
我在兩個月裏出席了五場“新加坡攜手前進”對話會。它們雖然只是整個運動140場對話會的一小部分，卻足以讓人見識到各式各樣采集民意、討論課題的方法，以及不同方法所産生的不同結果。
這個形式確保從一開始就把重點放在參與者真正熱衷的議題上。允許人們自由走動，讓人感覺像在鄰裏散步，與街坊聊天。組屋是熱門課題，我站在有關住屋可負擔的“討論角落”，聽著好幾名參與者接連提出政府應給予更多住屋津貼。同樣站在一旁聆聽的還有國家發展部長李智陞，他沒有急于反駁，而是適時以一貫不急不緩的語氣，解釋住屋政策的考量與挑戰，這樣沒有講台、沒有距離的面對面溝通，讓人感到舒服。
上述談話體現了這場對話會的整體氛圍，即多數參與者的反饋兼具同理心和務實考量。從引導大家有序且理性地討論的協調員，到仔細記錄每個反饋的記錄員，再到熱烈且深入討論的參與者，第一場對話會的方方面面都給我留下好印象。
提出議題的公衆會擔任協調員，站在禮堂各角落，其他參與者則可自由移動，隨時加入某個議題的討論，也能隨時離開以討論其他議題。
然而，必須重申，兩場對話會顯然目標不同，這決定了討論方式上的差異。陸路交通對話會對一個課題進行深入探討，集選區對話會則重民衆的參與。一名基層組織領袖指出，選區對話會的參與者平時以基層領袖居多，此次能召集到更多居民，本身就是個積極作用。
這本身不是個問題。畢竟全國對話會要做的不只是深入鑽研特定課題，也要讓人們就廣泛課題發表各種看法。令我關注的是，這場對話會的參與者，專注度和積極度與上一場截然不同。一些表面聽起來吸引人的建議也容易被接受，像是有小組建議給人們兩天年假來遊覽本地景點，以培養身份認同。有參與者起初堅持這個建議不涉及成本，在協調員多次提醒後才願意討論個中的取舍。
這兩場對話會也讓我意識到，個別對話會的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主辦機構所定下的討論流程與方式。我後來出席的另三場對話會在這方面的做法都各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