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群勤說，薪酬津貼多達300億元，是筆大數目，相當于消費稅帶來的稅收的17％。
她因此籲請政府調查因未接種疫苗而失去工作的情況，並考慮給予就業援助或經濟補償等幫助。
何廷儒（盛港集選區）則認爲，冠病期間各相關部門間應更好地協調信息和溝通渠道，避免民衆對檢疫隔離措施産生混淆。此外，當局也應制定路線圖，列明不同限制級別對商界和個人的援助措施。
如果急須在短時間提供援助，則可設立回撥條款，允許政府在危機後，收回之前發放給條件不符公司的津貼，像疫情期間有盈利、疫情後轉虧爲盈，或支付極高薪酬給高管的企業。
潘群勤也強調，站在建設包容社會的立場，個人的選擇和決定都應得到尊重，但一些抗疫政策反而造成一部分人被孤立。例如疫情初期政府明顯偏愛mRNA疫苗，那些選擇接種傳統疫苗者當時無法得到同等津貼。
另外，政府的疫苗差異化措施也過于苛刻，尤其是禁止未接種疫苗者重返工作場所，即使他們的檢測結果呈陰性，這影響許多人的生計。這項措施現雖已取消，但歧視情況並無完全消失。
她舉了新加坡國立大學近期的的招聘廣告說明情況，廣告內寫道：“我們（國大）極力鼓勵申請者全面接種冠病疫苗，以便能成功在國大工作。”
政府在疫情期間發放給企業的薪酬津貼應更具針對性，制定條例收回給予有盈利企業的津貼，同時更應從建設包容社會的立場出發，減少抗疫政策對未接種疫苗者的歧視。
爲此，她建議政府不妨參考其他國家拯救銀行危機的經驗，如以購買股權的形式提供援助，之後在股價回升時脫售收回援助金，同時也應限制高管薪酬。
非選區議員潘群勤星期一（3月20日）在國會辯論《新加坡應對冠病白皮書》時，提出上述兩大建議。她認爲，政府提供給雇主的薪酬津貼應進一步進行區別篩選，尤其是在疫情期間仍取得高利潤或支付百萬元高管薪酬的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