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創始人，1959年，在人民行動黨大選勝出後，在很多人心目中，李光耀擔任新加坡總理是毫無懸念的。但是卻充滿懸念。在人民行動黨的首次選舉總理人選中，李光耀僅僅以一票只差，才被選爲總理。
新加坡的獨立建國有兩次， 一次是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在1959年6月新加坡正式獨立建國；第二次是和馬來西亞聯邦“分家”，是在1965年8月，新加坡“被迫”獨立建國，兩次的“建國總理”都是李光耀 。
1959年6月5日，是永久改變新加坡的一天，那一天李光耀在政府大廈宣誓：就任新加坡首任總理。當時由于沒有開放媒體采訪，所以沒有留下照片。這是幅油畫，是新加坡畫家賴桂芳根據當時的曆史資料繪制而成，這幅油畫于1992年才公布于世。
選票 6：6
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成立于1954年 ，在1959年5月30日的 大選中，以狂風掃落葉之勢取得政權。在51個議席中贏得43席，擊敗了首席部長林有福的聯盟政府，接掌新加坡政權。人民行動黨在獲取執政地位後，面臨的首要問題是誰來出任政府總理？
當時作爲執政黨的“一把手–秘書長（相當于中國黨的總書記或主席）”是李光耀，很多人認爲李光耀出任新加坡政府的總理是板上釘釘，沒有任何懸念的。
連李光耀自己都是這麽認爲的。但是，當時還沒有人民行動黨的“一把手”當然就是政府總理的“先例”，所以還需要進行一次黨內高層的選舉，來確定誰來出任政府總理。而恰恰就是這次選舉，卻充滿懸念。
選舉一開始，李光耀與競爭對手王永元的得票相等， 6：6 都是六票。
據新加坡出版的《白衣人–新加坡執政黨秘辛》一書披露：1959年5月30日晚上，人民行動黨的12名中央執行委員開會，他們在人民行動黨獲得大勝的興奮之中，討論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誰來出任政府總理？
因爲人民行動黨之前沒有組織過政府，黨章中也沒有規定如何選出總理人選，因此也沒有秘書長自動出任總理的“潛規則”，所以需要大家選出一個“總理”。
當時有兩個名字浮出台面：一個是秘書長李光耀；另外一個是財政王永元。會議決定用秘密投票的方式，讓每名中委在一張小白紙上寫下心目中的總理人選。
時任人民行動黨的主席（相當于中國的秘書長）杜進才，收齊了所有的投票後，將紙條一 一打開計算，李光耀和王永元竟然每人各得六票，全場的人都愣住了，誰也沒有想到竟然是這樣的結果。
爲了打破僵局， 杜進才行使“主席”的權力，把票投給了李光耀。也就是說，杜進才一個人投了“兩次票”才一錘定音，僅僅以一票之差，使李光耀當上了首任總理！
李光耀時年36歲。
李光耀說：我不記得這件事了
而李光耀對此事有不同看法，首先說：“我不記得有這麽一回事了，我不明白爲什麽王邦文和杜進才會這麽說。如果一個人這麽說，我還可以反駁，但是，兩個人都這麽說就……”
“我不同意王邦文和杜進才的記述，他們說1959年大選後，中央執行委員會曾經決定誰當總理進行投票，我記得當時並沒有進行投票。”
李光耀還說：“大選是我領導的，戰略也是我精心策劃的，所有重大的競選演講也是由我發表的，最後的一個競選廣播也是由我來宣讀的。人們都以爲我能成爲領導人。選舉前、競選期間和選後，同總督順德會晤的是我，不是王永元。”
李光耀還提到了1961年7月19日的媒體報道，有關他和杜進才的書信往來，杜進才在回信中說：他記得中委會是推選李光耀擔任總理的，而且對他領導政府和黨深具信心。
對總理一職，李光耀補充說：“這是一份沒有人要的工作，誰要這份工作？任何要扛下這個職位的人，都會知道許多的麻煩。所以這並不是我追求的工作。如果我認爲王永元能夠勝任，我會很樂意地把這份工作讓給他。”
當時輿論可作證
在新加坡媒體的新聞中，當時並沒有提及人民行動黨黨內選總理的事情，但是卻提到人民行動黨的“秘書長（一把手）”，並不是出任政府總理的當然人選。
《海峽時報》在1959年5月31日，報道了杜進才的話：“我們暫時不能公布誰將出任總理，或者誰將出任什麽職位，因爲中委還沒有作出任何確切的決定。”
《海峽時報》在1959年6月1日報道中說：“人民行動黨在獲得壓倒性勝利的24小時之後，新加坡仍然不知道誰將是它的第一任總理。”
第二天，也就是6月2號，該報報道：李光耀成爲新加坡首任總理，但是沒有報道李光耀是如何當選的。
然而，關于人民行動黨中委會投票選總理的說法，卻一直在流傳著。當時進步黨的秘書長陳錦池所發表的言論具有代表性：“據我了解，人民行動黨在選首任總理時，王永元只以一票只差輸了。”
這段扣人心弦的往事，當時並沒有文字記載，是後來根據杜進才和當時的組織秘書王邦文的回憶的。他們回憶，證實“總理一職，是由中委投票所決定的。”
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關于投票決定總理人選的說法，從來就沒有被人公開駁斥過。香港媒體在1960年刊登文章指出：當時廣受歡迎的王永元，沒有當上新加坡總理，唯一原因，就是：差了中委會表決中的一票。也有人證實：中委會在選舉後的確再進行表決，王永元以一票之差敗給了李光耀。
昨夜星辰已墜落
1959年6月5日，人民行動黨的9人內閣在政府大廈宣誓就職，王永元是第三位宣誓者，他出任國家發展部長。身爲黨的財政主管，他排在秘書長李光耀和主席杜進才之後，是黨的第三號人物，被人們稱之爲“三巨頭”之一。
王永元是上世紀50、60年代的新加坡政壇紅人 ，公認是位傑出演講家。他乘當年反殖民地運動進入高潮之勢，以充滿激情的語言爲行動黨贏得了市議會的控制權。就任市長的那一天，他把代表殖民地威權的市長權杖丟掉不用，然後以英語、華語和馬來語發表就職演說，開啓了各族母語得以在官方機構與行政上的使用。
他作風平民化，他是一個可以隨時走到街上和下層市民打交道的市長。王永元非常接近老百姓，特別是社會底層人士，一些三輪車夫、小商小販都非常支持他。
他大幅度降低市民用電的收費、小販、得士等小商的常年執照費等等，還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吐痰、反亂扔垃圾等運動，他爲自己贏得了民心。
他爲人民行動黨朔造了一個窮人救星的形象，讓人民在1959年的大選更清楚地看到希望。
圖爲王永元就任新加坡市長期間，在街頭打掃衛生。
王永元比李光耀小兩歲，年僅34歲就平步青雲進入新加坡政壇。他強烈的反殖民意識，深受新加坡廣大華人的支持。他協助人民行動黨在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也備受贊許。
王永元與李光耀對很多問題看法不一致，如在對待殖民主義的問題上，王永元是一個反殖民主義者，他反對新政府繼續聘用一些英國的高級公務員，王永元認爲這些人是殖民地政府的代理人，但是李光耀不同意。
王永元對1959年大選後，沒有被委以更重要的職位感到非常失望，憑著人們對他的擁護和他曾經擔任新加坡市長的記錄，以及在大選中他發揮的作用。王永元自己認爲，可以當上總理，再不然，至少也是副總理。
1960年6月18日，王永元被暫停部長職務。1960年7月27日，他和他的兩個黨羽被正式開除出黨，他的追隨者後來另外組織政黨或者加入其它政黨。王永元離開了政壇後，從公衆的視野裏慢慢消失了。
他的高度沉默，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故事裏的一個明顯的空白。但是，互聯網是有記憶的，在網上，有關王永元的“故事”還是很多的。
道不同不相與謀
李光耀與王永元的治國思路是不一樣的。他們對待基層、爲老百姓服務的觀點是一致的。但堅持對待原宗主國英國的觀點是不一樣的。
如在對待殖民主義的問題上，王永元反對新政府繼續聘用一些英國的高級公務員。李光耀不但錄用原英國的公務員，而且延用英國的政治制度，與英國保持良好的關系。在英國駐軍要撤離新加坡時，李光耀再三挽留英軍在新加坡多住一段時間。同時，在新加坡全面推行英語，使英語成爲辦公用語和教學用語。
李光耀是新加坡本土基層人士和英國都可以接受的人選，與西方國家“和平共處”這對于新加坡將來的發展至關重要。兩者比較，還是李光耀的觀念更切合新加坡的國情，所以，杜進才在關鍵時刻把關鍵的一票投給了李光耀。
人民行動黨 “爲人民”
王永元以黨內第三把手的位置，參與競選總理一職，居然和一把手李光耀得票相等，可見王永元是受到許多人的擁護的，他“群衆基礎”非常牢固。
王永元的“高票”，也從另外一個方面提醒了李光耀，使李光耀認識到，政府的權力是人民給的，人民行動黨要想長期執政，必須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這也是人民行動黨的成立的“初心”。
1954年成立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將“人民”一詞融入黨名，並將其名解讀爲“爲人民而行動的政黨”。建黨之初，爲了反對英國殖民統治這一共同的敵人，他們走到了一起。
爲了爭取民衆的支持，李光耀下決心從頭學習福建話，以便更好地和廣大華人選民交流，爭取他們的理解和支持。後來，李光耀的福建話也說的很流暢了。
執政之後的人民行動黨，也從中共借鑒而來的群衆路線與國會制度相結合，並將群衆路線制度化爲國會議員挨家沿戶走訪選民和定期接見選民。議員走訪和接見選民的做法，在新加坡風雨無阻地堅持了數十年，每周一次議員接待制度，堅持幾十年如一日，許多矛盾就在基層解決，深受新加坡老百姓的好評。是因爲“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選票”。
關鍵的“一票”
“一票”好像無足輕重，但是在關鍵時候可能會發揮關鍵的作用，有時候“一票”的作用往往會大于N票。杜進才表示，他對自己在那個決定性的會議上所做的事情記得很清楚，他說：“我把票投給了李光耀，因爲王永元不穩重。我在大家面前計算選票，我讀主持會議的條規。
所以，我動用了我的決定票，李光耀就是這樣成爲總理的，我用了主席的票。”
杜進才與李光耀是老朋友了，在1954年，杜進才與李光耀等人共同發起成立人民行動黨，杜進才並在1954至1981年間任人民行動黨黨主席。李光耀是人民行動黨的秘書長。
杜進才博士在李光耀內閣中先後當任多項要職，包括在1959至1968年間任副總理、1968至1975年間任科技部長，後兼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校長、1975年至1981年任衛生部長。
1981年卸下內閣職務及人民行動黨黨主席一職， 並于1988年9月新加坡大選後完全退出政壇。
杜進才于2012年2月3日逝世，享年90歲。
杜進才的一票的“定乾坤” ，使李光耀“脫穎而出”。 李光耀擔任新加坡總理後，特別是在1965年，新馬分家後，他帶領新加坡人民建設國家，他使新加坡共和國的發展進入“快車道”，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 。在他領導新加坡期間，使新加坡成爲亞洲的四小龍，人均JDP從200多美元躍升到7萬美元，躍居亞洲第一。
杜進才慧眼識珠，印證了中國一句古話：先有伯樂，後有千裏馬。如果他當時把票投給王永元，新加坡的曆史可能要改寫了。
作者簡介田柏強 原中國安徽工人日報高級記者 現旅居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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