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8日，香港中環，通過連廊天橋從中環摩天大樓走向中環碼頭的行人。 （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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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需要香港，香港也離不開內地，這其實是很多香港和內地商界人士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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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心目中，從主權上來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從全球視野來看，這座城市也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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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自由、安全、高效，本是香港最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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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記者 王偉凱
南方周末實習生 周曉茜
責任編輯 | 蔔 志
當看到機場成爲示威者的攻擊對象時，Ryan感到非常痛心。
2000年出生于香港的Ryan，是回歸後的第一代人。他在英國倫敦大學讀經濟專業，利用暑期時間，在香港一家理財公司做實習生。臨近開學，他又去日本工作旅行，拜訪一些商界前輩。
和很多香港人一樣，他認爲香港機場是香港作爲“世界城市”的門面，如今這個門面乃至這座城市正遭遇著前所未有的危機。他很難想象，當他的外國朋友來到香港一下飛機就看到這種混亂場面會是什麽感受，是否還會覺得香港是一座安全的自由港。
在主權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在全球化視野中，香港又是一座“世界城市”。各種膚色、語言的人在這裏做生意、生活。
根據2018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行榜，香港力壓新加坡、東京，成爲全球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與紐約、倫敦並稱爲“紐倫港”。
反修例運動以來，有媒體開始討論“中國是否還需要香港”的問題：7月，《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爲什麽說中國已不再需要香港》；8月，《美國之音》又發表文章《中國還需要香港嗎》，事實上，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亞太乃至全球，香港都有著無可取代的意義。
這裏有1000多家跨國公司的總部，有160家持牌銀行，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外資銀行，有162家已獲授權的保險公司，包括歐美大部分頂級保險公司。
沒有人能夠想象，如果這顆東方之珠黯淡下去，世界會失去多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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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人”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除了西九龍高鐵站之外，紅磡也有一座可以直達內地的火車站，並且這條線路上的直達車，已經運行了很多年。
在紅磡火車站，仍然有不少廣州人和香港人更願意搭乘這趟兩個小時的慢車往返于兩地。深圳河、過山隧道、兩旁爬滿綠植的陡坡，這趟直達車所經過的地方成爲了很多人共同的記憶。
還有羅湖口岸、福田口岸、順德港，這些標志性的地方，都曾見證了香港與內地的交流。2018年9月，西九龍高鐵站的開通，讓內地與香港的交往更爲方便、快捷。
不過，在如何看待內地人的問題上，香港人似乎有著不同的答案。
在這場運動中，有示威者將矛頭指向了內地遊客。
2018年從香港大學畢業的陳銘正是這樣的示威者，他是出生在香港的本地人，曾是一名“黃絲”，但只是一名“淺黃”，從8月5日開始，他參加了幾場被香港警方批准的合法遊行。
他願意與內地記者溝通，但在對待內地人的問題，他有著複雜的情緒。他認爲內地人擠占了香港的資源，內地人一些粗鄙、醜陋的行爲，讓他難以接受。他認同中華文化，但當外國朋友稱他是“Chinese”時，他又希望別人稱他爲“Hong Konger”。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剛出台時，他有去內地發展的沖動，覺得內地有更大的空間、更多的機會。不過，經過了這場運動之後，這種沖動又已經逐漸消退了。
在香港，“黃絲”是指2014年時支持“占中運動”的黃絲帶人士，後來逐步演化成反對派、泛民主派。與它對應的是“藍絲”，是指在當年反對“占中運動”的藍絲帶人士，現在則泛指親中、愛國的建制派。
與陳銘不同的是，Ryan是一名“藍絲”，並且是一名“深藍”，他從不避諱這個標簽，也很樂于跟外界分享他的觀點，他支持一國兩制，熱愛自己的祖國，反對暴力禍港行爲。
他還把他的微信賬號的地區一欄設置成“浙江甯波”，那是他祖輩們生活的地方，他就是想告訴別人，作爲中國人是自豪的。而他身邊朋友，則更願意將地區設置成“香港特別行政區”，他們覺得這樣更自豪。
是喜歡“Chinese”還是“Hong Konger”？Ryan的回答是更喜歡“中國香港人”。“就像中國四川人、中國浙江人一樣。”他這樣向南方周末記者表述。
有一些人認爲，不認同“中國人”身份的香港人可能是那些經曆過港英政府殖民時期的中老年人，但年過六旬的出租車司機梁錦添卻不這麽認爲。梁錦添出生于香港，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無論是去到哪個國家，擁有哪個國家的護照，都無法改變中華民族的基因。
在做計程車司機的二十多年裏，他經曆了2003年的SARS、“23條運動”，也經曆了2014年的“占中運動”。但這一場持續了3個月的運動卻讓他感到無比絕望。
他用並不流暢的普通話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是做生意的，不參與年輕人的遊行，但遊行讓我的生意減少了三成，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也明確反對遊行。” 在梁錦添看來，生意減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內地遊客減少了。2019年9月9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對外披露了一個數據，8月，赴港遊客較上年同期減少了40%，創2003年5月SARS時期以來赴港遊客最大的降幅。此前的數據則顯示，今年7月，赴港遊客同比下跌了4.8%。而在往年，7月、8月正是香港的旅遊旺季。
他非常感激2003年開啓的“自由行”，他認爲，大量內地人的湧入刺激了酒店、旅遊、計程車、零售等行業的繁榮，而他就是這種繁榮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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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離不開內地
持續不斷的社會動蕩正沖擊著香港的經濟。
8月30日，香港統計處發布零售業銷售額數據，2019年7月，零售業總銷售額爲344億元，與2018年同期相比下跌了11.4%。
其中，珠寶首飾、鍾表及名貴禮物的銷售額跌幅最大，達到24.4%。此外，服裝下跌13%，藥物及化妝品下跌16.1%，百貨公司貨品下跌10.4%，電器及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下跌17.4%。零售業的這種大幅度下跌，在往年6、7月這樣的銷售旺季並不多見。
香港政府發言人稱，零售業銷售進一步轉差，反映本地消費情緒疲軟。近期本地社會事件對訪港旅遊業及其他消費活動構成了重大幹擾。
2016年4月，香港交易所總裁李小加在一場論壇上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經曆。當時，國際上出現了擔憂香港經濟的負面情緒，有評級機構調低了香港的評級展望，于是有香港朋友提出質疑，爲什麽香港非要依靠內地？而內地的朋友則表態，強大的中國已不再需要香港。
這種被激進情緒裹挾的判斷，在香港一直都在小範圍流傳，每當香港遇到動蕩、負面評價時，這種討論就會甚囂塵上。
香港景淳國際創富理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沈珊梅女士是一位中立派，她可以理解這些年輕人的行爲。在她看來，高昂的房價、生活成本，使得這些年輕人看不到希望，她尊重年輕人示威遊行的權利。但是，她不會走上街頭參加示威者的遊行活動。
“殺君馬者道旁兒。”她認爲，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可能對這個社會沒有深刻的理解，而又很容易受到鼓舞，她不想因爲自己去參加活動，而變相鼓勵了這些年輕人。
持續不斷的示威遊行以及暴力行爲，爲她的生意帶來了不小的困擾。作爲一家理財公司的行政總裁，她非常清楚自己的業務不能只做香港本地人，內地是更大的市場。
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于示威運動中暴力元素的渲染，使得她的一些客戶都被嚇跑了。她每次向內地客戶解釋香港局勢時，都會把樓下井然有序的街道拍一個小視頻發給客戶，告訴他們，香港很安全。
她的公司位于尖沙咀廣東道上，那裏也是香港最繁華的地帶之一。不過，受這場運動的影響，這條街道少了幾分熱鬧。
內地需要香港，香港也離不開內地，這其實是很多香港和內地商界人士的共識。就像李小加在2016年那場論壇上給出的答案：香港的繁榮爲什麽要離開中國的發展？有一個繁榮、穩定、自信的香港對中國不是更好？
澳洲會計師公會華北委員會會長陳得強持同樣的觀點，香港在爲內地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同時，內地也推動著香港經濟的發展。
陳得強出生在香港，但經常會去內地辦公，對香港和內地均有深入的了解。他所供職的澳洲會計師公會成立于1886年，是全球最大的專業會計師協會之一，1955年進入香港，1990年成立香港辦事處。
他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有了內地經濟的支持，加上香港本身實行聯系彙率、自由貿易體等制度優勢，香港逐步完成了向服務業的轉型。同時，也正因爲內地企業體量更大，使得香港金融市場的融資要比臨近的新加坡更有優勢。
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恩賴特（Michael Enright）有著類似的觀點，他曾在《香港優勢》一書裏寫過這麽一句話：“香港從一個轉口港變成一個制造業中心，再變成一個服務業和制造業活動的後援部隊，就是中國（內地）經濟的對外封閉與開放所促成的。”
在股市方面，香港已是亞洲第四大股票市場，也是全球第八大股票市場。港交所2018年重奪全球交易所IPO集資額冠軍，超過紐交所、納斯達克和東京證券交易所。截至2018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共2315家，總市值299,094億港元。其中，內地企業1146家，占比49.5%，總市值占比67.5%，成交金額則占比79.1%。
這既可以理解爲港交所幫助內地企業完成了資本運作，也可以理解是內地企業撐起了港交所的半邊天。騰訊、美團、小米等知名互聯網公司都在港交所上市。最近，外界也在盛傳，阿裏巴巴將會在港交所重新上市。
據香港萬德通訊社報道，2019年9月11日，香港交易所發布公告稱，已向倫敦證券交易所集團董事會提議，將港交所及倫交所兩家公司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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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仍需要香港
2019年7月4日，《紐約時報》發表一篇名爲《爲什麽說中國已不再需要香港》的文章，作者爲康奈爾大學教授Eswar Prasad。他列舉了各種數據來佐證一個觀點：中國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需要香港了。
文章寫道，中國加入WTO前，貨物進入全球市場的管道有限，香港扮演了轉口貿易通道的角色，將貨物運送到全球各地，並且規避WTO成員對其他成員的限制。文章列舉了一個數據，1997年，中國近一半的貿易通過香港進行，而如今，這個數字不到12%。
此外，經曆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內地與香港的差距在縮小。1997年，香港經濟規模是內地的五分之一，人均收入是內地的35倍。2018年，香港經濟規模僅是內地的十三分之一，人均收入也僅是內地的5倍。
7月18日，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黃天磊針鋒相對，發表了另一篇文章《爲什麽中國仍然需要香港？》
8月18日，香港爆發了反送中運動以來規模第二大的集會活動。就在這一天，一份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文件開始在網上流傳。
這一度引起諸多解讀，中國與香港在經濟上的關系，再次被人熱議。兩天後，《美國之音》發表文章“中國還需要香港嗎”。
在問及深圳或者上海是否可能取代香港時，李書沸覺得，這根本是一個不用討論的問題。
李書沸9歲來到香港，在香港上小學、中學，本科和碩士則在澳大利亞就讀，畢業後又回到香港，事業也從這裏起步。他曾在上市公司裏擔任CFO（首席財務官），現在是區塊鏈巨頭火幣集團的CFO、董事會秘書。對于這名公司高管來說，香港的低稅率、普通法、無外彙管制、自由、安全等特質，是深圳、上海無法匹配的。
他一直爲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不過，持續不斷的社會動亂讓他開始對這座城市産生失望，他希望政府和示威者能夠坦誠交流，找到解決方案。香港有今天的成就並不容易，他不希望看到這座城市繼續在這場災難中遭受煎熬。
他之前有移民澳大利亞的心思，但走在香港的街頭小巷時，或者坐在某個茶餐廳用餐時，這種心思就早早打消掉了。而如今，這個想法又開始在他腦海中徘徊。
一直以來，香港都扮演著內地經濟與全球經濟之間的橋梁角色。由于受外彙管制，早些年，外資企業無法直接在內地投資，即便是有投資，所獲得的收益，也很難出去。而香港作爲國際金融中心，擁有全球頂級的銀行、會計事務所、律師，可以幫助外資解決這些問題。
陳得強向南方周末記者梳理了香港對內地經濟的貢獻。改革開放初期，看到內地的發展紅利，港資進入內地，爲珠三角等地的發展提供了資金支持。同時，香港好的制造業也遷移到了深圳、東莞、惠州等地，這也爲日後珠三角制造業的發展提供基礎。
1990年代，中國內地經濟開始騰飛，外資希望開拓內地市場，尤其是中國加入WTO之後，加工出口貿易蓬勃發展，香港成爲了外資進入內地市場的重要橋梁。
到了現在，隨著內地企業響應“走出去”戰略的號召，香港又成爲了國企、央企出海的橋頭堡。“在我服務過的央企、國企中，在制定出海戰略時，都會先在香港設立一個實體，進行人員培訓、資産管理、集資融資等活動。”陳得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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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
香港爲內地與世界搭建了一個溝通的橋梁，而世界也通過這個橋梁，分享了中國這個第二大經濟體快速發展的紅利。
其實，圍繞著中國，東京、新加坡也都有發達的金融行業，但他們所發揮的作用要遠遠地弱于香港。
“香港人是最懂中國，又最懂世界的人。”澳洲會計師公會國際市場部執行總經理雷梁煥芹女士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外資企業要入中國，就需要尋找既熟悉中國市場遊戲規則又熟悉國際市場通例的人，而香港人就是最好的選擇。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19年8月31日，香港共擁有160家持牌銀行，但其中僅30家是香港本地銀行，其余均是外資持牌銀行。
再比如保險行業，香港的保險業是全球最發達的，共有162間獲得授權的保險公司，但是最著名的幾家均爲外資企業，如美國友邦、英國保誠、加拿大宏利、法國安盛等。
雷梁煥芹女士也是一位出生在香港的本地人，她在澳洲會計師公會主要負責國際市場，擁有全球視野是她的一大特點。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她流露出一個遺憾，她覺得現在的香港年輕人外語水平不行，這與香港國際大都會的形象難以匹配。
讓香港人一直引以爲豪的是，香港是一座全球大都市，而不僅僅是內地與世界的橋梁。
“國際大都會”“全球城市”，這樣的字眼幾乎每年都會出現在特區政府的施政報告中。比如，1998年的施政報告就寫道：香港可以成爲亞洲首要國際都會，享有類似美洲的紐約和歐洲的倫敦那樣的地位。
2007年的施政報告中更是寫道，香港“既是中國城市，也是全球城市”。在很多人心目中，從主權上來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從全球視野來看，這座城市也是世界的。
香港國際機場一直是香港作爲全球城市的一個象征。從城市人口上來看，香港的人口是740萬，但是香港機場每年卻貢獻著7470萬次的吞吐量，這個數據僅次于首都機場，而北京的人口數量是香港的三倍。
如果僅看國際旅客吞吐量的話，香港機場的吞吐量又超過北京，位居亞洲第一，全球第三。從香港國際機場出發，五個小時可以到達全球一半以上的主要城市。
除了國際金融中心之外，香港還是全球重要的航運中心、貿易中心、咨詢中心等。可能很多人想不到的是，這個並不算太大的城市，每隔不久就會有一場世界頂級的會展開展。
2019年9月4日，廣西鳴鳴果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紀素峰帶著自己的團隊來香港參加了亞洲國際水果蔬菜博覽會，這是他第一次在香港參與這樣的會議。已經在國內水果行業小有名氣的紀素峰，依然被這場博覽會的規模給震撼到，這是亞洲最大的果蔬展了。
雖然受到遊行示威的影響，這次博覽會的規模要比往屆小了兩成，但與國內的博覽會相比，要盛大很多。在博覽會上，他看到各種膚色的果農、服務商、經銷商操著各種口音的英語宣傳交流。
香港並不是一個水果銷售的主要市場，但是其便捷的交通、簽證，豐富的信息、咨詢，讓香港的這場果蔬展能夠吸引那麽多的全球頂級的果農、服務商。
李書沸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香港能夠成爲“全球城市”，在于擁有全球最頂級的公務員團隊、營商環境，商業審批快捷方便；來自全球各地的頂尖人才在這裏聚集，金融、法律、會計等專業的合作氛圍是很多地方無法相比的；香港還實行聯系彙率，與美元挂鈎；沒有外彙管制，資金可以自由進出等等。
法治、自由、安全、高效，本是香港最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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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環到重慶大廈
來自遼甯的劉大鵬已經在香港蝸居了小半年，他看人的眼神有些躲閃。他今年50歲左右，在中環一家足浴店做足浴師。他不願意介紹自己簽證的性質。
“這裏挺好的，沒有種族歧視，大家非常包容的，平常少花一點，一年能攢不少錢。”劉大鵬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他住在足浴店提供的宿舍，爲了節省開支，從內地來的時候帶了好幾條煙，放在床底下，因爲香港的煙實在是太貴了。
中環是香港的金融中心，成千上萬的金融機構、跨國公司總部在那裏聚集。工作日期間，港交所大樓上閃爍的恒生指數會讓一些正在匆忙趕路的投資者突然駐足。和華爾街一樣，那裏是香港最富有、最繁忙的地方，來自各個國家的精英在那裏工作。
但這裏也不乏像劉大鵬這樣社會底層的人求生。在香港這座“全球城市”裏，來自世界各地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人，不管是高端人群，還是社會底層人群，都能找到安身之地。
即便香港有著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成本、房價，但依然吸引著不少人前來淘金，他們被貼上了“港漂”的標簽。“港漂”當中，除了內地人之外，數量更可觀、在香港存在感更強的則是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人群。
這些人很多聚集在一個名爲“重慶大廈”的地方。
重慶大廈位于尖沙咀，與中環隔著一條維多利亞港灣，有兩站地鐵的路程。那是一座有17層樓高的老舊建築，曾經有著嚴重的安全、火警隱患。在那裏，可以看到來自亞洲、非洲、美洲等各個地方的人群，一個黃皮膚的華人走進去之後，馬上就變成了“少數派”。
說起香港的全球化，可能很多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中環，但重慶大廈卻被《時代》雜志評爲亞洲“最全球化的地方”。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麥高登（Gordon Mathews）曾對這座大廈進行專門研究，並且寫下《香港重慶大廈——世界中心的邊緣地帶》。
麥高登將重慶大廈的全球化稱爲“低端全球化”，與中環這種金融中心有著截然不同的表現。那裏能提供一晚200港幣的酒店，可以吃到便宜但很正宗的咖喱飯，大廈裏的貨幣兌換公司，也要比外面的兌換公司更爲發達，能夠兌換十幾種不同國家的貨幣。
在社會秩序上，重慶大廈可以看成是香港的一個縮影。那裏人員複雜，但有著自己的秩序，重慶大廈的外觀給人一種不安全的感覺，但那裏的酒店依然保持著很高的入住率。
但香港這種內在的秩序正在瓦解。
9月8日傍晚，一些暴力分子將中環地鐵站的一個出口燒了，地鐵站內部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破壞。
這讓很多在中環上班的人異常震驚。在香港，有一個普遍的看法，這場運動會沖擊旅遊、零售、服務業等，但不會撼動香港的金融業。只要金融業不受到沖擊，香港經濟的根基就不會動搖。但這一把火，改變了不少人的觀點。
重慶大廈一些門店已經拉下鐵閘，暫時歇業了。大廈門口一天到晚都站著幾個無所事事的外國人。
9月8日，李嘉誠在大埔慈山寺參加法會的時候，向在場的市民談了他對香港局勢的關心。這位九旬老人用緩慢的語氣說：“香港好多年好多年，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外，我認爲今次是最大最大的沖擊。”
有媒體報道稱，他希望香港人能夠渡過這個難關，盼望年輕人可以體諒大局，而執政者也能對香港未來的主人翁網開一面。
而據《香港商報》9月11日報道，在被問及李嘉誠相關言論時，特首林鄭月娥回應說，過去兩三個月都有不少人公開發言，不會評論個別人士的發言。（她）強調法治是香港的重要核心價值，任何違反法治的行爲不應該受到特區政府的認同與支持，政府堅守對違法的行爲依法追究。同時，她強調政府對青年人的關心關愛是特區政策，本屆政府成立兩年多，已透過不同新政策幫助青年人創業、參與政府政策的機會，同意經過反修例事件後可以做更多更好的工作，包括直接與青年人對話和聆聽青年人的心聲。
無論是香港人，還是生活在這裏的其他人，都將會爲這場經久不息的動亂埋單。更爲直接的影響是，與香港毗鄰的新加坡可能因此受益。
9月10日，BBC發表了一篇名爲“新加坡會取代香港成爲亞洲金融中心”的文章，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長期以來，新加坡和香港都在爭奪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在高淨值人士的眼中，一直以來勝者都是香港。如今，動蕩的局勢，讓這場爭奪戰，增加了不少未知因素。
（應受訪者要求，陳銘、劉大鵬爲化名）
