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派新聞特約評論員 易國祥
我以爲，既然有“業余作者”，就有“業余讀者”。如我，既沒有從事特定專業，又不需要什麽“主題閱讀”，就算不上“專業讀者”。讀什麽書一般憑興趣，隨機碰到什麽讀什麽，自然所讀書相互之間沒有什麽相關性。很容易讀一本，丟一本。即使再好的體驗，總是隨著新書的到來而淡化，以致相忘于書海。爲克服這種“低效閱讀”，我嘗試著從不相關的書中讀出相關性，讀出了一張我主觀構建的“文化地圖”。
最先看的是《世界名家談李光耀》，包括楊振甯在內的海外華人學者對李光耀各方面的評價。以華人爲主體的新加坡，在不長的時間內建成發達國家。新加坡並非完全西化，在英語作爲國家第一語言的推進中，仍然保留和傳承中華文化。到了李顯龍執政，政府很有擔當地把當地華族文化當作中華文化在海外的一脈香火。他們自認爲新加坡華人的祖輩都是廣東福建目不識丁的農民，就像這個國家有深深的憂患意識一樣，他們對自己華族文化的基因，深感先天不足。這種不足感隱含著他們對中華文化真正價值的認知，不比我們遜色。盡管新加坡華人精英都經過英式教育，但他們通過英式文化與儒家文明對比，認識到華族文化對于華人社會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我感覺到了他們這種文化追求的真誠自覺。
第二本書是來自日本的《文章讀本》系列之一，由三島由紀夫寫的文學隨筆漫談。這本書讓我窺見日本文學的曆史走向。日本對于外國文學曆來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學生心態。古代日本受中國漢唐文化影響自不用說，到了明治時代，西方的觀念和事物浸潤了日本文化的一切領域。三島由紀夫就稱自己是多次去了西方才認識日本寫日本的。然而，三島由紀夫很清楚地意識到，日本擁抱西方文化，卻仍然難以被同化。除了它的天皇制度是一以貫之，其文化傾向與國家政治走向有著很高的一致性。在學習借鑒他人文化時，始終有自己並非理性的堅持，讓我們看到的是遊走于東西方文化之間的日本文化。
一個對世界文化做出偉大貢獻的民族和國家，必定是一個十分注重反省自己、解剖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按照這一個文化規律來審視，新加坡就有一種“文化自知”，在深知自身先天不足，又與西方對比之後，有一種深刻的文化自省，從而産生文化提升的動力。雖然日本是一個善于學習外來文化的民族，但由于缺乏自我反省與解剖，它的文化既有褪不去的中華文化底色，也未能實現他們自己希望的“脫亞入歐”。
南方的“文化自知”，東方的“文化任性”，這就是我一窺端倪的“文化地圖”標識。“十分學七要抛三，各有靈苗各自探”，我雖然記不住這兩本書的全部，但我以爲抓住了兩個國家文化的主流意識或特征，也就接近理解了我所要理解的兩本書的要義。並以兩個國家對自己文化態度的視角，來思考我們中國正高頻提倡的“文化自信”，應該借鑒和吸收些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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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九派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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