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治精英穩妥地把握住了中國對其在調停中美關系、定性中美關系中的獨特分量以及中國對其抱有的期待。
文丨FT中文網專欄作家 王英良
“兩會”後，中國最具分量的雙邊經濟外交就是與新加坡就自貿協定達成合作。4月1日，在中國總理李強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共同見證下，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與新加坡貿工部部長顔金勇共同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和新加坡貿易與工業部關于宣布實質性完成中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升級後續談判的諒解備忘錄》，確認實質性完成兩國自貿協定升級後續談判。雙方團隊將繼續文本法律審核、翻譯等後續工作，履行各自國內程序，盡早簽署協定。
回顧曆史，早在2008年，中國即與新加坡簽署自由貿易協定。2018年，雙方簽署自貿區升級協定，著重提升貿易便利化、原産地規則、經濟技術合作、電子商務等領域規則水平。2020年12月，雙方對協定再次升級，啓動後續談判，基于“負面清單”模式推動雙方服務貿易和投資進一步自由化。經曆多輪次對接，這次兩國協定的簽署是中國在自貿協定實踐中首次采用“負面清單”模式做出服務和投資開放的承諾。雙方在原升級協定基礎上，進一步提高服務貿易和投資開放承諾水平，新增電信章節，並納入國民待遇、市場准入、透明度、數字經濟等高水平經貿規則。雙方還共同確認服務貿易和投資領域開放措施不回撤，以協定方式承諾彼此“開放的大門越來越大”。該協定是中國對接高標准國際經貿規則，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和實際行動，將有力推動中新經貿合作邁上新台階。作爲中國經濟外交的新探索，中國選擇與新加坡作爲簽約對象，這是中新關系升級的一個重要信號。
在疫情放開後，中國的外交著力實現在重點領域的突破。新加坡是第一個與中國簽署自貿協定的國家。疫情以及中美博弈使諸多優勢要素進一步向新加坡轉移。近期，倫敦金融城公司發布對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競爭力的評估報告後表示，倫敦的綜合競爭力得分爲60分，高于去年的59分，紐約得分提高了2分，與倫敦持平，新加坡以51分排名第三，法蘭克福46分，巴黎43分，東京35分。這樣的評價結果顯示，新加坡在亞洲已經超越老對手香港，成爲亞洲名副其實的金融中心。新加坡取代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最直接的後果是新加坡成爲資本的新目的地。目前，這一財富的轉移規模是空前的。實際看，新加坡政府下大力氣鼓勵家族辦公室發展，放寬對來自中國的資本的進入監管，其雄心不可謂不大。這種政策使香港特區政府感受到了直接的挑戰和壓力。
在經濟外交上，新加坡不僅與中國保持良好關系，還同美國保持全方位互動與對接。近期，英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的談判在經曆了兩年的配額和關稅討價還價後結束。目前 CPTPP成員有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墨西哥、新西蘭、新加坡、文萊、智利、馬來西亞、秘魯和越南。中國主動申請加入CPTPP面臨著巨大挑戰，中國所提的RCEP也在積累影響力，而新加坡則同時加入了這兩大區域性經貿協定。這些區域經貿協定有助于新加坡拓展全球經貿關系。新加坡的靈活身份可見一斑。
新加坡另一個獨特的角色是政治精英善于利用政治語言在中美兩國之間協調遊走。由于中美之間政治信任偏弱，在諸多領域，連對話機制也被中斷，甚至處于空白狀態。然而，中美事務繁雜，相互牽連，各領域的沖突均有可能涉及到新加坡本國利益，這就需要新加坡作爲中美溝通的特殊橋梁。誠如李顯龍在訪華期間指出的，“中國變得更加繁榮，對世界經濟的貢獻也更加顯著，在國際事務上的話語權也更顯得重要。這個世界禁不起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沖突，尤其是中美之間的沖突”。2022年3月，李顯龍提醒美國稱，“一旦與中國脫鈎，美國會承擔巨大的經濟成本”。實際看，李顯龍在諸多場合扮演的角色是大國行爲的評價者、大國沖突的協調人，所闡述的大部分“大道理”均爲涉事方可接受的觀點。李顯龍不失時機地指出：“我認爲你們（美國和中國）必須一步一步來，穩定關系，然後逐漸建立信任，逐步向前邁進，這需要時間，也並不容易，而且雙方都有政治壓力。”
李顯龍在專訪中形容新加坡與中國的關系“非常好”，並針對已落幕的“兩會”表示，“兩會”是制定和討論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場合，而中國領導人在講話、聲明和記者會上已經明確表明了前進的方向。李顯龍稱，“我們期待中國朝著既定方向前進，保持繁榮，並繼續與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與包括新加坡在內的亞洲國家發展良好的互惠互利關系。”實際看，新加坡一直力求在中美之間取得平衡，並回避“選邊站”。此前的2019年，新加坡新外長王瑞傑表示，新加坡采取“中立”立場，但可能會在中美交鋒過程中受到潛在的波及。中國是新加坡最大的貿易夥伴，而美國是新加坡的關鍵盟友和投資方。王瑞傑強調，新加坡作爲一個小的開放經濟體，必須准備好應對全球環境的變化。目前看，新加坡這一立場也基本沒有明顯的變化。
未來看，新加坡將在中美關系中扮演什麽樣的角色呢？有幾點：其一，新加坡作爲一個華人爲主體的獨立主權國家，並不會因爲其與中國的淵源而有所偏袒，相反，無論在貿易還是投資上，新加坡政府均希望從中國獲得市場、資本轉移等最大面的利益，這從與香港的競爭和對家族辦公室的鼓勵就可以看出，新加坡需要中國資本流入。新加坡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將會努力在金融上夯實對香港的趕超，在科技領域實現對台灣地區的趕超。
其二，新加坡政治精英穩妥地把握住了中國政府對其在調停中美關系中的獨特分量以及中國對其抱有的期待。新加坡完全可以在中美兩頭周旋，這不僅表現在香格裏拉會晤等場合，還表現爲李顯龍等政治精英經常發表對中美關系看似“中立”的評價，博得中美對其的好感。
其三，新加坡政府在安保方面更加信任美國。由于其特殊的地緣位置和經濟影響力，新加坡在響應美國印太戰略、“非法、不報告和無管制（IUU）捕撈”等美國力圖影響中國地緣安全的事項上，整體看比較配合美國，而中國的安全要素尚未拓展至中南半島以南，新加坡需要充分利用美國的安全優勢力量，維護己方利益。
其四，新加坡有攫取東盟領導權的趨勢。基于新加坡的經濟體量、國內經濟治理模式以及在全球多邊外交中的獨特分量，新加坡有望成爲東盟國家實質性的領袖，這是中美均不能忽視的即將是“現實”的現實。
其五，新加坡對本國發展的獨特定位注定了其必須從大國身上獲取優質資源，以維持自身地位。如李顯龍這次訪華時所言，新加坡積極成爲中國在東南亞投資的“橋頭堡”，對新加坡而言，最重要的是獲取中國的資本，擴大新加坡企業在中國的市場份額，而針對美國，新加坡要思考如何從美國獲得不斷的安全保障、先進的軍工武器，並拓展與美國的關系，以之作爲“楔子”，索價與中國的關系，如此多維的獲利是新加坡發展的必由之路。新加坡力圖走出一條不同于中國與美國的政治發展道路，即兼備威權主義、法治、西式民主樣式的新發展模式。兩屆美國主導的民主峰會，新加坡均未參與，這也代表了新加坡外交的某種立場。
實際看，地理小國存在國際影響力的主要是三個國家，即歐洲的瑞士、宗教國家梵蒂岡以及新加坡。瑞士主要因其在歐陸的爭霸戰爭中長期以“中立”地位自居，以享譽全球的金融中心而聞名；梵蒂岡主要以宗教中心（羅馬天主教大本營）聞名；新加坡日益以其金融地位和獨特的外交政策而聞名。基于國家利益，新加坡會充分利用己方優勢，並將利用與大國的特殊關系、國際規範、沖突等擴大本國的權勢，盡最大可能地以安全和法治吸引全球資本的輸入，成爲新的“離岸金融中心”，並在貌似中立的外交政策下，成爲大國競相拉攏的對象。這就需要新加坡的政治領導人奉行猶如奧地利帝國外交大臣梅特涅那樣的精于平衡路線的外交政策。現實看，新加坡確實玩的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