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思敏（28歲，診所經理）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說，生育與否是個人決定，尤其現在男女教育水平高且更看重事業，成家可能不是很多人的首要目標。
“我一直很想在工作穩定後盡早成家，尤其考慮到早生育對母嬰都有好處。但我們在去年購屋時，就已感受到建立家庭的開銷有多龐大，也很難想象未來育兒的花費。”
她受訪時透露，當初選擇來新加坡工作，是因爲父親覺得新加坡的職業發展和生活環境都不錯。她初來乍到時，面對的最大挑戰是語言和文化差異。
得到永久居民身份後，侯文濤對新加坡更有歸宿感。
來自中國的侯文濤（34歲，財務經理）2012年到新加坡工作，經過四次申請後，去年成爲我國的永久居民。
她與丈夫想要有兩個孩子，並盡可能在有了孩子後，繼續工作來維持收入，即便其中一方可能得與雇主商量靈活的工作安排，甚至換崗。
政府最近宣布增強嬰兒花紅計劃和延長陪産假等一系列措施，提升了夫婦倆對未來育兒的信心，尤其在經濟援助和找到合適的托兒服務方面，讓他們都能盡早安心地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
過去10年，她積極參與不同的社區活動和義務工作，包括給弱勢群體派發食物和帶年長者出遊，在回饋社會的同時，也通過與本地人交流，更加了解新加坡文化。
去年12月注冊結婚的謝思敏和丈夫黃嘉敬計劃在明年生育，雖然她認爲政府在經濟和物質方面提供的育兒援助可算足夠，但現代人從結婚、購屋到生育，同時還要兼顧事業，面對的精神壓力特別大，需要心理健康方面的支持。
“不過，上司和同事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比如馬來族同事會很有耐心地向我解釋開齋等馬來習俗，甚至教會我一些馬來語。如今新加坡就像是我的第二家園，不管你屬于什麽種族，都可以很安全及和諧地生活。”
另一方面，總理公署部長兼財政部和國家發展部第二部長英蘭妮星期五（2月24日）在國會撥款委員會辯論總理公署開支預算時指出，想加強我國的社會契約，不只要繼續支持和加強給予新加坡人的保障，協助他們成家立業，也得加強社會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