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將增強嬰兒花紅計劃下的金錢輔助，並延長陪産和無薪育嬰假，但受訪專家和一些准父母認爲，這仍難以顯著影響人們的生育決定，尤其面對不確定的經濟前景。
“但援助將在較長的時期內逐步支出，對于正面臨經濟困難的父母而言，他們無法立刻看到這些更大的好處。”陳寶玲也指出，我國在疫情期間推出了3000元的育嬰補貼後，也未見生育率激增。
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陳恩賜副教授則認爲，援助的增加至少可能避免整體生育率進一步下降。
“對于那些迫切想要養家糊口的新爸爸，在某些工作崗位上請太長的陪産假可能會影響他們與直屬上司的感情，尤其當公司正面臨人手吃緊的情況。”他認爲大多雇主對男員工請陪産假仍持有保守態度，認爲只有女性應請産假。
另外，年輕夫婦在養育孩子方面也面臨更大壓力。政府調整現有的育兒補貼與政策，讓年輕夫婦獲得更多援助，鼓勵他們生育，並減輕他們在育兒方面的經濟負擔，幫助他們兼顧工作與家庭。
准爸爸擔心延長陪産假會影響工作評估
然而，她希望政府能讓在職父親享有更長的有薪陪産假。“我覺得四周的有薪陪産假對年輕父母而言還是不夠，尤其是自己照顧孩子的母親，須要父親分擔更多育兒責任。”
家庭是社會的基石，我國不少年輕人都渴望組建家庭。2023年財政預算案將爲更多本地年輕夫婦提供援助，從購屋與育兒兩個方面著手，既實現他們成家的理想，也打造一個“齊心爲了家”（Made for Families）的新加坡。
鑒于首次購屋者的情況多元，加上目前預購組屋供應緊張，政府決定爲40歲及以下的年輕夫婦以及育有孩子的首次購屋家庭提供更多援助，幫助他們及時買到第一套房子。購買轉售組屋的首次購屋家庭可享有更多公積金購屋津貼。
37歲的馬姓公務員將在今年中旬迎接第一胎，也非常歡迎更多的育嬰假和經濟援助。她透露，自己在懷孕前，常以爲政府在發放嬰兒花紅和補助金上非常慷慨，雖然也常聽到旁人提及育兒的開銷非常高。如今寶寶還未出生，她就已經能感受到養孩子會有多昂貴，包括上千元的産前檢查和須預先准備的嬰兒用品等開銷，即便她與丈夫都在工作，總收入可算比一般人高。
不過，仍有准爸爸擔心延長陪産假會影響雇主對員工的評估，也未能減輕在職成年人目前真正所面對的問題，包括生活費上漲和工作壓力增加。
摘要
剛結婚不久的王家成（29歲）與妻子希望能盡早生育，但他身爲醫療工作者，難免擔心申請四周的陪産假會給同事和雇主造成太大的不便。
育有一名20個月大兒子的葉佳怡（27歲，自雇人士）將在3月迎來第二胎。她受訪時說，大兒子的醫療費，保險費以及托兒所學費占他們日常生活的一大筆開銷，看診費可用嬰兒花紅現金獎勵來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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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管理大學社會學教授鄭寶蓮指出，對于規模較小的公司，如果同時有數名職員申請産假或育兒假，雇主往往得急忙招聘臨時員工。因此她建議，政府或個別行業可考慮招募及培訓一群合約性質的勞動力群體，讓有需要的雇主可聘請，填補暫時的空缺。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公共政策助理教授陳寶玲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說，考慮到我國正在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嬰兒花紅的增加體現了政府對人們的支持。
陳寶玲認爲改善後的措施很可能會鼓勵更多爸爸申請更長的陪産假，同時促使男性爲家庭請假正常化。“有些雇主要了解，更快樂且壓力更少的員工不太可能辭職。這有助于留住人才，也可節省因壓力而引起的健康問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